2006年10月6日，美国加利福尼亚时间凌晨两点半。任身体随意陷入柔软的床垫中，罗杰·科恩伯格教授的意识逐渐模糊。26小时的以色列—美国之旅使他疲惫不堪；而就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后，他还将飞赴匹兹堡接受另一个奖项的颁发。
突然，响亮而跳跃的电话铃声划破黑夜的寂静。在半梦半醒间，他隐约听见电话那头一个低沉而愉快的声音：“祝贺您，罗杰·科恩伯格教授！您刚刚被授予200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挂断电话后，他放弃了重新入睡的尝试。
一个将接触科学视做礼物的孩子
在罗杰12岁那年的圣诞节——他虽然还只是大家眼里的一个小男孩，但清澈的蓝褐色眼珠却似乎已开始透露出对科学特别的执著——当他的父亲、1959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得者阿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询问他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时，罗杰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答道：“我只想在实验室里呆上一星期。”或许此时，这个只是单纯为科学魅力所吸引的男孩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星期”将在他以后的人生里延展为贯随其一生的誓言。
“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在为决定做什么而辗转；非常幸运的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很多家庭中的为人父母者都可能具有从事科学工作的背景，然而并不是所有这样的家庭都有一个对科学感兴趣的小孩。虽然或多或少地耳濡目染了父亲对于科学事业的投入，但科恩伯格教授还是认为自己对于科学，尤其是化学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化学是自然科学学科中的王后，”他微笑着，深邃的目光透过身前的玻璃投向远方，“如果在这世上至少应该了解一种学科，那么就应当是化学。”
也正是因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领域的倾心，科恩伯格才最终在布满荆棘，同时亦蕴含了光荣与梦想的漫漫求索中自信而坚定。只有真正的热爱，真正自内心奔涌而出的热情，才能最终征服与熔化禁锢成功的枷锁。在科学研究的路途中，曾经历过无数次乏味的数据收集，也曾忍耐过无数遍繁复的计算推理，然而，科恩伯格从不将这种种当做一种苦行，他反而觉得这是一种值得享受的过程，是一块在崎岖路途上引领真正迷人风景的指示牌。
这正是科恩伯格在实验室中异常忙碌而又散发愉悦气息的身影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不一样的坚持，不一般的专注
尽管对科学与生俱来的热爱使科恩伯格在实验室坚持不懈地工作，然而，单纯的热爱作为激励这位“头饰月桂树叶的人”在春去冬来二十载里始终如一的动力，是远远不够的。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在化学领域的研究，是因为我不断被一份强大的好奇心和一份对解决问题的渴望所驱使，”科恩伯格明亮的蓝眼睛里闪烁着睿智与执著的光芒，“我想要做的是一个挑战—突破—成功的过程，这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然而，对心中所认定价值的追寻亦曾迫使他无数次地濒临困境，这是在科研上与人格上的双重考验与磨炼。使科恩伯格最终捧得诺贝尔奖的课题——在分子水平上第一次揭示记载真核转录的过程，一开始并不为某些人所看好；而在忠诚于自己的选择后，他甚至曾遭到过质疑：他究竟有没有解决该课题的能力？即使有，却又能否将这个或达几十年的枯燥的钻研过程坚持下来？
二十余年来，科恩伯格用他的坚韧，坦然而骄傲地面对着世人的注视——无声，但却异常震撼。面对每一次重大突破，他欣慰地微笑，之后继续探索新的尚待解决的问题；而面对突破之前近乎绝境般的困难，他仍旧保持着嘴角上扬的弧度，不轻言放弃：“坚持；只有坚持，才能度过艰难的时期。”似乎岁月的潮水也未能将他对投身自己所钟爱的事业的满足感洗刷掉一分一毫：“乐观；保持希望，眼望未来，才能克服沮丧。”因而，这世间尊重坚持的人，并不吝啬给他们以极高的赞美与奖励。
