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
他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到西方世界，并以现世视角不断对儒学进行新的解读和诠释。他治学严谨，视野广阔，惯以“常为新”的态度发掘传统文化的深远内涵。博古通今，思辨时常显智慧超拔；胸怀天地，谈笑间自有气度非凡。究天人之际，思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新儒学”的旗帜下，他是一位睿智的学人。
杜维明（Tu Weiming），美籍华人学者，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北京大学资深教授。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在哈佛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自1967年至1981年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1981年起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讲座教授。1996—2009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09年在北京大学组建高等人文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长期致力于深刻阐释并向世界介绍儒家经典，同时以文化多元发展的眼光审视传统儒学，并在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和比较哲学等跨学科领域作出了世界公认的贡献。
远远看去，他被一圈圈看似矛盾的光环围绕。一个西化的当代人，却为两千年前的东方儒学代言；一个华人，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连获第九届国际退溪研究奖（Interna-tional T'oegye Studies Award）、联合国生态宗教奖等国际大奖；一个学者，却屡屡出现于聚光灯下，在儒学第三期发展、新轴心文明的设想、“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启蒙反思”、“全球伦理”、“东亚价值”等领域引起国内外思想界极大反响。
他便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知名学者——杜维明教授。
2008年9月24日，这位年逾古稀的温儒学者在北京大学博雅塔西幽静的办公室内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娓娓话语中间，杜维明的求学、治学之路如画卷般缓缓展开，“矢志不渝”是画面中最瑰丽、最夺目的色彩。
自我定位——儒学已是我的生活
1951年，小学五年级的杜维明随家人来到台湾。和许多中学生不同，文、理科兼优的他在高一便立志修习文科。这份动力源自中学时代的儒学启蒙老师周文杰。周老师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课教员，却挑选了几名“可塑之才”，于课外单独教授儒家经典。周老师曾告诫学生，研习儒学并不是一门可以赚钱的行当，而且一定要坚持学习几年以上，耐不住寂寞的人可以退出。杜维明并没有被吓退，在跟从老师读到《大学》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已被儒学深深吸引，并愿以此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
高中毕业时，杜维明以极高的分数考入台湾东海大学。上世纪50年代的东海大学是一所秉承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和培养学生人格全面发展的大学。杜维明与东海大学的邂逅，源于他结识了师祖辈的儒学大家牟宗三先生。杜维明后来说：“在与牟先生的接触中，我感到震撼，因为他展现给我的多半是真的东西。后来牟先生应徐复观先生之邀，到东海大学创办中文系。我想跟他多念些书，所以就算东海大学是六流、七流，我也去。”
大学时代的杜维明经历过几次人生的重大选择，首先是从炙手可热的外文系转到了边缘冷门的中文系。杜维明的父亲曾在南京金陵大学攻读过外文和经济的双学位，受其影响，杜维明报考了当时东海大学最难考的外文系。然而，对儒学的热爱以及哲学大师徐复观先生的建议最终促使杜维明转到了中文系的义理（哲学）专业。“对此，有的亲戚表示不理解，认为学外语以后进入外交、经济等领域都可以发展，一个中国人去学中文就是自甘堕落。社会舆论更加奇怪，读外文系便感觉你很现代、很超前；读中文系就觉得你很保守、没有创意。”
