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杨宪益的妻子怀孕了，那时他们在贵阳。戴乃迭写信给她时在成都教书的母亲，可能在信中谈及贵阳医疗条件不佳，对分娩有些担心，她母亲便回信劝她到成都去生产，又说成都有个从山东迁去的齐鲁大学，是教会学校，她认识校长，可以介绍女儿女婿到那里去执教，希望他们辞掉贵阳的工作，住到成都去。
杨宪益夫妻俩于是先后离开贵阳去了成都。可是成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齐鲁大学换了校长，戴乃迭的母亲又离开成都到印度教书去了，入齐鲁大学的事也就萎了。幸好从上海迁来成都的另一所大学——光华大学急需师资，向杨宪益夫妇发出了邀请。
可是那里薪水低，而家有新生儿，佣人工资又高，许多家务只能夫妻俩自己做，加上在那个环境里，缺少相得的朋友，两人于是决定在光大待一学期就另找别的地方。
就在这时，杨宪益收到他的朋友朱延丰从重庆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印度很快就要宣布独立，中国重视与印度的关系，政府打算创建一个中印学会，他已被任命为该学会的会长，学会大楼正在重庆施工建设，年前可望建成，他希望杨宪益到学会去工作，做学会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研究员，他答应给他最高级教授的薪水，并可介绍戴乃迭到时在重庆的中央图书馆任研究员云云。这么好的机会杨宪益夫妇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于是在1943年元月，他们又回到了重庆。
中印学会的全称为“中国中印学会”，加个中国二字，是为了与印度先行成立的中印学会相区别。中国中印学会并非创建于抗战中的重庆，而是早在1933年，即由有“现代玄奘”之称的谭云山，与同人在南京开始学会发起组织工作，召开筹备会议，并于当年6月，出版了题为《中印学会：计划、总章、缘起》的小册子，1935年5月，中国中印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
学会宣称以“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并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人民，以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明确表示“不涉及任何其他运动，如政治经济等”。其活动内容为：学术研究与讲演、文化考察、出版书报、创立学院、开设书局。
学会实行会员制，“凡中印两国人士，赞成本会宗旨，曾受过高深教育，对于中印学术文化有相当研究及热心者，皆得入会为本会会员。”
学会设综理学会会务的理事会与监察学会会务的监事会，两会各设主席一人；设干事部，有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 承理事会之命，处理学会一切事务。学会不设会长，可推举中国与印度两国“有大德大望而于两国人民学术有特别贡献及于本会有特别勋劳者”一至三人为荣誉会长。
蔡元培、谭云山、叶楚伧、吴敬恒、陈立夫等曾任理事，蔡元培被推为理事会主席；戴传贤、许世英、徐悲鸿等曾任监事，戴传贤任监事会主席。
抗战时期，随着政治、文化中心内迁，一些学会、协会纷纷在重庆等地重建。中印学会新址在重庆新址浮图关下、中央团部一侧的一座新建的小洋楼内。1942年8月，中印学会举行会议，修改会章，改选领导，发展会员。鉴于蔡元培已于两年前逝世，遂推举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兼理事长。朱延丰因朱家骅的关系，到中印学会任总干事。
朱延丰又是一位跟国民党走的人，所以杨宪益在自传里提到他，也就一贯地不假辞色。对于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又经清华研究所深造、在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留学过，又曾在德国波恩大学及美国执教，先后任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教授的这样一位身份与经历吓死人，且一生基本上以“学者”立身的人，杨宪益却说他“并不是一位才气横溢的学者，没有做过真正的独创性研究。”
