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章、梁讲学的波澜起伏，胡适和周作人在天津、北京的表演，可就没那么多戏剧性了。这里的差别在于，前两者乃大名鼎鼎的政治活动家，主要舞台在社会而不是学堂，其讲学因而构成一种“事件”；而后两者则是刚刚“暴得大名”的归国留学生，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讲学乃分内之事。
其时的太炎先生，正到处发通电，指导各路诸侯如何安邦治国，虽然效果不佳，但毕竟适合于“外行看热闹”。梁启超自1920年春欧游归来后，专注于文化学术，拒绝从事实际政治，但也不希望将自己固定在某个学堂。若使用传统的概念，章、梁的自我期许乃是“一代大儒”，或曰“通人”，而不是“专家”。毕竟时代变迁，周、胡二位名声再大，也都不再以“通人”自诩。伴随着西学东渐大潮，专业化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作为新文化人的周作人和胡适，其自我定位和社会期待均属于“文人”兼“学者”。
四人中年纪最轻的胡适，因提倡白话文而一夜成名。这一年，胡适除在北大教书，兼任教务长，还创办《努力周报》，撰写大量学术论文及时事评论。此外，还有公私不分地请吃与吃请，外加马不停蹄地四处讲演。其工作效率之高，实在不可思议。幸运的是，适之先生1922年的日记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已公开发表，我们很容易梳理出其讲演的路线：
2月18日在北京的模范讲演所讲《国语为什么应该研究》；3月18日在女高师用英文作《演说的要点》的讲演；3月25日在法政专门学校演说“科学的人生观”；4月9日到直隶教育厅讲演《道德教育》；4月26日到平民大学讲演《诗经三百篇》；5月26日到女高师讲演《宋元的白话韵文》；5月29日到女高师附属中学讲演《科学的人生观》；6月13日为奉天高师旅行团讲演《道德教育》；6月21日到萃文学校作毕业式的演说，题目为《教会学校与中国文化》；7月6日在山东省议会讲《中学语文的教授》胡适1922年7月6日的日记有“四时，到省议会，讲演《中国国文的教授》”字样，可前边已有“在寓作《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作为下午讲演”的说明，故校改。见《胡适的日记》394—3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8月11日在小学女教员讲习会讲演《国语教学的兴趣》；10月14日到济南的第一师范讲演《思想训练的原理》；10月18日在济南的一中讲演《科学的人生观》；11月23日在美国大学妇人会用英文做《中国小说发达史》讲演同上书，270—503页。。
这里所罗列的，仅仅是胡适自己记录下来的专题性质的讲演，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具体题目，日记中只是“讲演”二字者。至于1922年胡适校外讲演的重头戏——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国语文学史》等，留待以下专门论述。
3月9日，胡适告假前往天津，“在南开演说《国语文学史》的第一期”；3月23日“在南开讲演第二次《国语文学史》”。这一天的日记，有两段话很重要。一是：饭后伯苓带我去看学生的自修室。学生都在室用功，精神极好。南开近年进步很快，是一件可喜的事。半年后，与朋友聊天时，对北大学生之动辄闹风潮表示不满，于是感叹：“老实说，我自己有子弟，也不往北大送，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同上书，293、490页。正因对张伯苓所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很有好感，胡适方才乐意前往“集中讲义”。二是：九时半，独坐无事，忽发愿修改去年十一二月做的《国语文学史》十四讲的稿本。连续两天的日记里，记下此书的修改计划，准备从“两千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一直讲到“清代的白话文学”，以及“国语文学的运动”；清代部分注明“参用近作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这可是本年度刚完成的一册精巧的“文学史”。
7月17日，原本准备在南开发表讲演，因到协和医院割痔疮而不得不改期。7月31日起，连续六天，胡适在南开大学的暑假学校讲“国语文学史”和“国语文法”。8月5日的日记中，记下南开大学奉送讲学费百元，旅费12元，接下来是一段感慨：“暑假学校中的学生多有从直隶、山东的内地来的，颇愚陋，但朴实可敬，内中也有很用功的。”参见《胡适的日记》418页。
胡适的编写《国语文学史》，最初始于1921年教育部举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这册八星期内编纂的八万字讲义，有石印的本子。接下来便是上述的1922年3月间的删改、暑假中的讲授，以及年底为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时的补正——其间南开暑期学校讲学时所印讲义，流传甚广。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为底子，加上黎锦熙评述性质的长序，再附录《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终于有了公开刊行的《国语文学史》。据黎锦熙称，附录《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补明清部分之缺失，是钱玄同提醒的参见黎锦熙《〈国语文学史〉代序》，《胡适文集》第八卷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主意恰好与胡适“不谋而合”。只是在胡适看来，《国语文学史》毕竟是未定稿，朋友的擅自刊行，迫使其尽快修订，并于1928年由新月书店刊行其自认为名山事业的《白话文学史》参见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白话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白话文学史》虽系精心结撰之作，篇幅也大为扩张，但只讲到唐代，而原先许诺一二年内出版的中下卷又不幸胎死腹中，这就使得兼及“两宋的白话文学”的《国语文学史》仍有存在价值。