然而，是否仅靠坚持就能毫无阻碍地攀登成功的巅峰？究竟怎样的坚持才能真正点燃令人瞩目的智慧光亮？在科恩伯格看来，真正的坚持不仅在于自身坚韧的品性，更重要的是睿智的选择。在他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习过程中，曾经选定一个科研项目并为之整整奋斗了两年。然而一天早上，当他醒来的时候，一个绝妙的主意突然浮现在他脑海中——一个更好的、比之前所想到的都要好的想法。于是他毅然推翻了付出两年心血的“建筑”，转而在一片更广阔、更具价值的土地上重新奠基。科恩伯格的阐述生动却又平静：“你可以坚持研究10年，像个真正的奴隶一样；甚至可以每天工作20小时，每周工作7天，一年工作365天。但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那么就把这些都抛弃掉吧！”正是因为他不懈的坚持，以及开放的、灵活的思维、睿智的判断力和敢于舍弃的魄力，这个以实验室为家的学者才最终做出了对人类意义非凡的贡献。
而与此同时，超乎常人的专注亦是使科恩伯格得以在经受挫折时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之一。这种专注源自他对科学事业的挚爱；反过来，又使得他在科学事业上的坚持更为长久。这种内在的凝聚力为科恩伯格摒弃了几乎一切纷繁的干扰因素，二十余年来不曾削弱。也正是因此，最终的荣耀加身便显得顺理成章。
成功源自每个人的创造力
没有杰出的研究伙伴，也许科恩伯格尚无法站在当今生化领域如此的高度上；然而即使拥有同样才智过人的合作者，被纯粹科研工作占据全部思维的学者亦难以触及诺贝尔奖的光环。似乎这个奖项并不只是对科恩伯格学术成就的单纯嘉许，更如一块精致入微的三棱镜般，从各个角度折射出他的过人才华与新颖思路。
如果让导演以一个镜头来表现出科研与绘画的场面，前者通常是实验室里许多科学家激烈讨论的身影；而后者经常是一个画者独自在喧闹的广场上用手指涂抹画布。然而，科恩伯格并不这么认为：“虽然团队协作十分重要，但是科研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甚至可以说是一项个人的活动。”每个人固然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但其做出的个人贡献正是由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研究了所擅长的某一个特定问题，才最终依靠个人创造性而取得成功。在科学领域中，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是在团队意义上完成的，而是更多地通过团队中的个人对具体问题“分而破之”来做成的。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科恩伯格睿智而清晰地定位了自己的职责所在——找到每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及其最得心应手的领域，并且极富技巧地将一个庞大的课题分割成若干相互关联的具体问题，从而交由他们逐一攻坚。这种做法不仅目标明确，亦因善取人长而具有显而易见的极高的成功概率。
然而，如果仅仅满足于个体研究问题所取得的散碎成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团队已沦为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显然，重视个人在团队中的作用并不能代表科恩伯格忽略团队协作的价值：“个人可以解决分散的、独立的问题，然而更高的境界却是将这些问题整合到一个更具意义、更伟大的课题中。”从他的话语中可以透彻地体会到，单颗钻石固然价值不菲，但如何将每颗独立的钻石经过打磨串联而成世间罕有的饰品，让它们的濯人光芒交相辉映，散发单颗望尘莫及的夺目光彩，才是团队协作的真谛所在。
科恩伯格如此打磨二十余载，在其优秀的团队成员科研贡献的基础上，以过人的领导能力和极具创造力而又不失审慎的思维方式最终锻造出了一支诺贝尔奖的精良之师，一支将个人价值与团队凝聚力并重的队伍，一支在他人眼中“最棒的团队”。这也正是他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
如果不能给世界以自由，至少可以给个体以自由
当科恩伯格还是学生的时候，导师将他领到实验室中，允许他做任何自己想干的事情：“拥有自己选择想干什么、想研究哪个领域的自由，是使我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我的实验室中，我会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我不会向他们灌输我的观点，而是尝试去说服他们。如果他们有自己的见解，我会充分鼓励并支持他们。”这种自由与其看做是矗立于哈德逊河畔的女神雕塑所象征的意义，毋宁说是一种对自我定位的认知，一种遵循内心最原始、最真挚的召唤的觉悟。如果说自由女神扬起的手臂是世界未尽的梦想，那么自我解放却是在经过缜密判断与卓绝努力后得以成行的远航。
