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本虽然毕生戎马， 但从自述所见， 似乎并无重大建树， 因此喟然兴叹， 谓“四十七年之间， 历观兴〔亡？〕成败， 如一梦耳”， 而晚年一意著述， 以史官自任， 盖有深长意义。 钱牧斋独具慧眼， 将《纪事录》摘抄入《开国群雄事略》， 使世之议元明易代史事者有所依归， 故此虽未睹其书全豹亦可从中采撷。 今日若细论是书之史料价值， 必须刊布其文并与当世史籍如《实录》等参校， 本篇旨在介绍故未能及此，谨将其书评史部分摘录以享读者。
俞本纪事之余，对于若干史事或因有所感怀，或有意见补充，特作个别评论。今本所存共有五则，皆以“俞本曰”标题，俱未见《群雄事略》。例如：(一)丁未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下，记朱元璋举兵破苏州城，执张士诚(1321—1367) 至应天府受加杖刑而死。俞本评士诚之败并非如人云“时不利也”，而系由于“施仁而不当理，将士奢侈而惜其生，及牧将士无异于富家养娇子”，并非上国命师之道［又斥其“携妓妾从征”，统兵不严，奖赏失当，“及遇大敌交锋，将士溃败而回，又不诛责，却加升赏”，如此不亡者鲜矣。见《纪事录》卷上，页33下—34上。按《实录》于吴元年九月己丑下则载张士诚自缢死，见卷25，页368，与《纪事录》异。(二)洪武二年二月下，记徐达率师攻略元军于山西太行山，图取尖尾寨，令平章韩政、右丞薛贵合攻，但围之数月不得逞，俞本指出其地为太行山之尾尖，形势险峻，利于防守，所谓“一夫当冲，万夫莫开”，因此需要招降始能使人就范，故曰：“赖圣天子恩威，掷戈弃山而降，俱为顺民矣。”见《纪事录》卷下，页7下。参《实录》洪武二年正月乙丑，卷三八，页780.(三)同年三月下，记徐达攻陷陕西凤翔，元平章商镐出降，言其仕元时曾蒙庚申君〔顺帝［妥欢帖睦尔］，1330—1370在位〕赏赐，又获河南王扩廓帖木儿(？—1375)厚遇，归顺后获朱元璋重用，授御史中丞职，升为中军佥都督，后坐胡惟庸党案父子被诛。俞本对镐有苛评，谓其蒙人主厚恩而背向，“自负元君，……诱河南王亦负元君”已难宽恕，今“受上〔太祖〕 之重任，尤为阿谀”，认为其坐胡党“受此诛戮，未为惨矣。”见《纪事录》卷下，页9上［《实录》无载。(四) 洪武三年七月下，记将军冯胜克河州，以为化外之地不可守，将城楼仓库房屋尽行焚烧殆尽，而是时邓愈复克之，使韦正〔宁正〕 守其地，将城楼仓库卫门厅舍一新。俞本对冯胜所为甚不以为然，评云：“予嗟冯胜不知得寸则守，得尺则尺，不葺守而产之，其见斯浅矣。”见《纪事录》卷下，页15上［《实录》无载。(五) 洪武二十五年(1392) 下，记太祖以天下澄平，八荒宾服，厌以用兵，实行沿边将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田。俞本附言：“兵法云：‘千里暴兵，一时可至’，设有衅动，岂能呼吸而集，其失机也，异日岂无悔乎。”见《纪事录》卷下，页40上—40下［《实录》无载。以上各则可见俞本多以军事观点作评，此因其征战经验丰富，立论与文人自然不同，故有特殊价值。
此外，张大同删定《纪事录》对俞本纪事，亦以“张大同曰”形式提出若干个人评论，共十一则。例如：(一) 丁酉至正十七年下，记故元帅韦德成妻美，太祖私通而生子，后以谏者谓“故将之妻不可纳”而止，并将其妇许配总管胡某。张大同评云：“三代而下，创义之君，靖乱安民，功被天下，即有小德出入者，何损大德”，认为“太祖才匹汉高，德迈文王，汤武以后，一人而已”，俞本载韦德成之事嫌及“私谤”〔按本为德成义子正部下，受恩颇深，见前论〕，不足为圣德累。见《纪事录》卷上，页10上—10下［《实录》无载。(二) 庚子至正二十年十一月下，记张天师朝太祖，密言道术，上惑之，由是开始诛戮文武诸臣。大同评曰：“太祖英断，出于天授，诸臣被诛，必由自取”，以俞本疑与“道术能惑”有关为“管窥之见”。见《纪事录》卷上，页18上［《实录》无载。(三)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记太祖令卫士用巨棍击打陈宁惩其贪赃，由于张昶(？—1367) 劝谏使免凌迟之戮。大同评云：“太祖惩贪励忠之心拳拳不忘，……陈宁罪在不赦，岂张昶所能争？”认为俞本讥昶之意“何异测蠡”。见《纪事录》卷上，页23上［《实录》无载。(四)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八月下，记太祖闻相国部下宣使熊义妹色美，欲纳为官人，令都事张来释为媒，通言于熊义母，回报已许于参政杨希武弟希圣，太祖怒来释泄其事，立命斩死，仍命与杨希圣为婚，希圣终不敢娶。大同评曰：“太祖英明，岂肯娶已聘之女，张来释无翘君，过之心不幸有其迹矣。杀身之祸，乃其自取”，认为太祖不会娶已聘之女， 张来处事失当有意中伤。见《纪事录》卷上，页30上［《实录》无载。(五) 洪武四年辛亥五月下，记太祖惑于张天师密言，诛戮天下府州县官吏，殃及 无辜，纵有一二廉洁，贪婪贿赂日盛。