虽然进了中文系，杜维明还是感受到英文的重要。“我建议青年人一定要多花时间把英文学好，给自己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于是，杜维明迎来了第二个重要选择——选修外文系的全部课程。两个专业的繁重课程并没有摧垮他的斗志。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曾于大学四年级获得台湾大专英文演讲比赛第一名；在此之前，这个比赛只是外文系的天下。“有些人说我的成长之路一帆风顺，完全不是这样。”原来，大学三年级时，杜维明曾参加过学校预赛，内容是在礼堂做10分钟的英文演讲。几乎所有人都确信，杜维明将取得代表学校参加决赛的资格。然而刚讲到第3分钟时，自认为准备充分的杜维明与教练的目光不期而遇，顿时大脑一片空白——他忘词了。落选后，难过异常的他和母亲谈到这件事。母亲鼓励他多加练习，还说自己也曾参加中学的演讲会，因为怯场错过了很多机会，于是便站在家里的桌子上反复练习，最终克服了害羞。母亲的激励、不服输的韧劲、认真的求学态度，使杜维明在大四时终于过关，并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比赛中力拔头筹。
谈到外语学习的诀窍时，杜维明认真地说：“第一，不要把学习语言当做负担，而要把它变为持之以恒的日课，每天一定预留一个小时学英文。第二，要常常加力度，自己给自己加码。比如，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中文世界中，但不管是看电视、看电影，还是看杂志，只要有学习英文的机会都不应放过。”
年轻时的杜维明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学生，在中文系专业课和外文系课程之外，还曾广泛涉猎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多领域的知识。学得多并不代表学得乱、学得散。他并不是漫无意识地囫囵吞枣，而是在为日后“以比较思想史为范围，集中探索儒学传统的核心价值”打下坚实的基奠。胡适先生讲过，学习知识既不能像一张白纸，也不能像一根竹竿，而应该像一座下大上小、阶梯上升的金字塔。在处理“泛”与“精”的问题上，他自有一套心得：“第一，要有方向性和目的性，但不能太功利主义。做学问与做生意不同，最好不要走捷径；即使有捷径可走，也要很自觉地去砥砺自己。第二，知识的广度与深度、点与面间的配合不可或缺；要认识到，底子扩大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他至今记得徐复观先生的告诫：“你的胃口太好了，可是不管胃口再怎么好，也有消化不良的时候。”对知识的兴趣固然是关键，但也容易因此误入“贪心不足蛇吞象”的陷阱。
人生的旅程中充满无数艰难的选择。尤其对于初涉世事的青年来说，面对纷繁的机遇、诱惑、挑战、挫折，迈出的每一步都可能深刻改变一生的命运，都将铭写出专属自己的生命轨迹。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儒学之种在杜维明心底生根、发芽。也许当他决定踏上这条征途时，并不清楚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但此后他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在朝他的志向靠拢，帮助他明晰自我定位与精神归属。一步步走来，他越发觉得，儒学早已不是脚下的路，而已融入他的血液、他的生活，筑成他的灵魂家园。
善用机遇——“不患妨功，只患夺志”
俗语说：“机会留给有准备之人。”1961年，杜维明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海大学毕业；带着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21岁的他远赴美国，开始了一段哈佛的寻梦之旅。那时候，儒学研究在美国是非常边缘化的，就连西方汉学界鼎鼎有名的杨联升先生也曾对杜维明的坚持表示怀疑。刚到美国之初，杜维明便不得不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我在哈佛的第一个选择是哲学系，当时的哲学系受到分析哲学的影响，不仅没有很好的教授，而且完全被边缘化，所以便进入思想史的领域。”而在中国研究的领域，西方汉学的特色与清代乾嘉朴学联系紧密，绝对反哲学，与杜维明所学的冲突激烈。然而，他还是找到了东、西方汉学的契合点，算是初步平衡了理想与现实的天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来的哈佛时光中，杜维明频频遇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和诱惑。一是亲戚的不理解，他们纷纷劝说杜维明抓住留学美国的良好契机，学个热门又赚钱的专业，而不要抱残守缺、封建落伍。二是与社会期许不相符，其中两件事情让杜维明印象深刻。当时的美国社会也存在“重理轻文”的现象。由于杜维明的理科成绩很好，于是在哈佛的第二年，吕士朋教授找到他，建议他“往前看”，申请念哈佛的物理本科，毕业后前途光明。几乎同时，一位文科优秀的学生报读理工科，当教授劝他去念哲学时，他竟然痛哭流涕，觉得教授看不起他。迷人的诱惑、沉重的舆论压力并没有动摇杜维明对理想的执著。回忆起那段“在刀尖上跳舞”的岁月时，杜维明一笑置之：“我觉得周遭的反对声音太荒谬了。我在中学时就已经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又经过大学的磨炼，到哈佛来为什么要轻易放弃呢？”