如果不能给世界以普适的自由，那么至少给个体以能够追求其理想、完成其追求的空间吧。
丛林迷人幽暗深远，
可我早已许下诺言，
路途遥远岂敢酣眠，
路途遥远岂敢酣眠。
这段话摘自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的著名诗篇《雪夜林前小驻》。无论在深夜抑或黎明，每当科恩伯格感到困倦、低落的时候，他都会反复地轻吟这些优美且蕴涵深远的诗句。从中，他汲取了激励的力量以及在现有成就上走得更高、更远的渴望，并重温了一个想要证明自身价值的学者在科学圣殿所许下的诺言，维系一生奋斗与荣耀的诺言。
[采访手记]
对科恩伯格教授的专访，不是在万众瞩目的镁光灯前，不是在安静肃穆的会客厅内，而是在轿车这个相对略显狭小的空间里。
因此，我在采访前不停担忧的，不是被灼灼视线所投注后的紧张，不是在绝对严肃的氛围中唯恐犯下的错误，而是害怕车外的环境太过嘈杂，甚至可能导致采访的质量不能保证甚至无法顺利完成……
然而，担忧之外，在采访的准备阶段里，另一种强烈的心情也是值得一提的，它几乎贯穿了采访过程始终，并最终得以凝成文字的实体——这就是对于伟大科学成就的崇敬。
采访之前，找资料、准备提纲几乎持续了一个星期。每天早上睡意朦胧地冲好咖啡，总是在科恩伯格醇厚、沉稳的声音中逐渐醒过来——而手边的咖啡却总是忘了喝。
而直到亲耳倾听到科恩伯格的思想解读，亲身感受到一个渴望科学、同样被科学渴望的灵魂所在，我才真正意识到为何是他赢得真理的赞叹，获得其领域中最高的赞誉。
采访当天，站在北京饭店堂皇的大厅里，正兀自紧张等待的我被旁立者身上响起的手机铃声着实吓了一跳。原来，她是科恩伯格的随行人员。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切入正题之前，教授与她竟随意地聊起天来，而非我想象中的指令。我是不是因此可以理解为教授对我这稚嫩的学生记者也将如此友善？
是的，现在回想起来，这简直是当然的了。如果说科恩伯格学术上的业绩令人敬畏，那么他人格上的崇高便如璀璨夺人的光源，令人不禁沉醉于由那磁性声音所引出的睿智之中。
“You are the most welcome（非常欢迎你）！”科恩伯格的平易近人帮助我轻易地理清了发问的思路。而当我谈及他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时，他并没有一一叙述自己如何凭着对科学的喜爱而攻克难关，最终取得成功；而是于轻描淡写中流露出几分轻松、几分自由，甚至是几分惬意来；仿佛在二十余年艰苦的科研工作中，他都是边嚼着最爱的松饼，边半倚在摇椅上翻阅报纸，享受午后阳光的照耀。
没错，他一直享受着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一切，无论困难或是荣耀。于是，我明了一件事，这种态度绝不是科恩伯格教授在成功以后才形成的，而正是他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王晓 采访、撰文）
李政道
31岁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年轻的他让科学界第一次认识到华人智慧的力量；耄耋之年依然奔波于世界各地，对知识孜孜以求，对物理不离不弃。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对真理的探求从未停歇。不因美誉而自喜，不为失败而落寞——李政道是“学术江湖里真正的侠士”。严谨治学，真淳做人，当研究万物运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的心中自有辽阔天地。
李政道（Tsung-Dao Lee），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主任、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20世纪40年代，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由此立下为物理学奉献终生的志向。1946年赴美求学，从事流体力学、统计物理以及凝聚态物理方向的研究，194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与杨振宁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也成为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