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王世贞的《觚不觚录》记载了明代干谒者的谦称，比如正德年间一大臣干谒宦官刘瑾，自称“门下小厮”；嘉靖年间，一仪部郎干谒翊国公，自称“渺渺小学生”；到了王世贞生活的年代，干谒者的谦称更是花样繁多，什么“将进仆”、“神交小子”、“未面门生”、“门下沐恩小的”，肉麻到连涵养极佳的王世贞先生也忍不住给出“皆可呕秽，不堪捧腹”的评价。只消看看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究竟如何干谒，便知唐人的自矜是多么难能可贵。
而同样难能可贵的，是唐代公卿对待行卷者的方式。你以为行卷者求人推荐自己，肯定是行卷者拎着大包小包礼物讨好卖乖？事实恰恰相反：经年累月投身科举之中，没有旁的收入，大多数举子都会遭遇经济危机，只有小部分家底殷实的举子能扛住；另外京城物价高昂，这对于普通举子无疑是雪上加霜。举子们为了行卷“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劳顿一天之后回到住处却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因此公卿对行卷者，既在前途上给予提拔，也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前者是只针对才华突出者，但后者，几乎是针对所有举子。
举子上门行卷，无论文才好坏，公卿们都要给一点钱物。钱物或许不多，但亦能稍稍补贴举子们贫寒的生活。——求人者往往是弱者，被求者往往是强者，社会生了病，才会让弱者用本就不多的力量去讨好强者，而强者还挖空心思在弱者身上搜刮自己本就富余的东西。唐代社会肯定有诸多弊端，但是行卷的存在让人向往那个时代，它多么温馨健康：弱者不用讨好强者，强者将自己的力量慷慨赠出，帮助弱者变为强者。有这样的规则，唐朝的传染病叫做力量。
比强者帮助弱者更加难得的，是唐代行卷时文人彼此相重的风气。从来文人相轻，秀才看不起秀才，反正文章的评价标准不是唯一的，文人们正好乐得肆意评判，自认老子文章天下第一，别人的终归逊色了些。那架势岂止是敝帚自珍？简直是舍我其谁。
最早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个观点的是曹丕，说明即使是在铁血豪壮的三国时代，文人相轻仍是常态。
但唐代文人胸怀前所未有的豁达，和谐有爱的故事时时发生：
张籍主动向朱庆馀讨要了二十六篇作品，藏于袖中、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就将朱庆馀夸到哪里；柳宗元对待一个并无特殊才华的行卷者，亦认认真真回信赞扬鼓励，并热情地告诉行卷者，能读到他的行卷，自己感觉多么幸运；韩愈和皇甫湜读了牛僧孺的行卷惊为天人，立即为他做了一场秀：首先安排牛僧孺在闹市住下，并嘱咐他某一天别闷在家，尽管出去溜达。到了那一天，韩愈和皇甫湜乘宝马香车招摇过市，抵达牛僧孺住处后，在牛家门上用大字题写，说韩愈与皇甫湜一同来此求见牛僧孺，却可惜无缘相见。如斯大手笔地捧抬牛僧孺，他想不红都难……
除却毫无保留的欣赏，文坛前辈往往还对新秀们付出十足温情，比如朱庆馀在考试之前寄诗给张籍，“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表面上说的是闺房事，女子问夫婿自己的眉形画得是否时尚，其实是朱庆馀含蓄试探自己有无登第的可能；体贴的张籍也及时回信“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表面上说的是穿着华贵的女子比不上歌喉妙绝的采菱姑娘，其实是盛情称赞朱庆馀才华过人，及第没有问题。一问一答，缱绻非常，不像是一人求另一人帮忙，倒像是情人间心有灵犀的唱和。
当然，不是每一位公卿都尽心尽力地推荐举子，公卿们亦各有各的脾性，许多行卷都被公卿当作废纸卖掉了。不过，行卷这项习俗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此，它约束着社会上的名流显达：
也许你水平有限、不善辨才，也许你生性淡漠、无意荐举，但是行卷的习俗驱使你，哪怕是推荐一个不够有才的人，哪怕只是敷衍了事，你总得在某些时候，做出一点推荐之举。行卷的习俗强迫你，无论如何，你总得学会欣赏什么人。
5.布褐将白头
考试之后，二月放榜，按照唐代进士科百中不过取一二的录取比例，落榜的总是大多数。这大多数并不收拾包袱回家，他们继续留在京城，怀揣着“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理想，为新一年的秋季行卷做准备。
在落榜后的闷热夏天里，举子们偶尔沮丧，偶尔认真考虑该不该放弃，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在长安城里某一间小书斋，挥汗如雨地准备全新的行卷作品。若以旧作行卷，怎能让人看到自己这一年的进步？也许，再进步一点点，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够到金榜了吧？这样想着，时间如水般淙淙淌过，少年逐渐白头，雄姿英发的身影亦慢慢佝偻，有些人最后获得了成功，有些人始终没有。
但是那些成功者和失败者，他们都不知道，我有多么感谢他们的孜孜不倦。无论他们在考场上胜负如何，正是他们一年又一年的奋斗，让诗赋不断进化，终于变成各种漂亮的模样，带给我无穷的快乐与忧伤。