将兴趣发展为职业，并用一生去坚守，恐怕是哈佛的求学经历带给杜维明的最大启示。而在“去与留”、“利益与理想”的博弈中，他经受了重重考验，也愈加明了胸中那沉甸甸的原来竟是理想的重量。许多年后的今天，杜维明可能还会为当初的坚守而感到庆幸。他讲述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我有一位专门研究机械的同学，人文才华很了不起，文笔、绘画、音乐都是一流，却由于父母的压力而选择了机械。虽然他事业上很成功，但我看得出来，他是个不快乐的人。每每说到绘画或音乐，他都有种深沉、愤慨的情绪。可见，有的人是通才，念什么都行。有的人在一方面有很大的才，另一方面没什么才，逼他去做，即使做得很好，才华没得到发挥，也不快乐；即使在其他方面很成功，对他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现代大学生实习忙”的现象时，杜维明肯定了实习的好处，但他同时强调：“王阳明曾说‘不患妨功，只患夺志’；这就是说，一些事情使你的修养进程受到阻碍，这没关系，但是志向不可以剥夺。去哈佛之前，我曾服兵役一年。从军时很忙，但是在田野里照样可以随时翻看小本的《论语》。如果你的心在学习上面，怎么忙都没关系；如果你的心不在，即使给自己再多的时间念书，也没有成效。”
近年来，杜维明长期活跃于国内外学术舞台，也曾被人质疑“频繁的学术活动挤占了宝贵的创作时间”。对此，他一笑了之，并没有过多解释；而我们也最终理解了其中的原委——正可谓“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理想的光芒才是人生路上的启明星。也许你曾为此走过弯路，受过诘责，甚至至今终日忙忙碌碌却无所作为，但只要你明确自己所走的路和所追寻的目标，就算付出再多的汗水、再多的血泪，也可以自豪地说：“为了实现理想，我从不后悔。”理想就像一组同心圆的圆心，有人直奔圆心，有人却从一个圆慢慢转到另一个圆，但只要轨迹是始终向心的，那么付出的一切便都是值得的。而这个道理，正是“不患妨功，只患夺志”短短八个字所揭示的。
追求成功——自我砥砺，“坚苦”磨炼
2008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2008奥运·冠军论坛”上，杜维明曾提到冠军必须在成功的背后追求人生的意义；实际生活中，他也以此严格要求自己。
哈佛留学的机遇、儒学名师的启蒙、国际学术界的器重……这些经历和荣誉在许多人看来都是莫大的成功；然而，杜维明自己更看重的却是通往成功之路上的艰辛与奋斗：“很多人说我在学术界一帆风顺，对我自己来说，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几乎没有一件我得到的东西不是通过深思熟虑和长期奋斗而得到的，因为我不走捷径。”杜维明很欣赏朱熹去世前说到的“心智上的‘坚苦’”，并从求学时期就着意培养自己的“坚苦”意识；简单地说，就是把成长路上的每一件小事都当做学习的助推力，而且为此做一定的准备。在哈佛时，杜维明曾遗憾地退过一门课，因为当时他的英文水平还不足以完成45分钟内写两篇英语短论文的考试内容。对于要强的杜维明来说，这是个不小的“耻辱”，但他并没有沉溺在失望情绪中，而是把这个“耻辱”转化为发奋学英语的动力。熊十力先生曾讲：“为学不易，做人十难。”在提升自身修为的路上，总是难免寂寞、彷徨，也难免受伤，然而心智上的“坚苦”与沉潜却能助人“守得云开见月明”，“拨开迷雾见太阳”。
杜维明认为，成功之后还需追寻人生的意义：“17岁到21岁的年龄段，青年人会经历‘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会开始特别尖锐地意识到‘我是谁’、‘我要干什么’等问题。古希腊有句名言：‘没有经过考验和反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如果你成功了而没有意义，从长远来看终究是值得惋惜的；如果你一直在追求人生的意义，即使不一定成功，虽然不一定圆满，但起码还是充盈的。我希望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孔子说‘吾十五志于学’的时候，青年人能开始关注‘意义’的问题。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它能帮你寻到真正的意义。”
杜维明非常关心“青年人追求成功”的话题，也愿意与我们一道分享生活阅历带来的启示。他谈道，首先青年人的志趣一定要高，正所谓“立志在上可取中，立志在中必取下”。宋儒张载曾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豪言壮语；汉史司马迁曾立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志向。在人的青年时期，自我期许和理想定得越高越好；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却是越踏实越好。其次，青年人要学会文化分享，因为文化素质越高，不同文化间对话的可能性越大。作为“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青年人更应担负起“中国文化代表”的责任。再次，要学会应对挫折感，能够忍受挫折，接受失败，并学会在失败和挫折中磨炼自己；切不可因一时得失而辜负自己的生命和亲人的殷切期望。
五十年前那颗小小的儒学之芽，如今早已成长为参天大树。找准自我定位，善于抓住机遇，从不偏离理性的航向，用愉快的精神状态接受艰苦磨炼……风雨不必细数，这些杜维明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却值得一一翻阅。
十载风雨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成长路上，无需话凄凉。不同的机遇、不同的选择赋予了我们不同的人生色彩。细数过往，是否也有这般微小的种子偶然落于你的心田？静夜时分，你感受到破土而出的萌芽了吗？