四人中，对于讲演最为低调处理的，当属北大教授周作人。这一年，周氏除北大教职外，还兼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并在女高师上课。鲁迅博物馆收藏《周作人日记》之公开刊行，让我们得以详尽了解1922年启明先生的学术活动。日记中只记往北大、燕京或女高师者，属于正常课程；在常见的“上午往北大，下午往燕大”外，还有若干讲演的记录。至于4月29日的日记，给大时代留下一小小的面影：廿九日，阴，上午雨，即霁。抄译爱罗君演稿，下午了。闻西南有炮声。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中册237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在炮声中准备讲演稿，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一年的周作人，花了很多时间为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抄译讲稿，并陪其到女高师、北大、燕大、孔德学校、法政学校等处讲演。作为已经成名的新文学大家，周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为他人做嫁衣裳”？须知1920年的周作人，曾有《新文学的要求》（1月）、《新村的理想与实际》（6月）、《儿童的文学》（10月）、《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11月）、《圣书与中国文学》（11月）等著名讲演传世。关键在于1921年的那场大病，先是住山本医院，后又移香山碧云寺养病，在撰写《过去的生命》、《美文》以及翻译希腊作家的小说或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的同时，周作人还写了一则《胜业》，此文很能见其志趣：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所以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吗？周作人：《胜业》，1921年7月30日《晨报副刊》。并非真的从此“停止制造”，而是更愿意传播“别人的思想”与“别人的文章”。这种境界的获得，使得“渐近自然”的周作人，日后撰、译并重；而且，即便在自家文章中，也勇于发掘并表彰前人的思想与文章——当然也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意味。
可时势比人强，已经开始经营“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也被裹胁进讲演的大潮中，只是数量及影响均无法与前三位媲美。略为清理，很容易钩稽出周氏1922年的讲演。2月21日“（沈）兼士约至孔德讲演”，23日“往孔德学校讲演”；5月24日“上午，作女高师演稿”，30日“至女高师自治会讲演”这回的讲题为《女子与文学》，讲稿载6月3日《晨报副镌》，强调女子有文学的需要，“今后的女子应当利用自由的文艺，表现自己真实的情思，解除几千年来的误会与疑惑”。；6月13日“上午，作《论小诗》了”，16日“本约为燕大文学会讲演，因不适，辞之”（讲演虽未举行，讲稿载6月21—22日《晨报副镌》）；8月4日“田君函约十六日往演说”，13日“连日作演稿，上午了”，17日“（下午）七时赴燕大教育会讲演”，19日“傍晚往燕大讲演，九时半返”；9月21日“上午，至燕大第二院讲演”；10月21日“梁实秋君来约为清华文学社讲演”（这回的讲演拖到第二年的3月3日，讲题为《日本的小诗》，载1923年4月3—5日《晨报副镌》，收入《艺术与生活》）；11月17日“晚，起手为妇女作文”；12月16日“上午，至燕大女校讲演”参见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中册220—271页。。
如此不嫌啰唆地抄录周氏日记，目的是显示周作人讲演的特色。比起章太炎来，周作人的讲题分散；比起梁启超和胡适来，周作人对讲演似乎也缺乏自信与热情。但有一点，前三者都望尘莫及，那便是周作人的每篇讲演稿，都是很像样的文章。日记中常见连日作讲稿的记载，或一再拖延原先应允的讲演，似乎是打定主意非到“胸有成竹”时不登场。如此苦心经营的结果，其讲演的学术含量，自是比有邀必应者高。可这样一来，“讲演”与“著述”之间的缝隙被抹平，“听众”一转成了“读者”，现场效果想必不太理想。好在北京的高校多，周作人主要面对大学教师与学生，谈的又多是“妇女”、“文学”等专业性话题，讲话文雅些问题不大。倘若放在上海，此类话题没有新闻价值；搁在南京，则必定成为《学衡》诸君的笑柄。也只有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方才有人欣赏周作人慢条斯理、但又是坚定不移地讨论“女子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