大同评曰：“太祖神明天授，赏罚曲中，自有独断，俞〔本〕云惑天师言，诛戮官吏，此小儿之见。”以为太祖神明英断，行事不会受天师影响。见《纪事录》卷下，页19上［《实录》无载。(六) 洪武六年十二月下，记太祖谕天下官吏凡犯贿赂差错公务者俱发石灰山工役。大同评云：“中国久染夷俗，纲纪沦斁，绳以严刑，尚有玩法，况从宽宥乎？官吏犯赃，轻重惩之，所以儆贪顽者，寓有深意。”见《纪事录》卷下，页25上［《实录》无载。(七) 洪武七年下，记德庆侯廖永忠(1323—1375) 卧床器用、鞍辔□□僭拟御用下狱被杖庾死。大同评曰：“《易》曰：‘办上下、定民志，器用有别，君臣相悬，爰翅天渊。’永忠僭用龙凤，上下弗辨，有不臣之迹，牢羁给饍，酌处功臣，可以为难矣。”又云：“本谓天下哀之，何足以知英主之心”，对俞本所论不表赞同。见《纪事录》卷下，页27上［《实录》洪武八年甲申记廖永忠卒附传并无提到此事，见卷九八，页1674.(八) 洪武十九年下，记太祖敕诸内使阉宦悉令自缢，各处王府内使亦赐以大宴，毕，令其自缢于野。大同评曰：“太祖用人，立法至慎至详，本载内使悉令自缢，仍至乃尔”，对俞本所记怀疑。继言黄帝时已有内臣，三代不能废，后世鉴其流祸，直以熏腐贱之，然其中亦有社稷臣，顾人主如何御用而已。又谓“本之言曰有亲友语之而记，想以讹传讹之过”，意指俞本误导，未必真有令内使自缢之事。见《纪事录》卷下，页35下［《实录》无载。(九) 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下，记征虏大将军蓝玉(？—1393)等率师出征沙漠，元主挟传国玉玺而奔遁，玉收兵未追，太祖升为梁国公。大同评曰：“近日王损仲着《玺史》，考载颇详，未知玺没入胡地，元君挟遁。其后世子孙不知珍藏，必委之黄沙白草中，玺之陆沉洵有数哉。”元主以玉玺为传国宝，蓝玉未能寻获被视为失策，然谓若后世子孙不知珍藏，亦必沉埋于黄沙白草，喻指蒙古已退遯不能为中原患。见《纪事录》卷下，页37下。蓝玉出征元国主于沙漠《实录》系于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乙卯，见卷一九〇，页2865—66［进封为凉(梁) 国公在同年十二月壬戌，见卷一九四，页2918—20.二者皆无载元至挟传国玉玺奔遁，蓝玉未能寻获事。王损仲名惟俭，所当《玺史》未见，疑佚。惟俭为万历河南祥符县人，着有《宋史记》二百五十卷，以宋为正统，降辽、金、蒙古为外国传，今有钞本传世。参张邃青：《读宋校本王氏“宋史记”》，《国风半月刊》第5卷第10—11期(1934年12月) ，页51—55.(十)洪武二十七年下，记太祖误信奏言边城不可积粮，令士卒往腹里府州县支取，往返费时不便，以致“贱价粜归，贵籴而食”，遂使守城屯军，一遇凶年皆不足食。大同评曰：“人主一日万机，况创业之君，天造草昧，安能无微不周”，力为太祖申辩，并言俞本谓此乃“奸雄之策”过甚且妄诬。见《纪事录》卷下，页41上。有关此事《实录》洪武二十七年正月乙丑载：“上以山西大同、蔚、朔、雁门诸卫军士月给粮饷，有司役民转输难苦不胜，遂命各卫士止留军士千人戍守，余悉令屯田以息转输之劳。”(卷二三一，页3377) 于此可见太祖改弦易辙，《实录》未记前因，故须与《纪事录》参看始知梗概。(十一) 洪武三十年下，记某月太祖于后殿燕居，有黑龙自外井中出，因而射之，后数日复见黄龙自井中跃出升天。大同评云：“黄龙升天，或谓成祖之兆，天命一定，创……(下缺)。”本条因为原书残缺，未悉全豹，可知者太祖薨后，裔孙建文嗣位，继而燕王〔朱棣〕起兵“靖难”篡夺，此处谓成祖肇兴之兆，当为时人缘饰附会以示继位之正统。见《纪事录》卷下，页42下［《实录》无载。 从上所见，张大同系以儒家正统思想立论，以维护皇权为首要。因此对《纪事录》所记太祖缺德失职者，皆不顾事实皂白以各种理由申释，保全开国君主之盛名与完美形象，而于俞本之记事或评论伤及圣主者则处处贬损抵毁。 两者比较，泾渭分明，瑜瑕自见，毋庸强辩。
总括而言，俞本《记事录》洵为研究元末明初，特别是朱元璋开国创业独有之原手资料。本一生戎马，参与易代之间重要战役，又目击不少时事见闻，虽然其书撰于晚年，记忆年月时有错误，但以当事人记述当时事，为独一无二之著述。是书除于开国前后之重要战役有翔实细腻记叙，对明太祖朱元璋之出身、性格，处事与政事，皆有直率刻画，不拘成见，不为贤者讳，是故有高度史学价值，无怪为钱谦益及清初治明史者重视。今日欣悉《纪事录》幸存无恙，暇中当作一校注本阐发其书之贡献，推动元明易代史事之研究。
本篇原载《故宫学术季刊》第14卷第4期。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6年8月。重刊于陈学霖：《明代人物与史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第三篇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