[采访手记]
九月终是渐渐凉了下去，衣衫依旧单薄的我在风中抖得像簌簌的秋叶。为了下午三点钟的采访，翻过第一教学楼后面的假山，一路小跑来到了杜维明先生办公的地方——博雅塔西的一栋古色小楼。
值班老师边寒暄边递了杯热茶给我。坐下来，捧着茶杯暖手，不禁一阵感动，把准备了一周的采访提纲温习再三，按下忐忑的心情——这是我的“记者生涯”接下的第一次重要专访单。
三点刚过，杜先生在楼前叩门。这位68岁的黑衣老者竟是从很远的地方徒步走过来的。一见到我，杜先生便说：“是采访的同学吧？不好意思，我回来晚了。来，到我办公室，我们开始吧。”
放录音笔的时候，我便感到自己的手在颤抖，第一句问候语也是在结结巴巴中吞吐出来的。杜先生笑着说“别着急”，随即从包里拿出我传给他的采访提纲：“我仔细读了你的提纲，也基本了解了你想要知道些什么。到时候如果我说跑了题，请随时打断我，问出你最想得到的信息。”
在前期“做功课”时，我曾查阅一位记者的采访手记，里面提到的满是杜先生的随和与儒雅；受其影响，我很注意杜先生在同我谈话时的姿态。然而，令我感触最深的却是杜先生的认真。他非常注意听我说的每一句话，总是对我示以鼓励性的点头，这便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被尊重的。当我提到花了四个小时查阅他的生平和文章时，他会满脸兴趣地问我为什么；若是我说话太快或咬字不清，他又会停下来仔细询问。
当杜先生侃侃而谈时，也不忘和我进行互动：“当时的东海大学是个宗教学校，你知道中国有名的宗教学校有哪些吗？”“你知道什么叫大学的社会资源吗？”“也不能说出国就是‘镀金’，那是个贬义词。你想出国吗？”“你是中文系的学生啊，那你准备选读什么专业？喜欢哪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都读过哪些中国的古书？”……
说到我不熟悉的人名或者格言时，杜先生会认真地写下来，以便我能迅速、正确地记在本子上。说到兴起之处，他索性边讲边在纸上比划，推荐我读的一本书、欧洲著名研究院的名称、自己曾翻译过的外国名词、自己喜爱的儒家格言……此时的杜先生似乎情不自禁地进入到了日常的学者状态，让我觉得非常可亲可爱。
面对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杜先生并没有摆高姿态，从不用拗口、高深的术语，反而和我分享了很多独家小故事。学英语的心得、演讲比赛的失意、在国外求学时的挫折、大学里隐秘的小骄傲……这些我并不曾在其他访谈中看到，所以也迫不及待地想和读者朋友一起分享。
杜先生也是严谨的。每当我提出采访提纲中不曾有的问题时，他总会十指对扣放于嘴边，仔细思索后才回答。这可能是一位学者惯常的严谨态度，也可能是一位久经媒体考验的“文化战士”养成的习惯，但这种不随便发表意见的负责任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面对这样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我不太敢让他评判我的思想，刚开始和他对话时，总是害怕他会突然板起脸来，硬邦邦地说我的理解不对或者我的问题太过幼稚。但采访过大半后，我才发现自己是多虑了。其实和杜先生对话，不用过于谨慎小心——一位富有涵养的学者是不会在乎说错一个字这种小节的。理解了这一点后，我逐渐放松，全心投入到这次有趣的对话中。当我由衷地说出哪个观点对我启发很大时，杜先生笑了：“谢谢！”
杜先生很忙，却和我聊了将近100分钟，远远超出了预约好的一个小时。开心地告别，走出办公室后，我听到杜先生对值班老师说：“这个小姑娘不错！”我抿嘴窃喜，快步走出楼门。秋风吹来了新鲜的泥土气息，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不禁胸腔爽朗。回头望一望那火红的画梁、铺满青草的石阶，小楼依旧默默地立在秋风里，躲在假山后，但那盏灯光下，有一位老人也许正在奋笔疾书吧。
每每想起这幅场景，便觉得心中温暖。这就是学者的人格魅力。
（王穆 采访、撰文）
罗杰·科恩伯格
头顶诺贝尔奖的熠熠光环，却丝毫不拒人于千里之外，面对成败，他的嘴角永远保持着上扬的姿态。秉承父亲的科学基因，加上后天的耳濡目染，当罗杰·科恩伯格还是个孩子时，就拥有异于常人的科学情结和学术禀赋。他形象地将化学比作“自然科学学科中的王后”，更以几乎神圣的崇敬和挚爱倾注着他毕生的心血。热爱并专注，这是最单纯的动机，也是最有力的作为——罗杰·科恩伯格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大师。
罗杰·科恩伯格（Roger Kom-berg），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67年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72年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担任斯坦福大学教授之前，曾任教于哈佛医学院生物化学系。2006年，因对“真核转录的分子基础所做的研究”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其研究使了解基因的转录过程成为可能，在生物科学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