说来奇怪，为什么唐朝进士科考试要以诗赋为主？为什么一个国家会以诗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放眼世界史，这种标准也算得上是特异的。想想真是奇景：庞大而精密的国家机器里，上上下下都是诗人；高官聚会，是政治会议，也是诗会；全国最重要的职业技能考试，只需要你吟诗作对，凭着“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样悠远飘渺的句子，你就能成功上位……毋庸置疑，唐朝就是一座用诗建筑起来的帝国。但是，为什么选择诗？
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诗教传统，古人相信诗歌对社会具有极佳的教化作用，它优美的音韵、铿锵的节奏、曼妙的措辞，使它拥有普通文章所没有的魔力。同样一件事，用诗的方式来表达，更能撼动人心。所以《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正是中国古代正统诗学的庄严面目，与大唐诗人的风流旷达大异其趣。
这是唐代诗人钱起参加进士考试时所作《省试湘灵鼓瑟》的最末两句。这个绝妙的结尾令钱起诗名大振，而这首诗亦帮助钱起顺利及第。
一言以蔽之，诗歌就是万金油。
亦有人说是因为唐代统治者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从北方进驻中原，竭力想要证明自己就是正宗，竭力想和汉人文化接上轨。
而汉人文化，其中一个极有分量的方面，就是崇尚诗赋。
这些观点颇有道理，相信它们都是唐代诗赋取士的重要理由。
然而，为什么诗教传统没能让每个朝代都以诗赋来取士呢？蒙元、满清入主中原后，亦想方设法与汉人文化接轨，但他们为什么完全摒弃了科举考试以诗为主的方式呢？其实我想，唐人特特看重诗赋，并不需要这样或那样堂皇的理由，爱诗，就是他们最大的理由。
不要管谁是他的偶像，也不要相信他的座右铭，只需看一个人愿意在什么事情上花大价钱，你就知道他真正的心头好是什么，这个定律多半不错。唐人对诗，就很舍得花钱，名诗人们仅凭卖诗便能过得活色生香。
白居易一首诗轻轻松松就可以卖上一百金，而名篇《长恨歌》卖给勾栏竟卖到了五百金；写出“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这样绝美句子的李益的诗篇则成了代金券，无论是到酒馆还是戏院，无论是点菜还是坐轿，付不出现金不要紧，付得出李益诗即可。别说卖诗听起来不够高尚，买诗听起来像是侮辱，在我看来，人们在衣食住行上挥金如土，却不愿意给璀璨的诗篇开一个好价钱，才是对诗人最大的侮辱。
对于唐人来说，在诗上一掷千金，还仅仅是爱诗的浅层次表现。他们愿意将诗铭刻在身体里。
唐代某位县令，捕得罪犯李胜，判罚杖刑一百。临刑之时，李胜脱下衣物，浑身刺满时人诗作。县令登时来了兴趣，也不行刑了，急忙贴着李胜的皮肤逐首品读。电光石火间，县令猛然发现一首七绝格外眼熟，仔细回忆，这不就是自己的作品吗？县令大为感动，立即命人给李胜松绑，并且免了那一百杖的刑罚。是，此县令缺乏原则、法无定法，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但是，为什么我读到这个结局时，竟然感觉温暖？我完全明白那位县令的感动，我与他一样感动。
荆州人葛清，自颈部以下，浑身刺满由白居易诗发挥而来的诗意图。比如一棵树上挂着丝缬，代表的是“黄夹缬林寒有叶”；再比如一人端着酒杯靠近菊丛，代表“不是花中偏爱菊”——这是《酉阳杂俎》上的记载，作者段成式记忆错误，“不是花中偏爱菊”乃是白居易好友元稹的作品。不过，这幅图亦与白先生的一句诗恰恰吻合，那就是“移尊就菊丛”。三十多幅刺青，覆满除面部以外的所有皮肤，葛清将受之于父母的身体发肤，全都贡献给了他深爱的诗人白居易。时人称他为“白舍人行诗图”，对于此称号，想来他是欣然接受的。
在那个嗜诗如命的时代，李胜、葛清就是寻常人，如他们一般将钟爱的诗歌刺在血液中、绣在皮肤上的小伙子比比皆是。只是有人刺王维的《辋川集》，有人刺罗隐诗百首，各有各的偏好。
街市上的混混，也以在身体上刺满诗歌为荣，若是刺有名诗人的最新力作，身价即刻翻番，出入声色场所都能得到歌女们青眼相加。
闭眼想象此情此景，莫名有些鼻酸：彼时，就连小流氓、小歌女都读诗品诗眷恋诗。那样的流金岁月，还会重来吗？
唐人以自己为原点，通过干谒、行卷等自荐活动，信心满满《酉阳杂俎》中的原句为“不是此花偏爱菊”，但句义不通，想来是段成式的笔误，应为“不是花中偏爱菊”。
地向外面的世界扩张，发誓要建立自己的版图。张九龄与王维说得清高，但就是他们，也曾四处自我推销，“何求美人折”之类不过是失意时的自我安慰罢了。
而古今中外诸多自我安慰的话中，有哪句比得过《哈姆莱特》的一段台词呢？“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我仍自以为是无限宇宙之王”，骄傲不折不扣，磅礴已极。但这句话若交给唐人，他们亦会用行为回答：躲在果壳中一个人为王？如果被关在果壳中，就应该打破果壳，然后走出去，踏上万众瞩目的宇宙之巅。
那只在空山里歌唱的鸟，眼睁睁看着最美的歌融化在空气中没有痕迹，心情一定很寂寞吧？我一直觉得，这是个很悲伤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