朱延丰读清华研究所时，拜在史学大师陈寅恪门下。陈寅恪对这位学生非常关心，以至当他失恋于北京女子篮球队的一位“白白胖胖”的女子而出走时，陈寅恪很着急，叫其他学生四处寻找。随后听说朱延丰想业余翻译以作精神寄托，马上写信给胡适，请他分派任务。胡适回信，请陈寅恪问朱君，愿不愿意译美国学者布雷斯特德写的古代史。
朱延丰毕业时，以《突厥通考》参加论文考试，考试委员有袁复礼、蒋廷黻、陈寅恪、钱稻孙、雷海宗、杨树达等人，给他论文打的成绩是“上”，应该说已经很不错了。随后朱延丰想把此论文发表，陈寅恪对他严格要求，说：“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朱延丰悉听师言，十年后才将“详悉补正”了的《突厥通考》拿出出版，陈寅恪欣然作序。
可就是诞生在这么一段向来为人们所喜闻乐传的教坛佳话背景下的、经多位顶尖大学非庸常之辈的学者打了高分的、经过史学大师苛刻法眼的、作者花十年工夫增删修改的著作，杨宪益却评价不高，认为那不是“真正的独创性研究”，理由是朱延丰的论文依据的全都是法国汉学家沙畹的研究成果。
朱延丰在他清华研究所同学的眼里，本来就是一个口拙嘴笨、不善交际的人。所以他请杨宪益去，除了研究工作之外，还希望杨宪益能在与外国人打交道上对他有所帮助。
杨宪益对朱延丰的工作能力颇为鄙夷，说他“对于学会工作，心里毫无打算。他只知道整天奔走于各种国民党高官之门，申请更多的资金。”不仅如此，杨宪益还觉得朱延丰太怯懦，具体说来就是怕老婆，“常被自己的太太呵责”。朱延丰在痛苦的失恋之后找到的被同学称之为“最为美满的对象”，在杨宪益笔下，却是一个“可怕的泼辣货”，朱延丰家里因此时常吵得鸡犬不宁。有一次，杨宪益刚走进朱延丰的办公室，一只碗就朝他头顶上飞了过来，差点击中他。原来是那位太太要用碗砸她的丈夫。朱夫人姓王，在英国学的保育，也在中印学会工作。
杨宪益对于中印学会的印象，就是这样多的是无聊与笑料，所做的正经事举不出几件。他在那里，曾把一本介绍印度音乐的英文书译成中文，他说这件事也许是他对中印学会做了唯一的真正的贡献。
杨宪益在中印学会待了几个月后，就遇到了去国立编译馆工作的机会。相比之下，中印学会就像是一块鸡肋，而编译馆则如同一座酒窖，去还是留完全不成问题。于是就在1943年年底，杨宪益交卸了中印学会的工作。他对中印学会以及朱延丰的命运前途有两个推断，对于朱延丰，他说他无论怎样拼命钻营也成不了飞黄腾达的国民党官员。他似乎不知道朱延丰后来去了台湾。朱延丰在台湾曾被递补为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这大概是他在国民党政府的最高职务。
至于中印学会，杨宪益说它的寿命不会长。其实不然，杨宪益离去后的中印学会不仅一直存在到抗战胜利，而且在抗战胜利后一度还相当活跃，内部工作也在进行。抗战胜利当年年底中印学会即回迁首都，比杨宪益回南京还要早半年。在印度独立取得重大进展之时，学会还相应制定了《工作计划纲要》；1947年仲夏，学会还邀请印度驻华大使梅农演讲“印度独立的回顾与前瞻”；1948年夏秋，在印度宣布独立一周年之际，中印学会理事长朱家骅发表讲话，并与监事长戴季陶联名致电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祝贺，同时邀请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演讲“印度独立的意义”，听众达数百人之多。
应该就在杨宪益离开前后，中印学会还举行过印度著名哲学家罗达克西兰爵士的招待会，朱家骅致欢迎词；次年即1945年11月25日，戴季陶主持了中印学会对印度美学教授甘歌利的欢迎会。
可是对这些，杨宪益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回到南京后，还与梅农“成了好朋友”，在频繁的来往中，怎么可能一点不提中印学会？甚至他说是“从来未曾听见有人提起过它”。而他对印度古代史和古代中印关系很感兴趣，他从梅农那里借来许多梅农私人收藏的有关古代印度和中亚历史的书籍包括剑桥古代史、奥里尔·斯坦因论古代中亚的著作等，杨宪益在写作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也是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君王的阿育王、国土疆域在印度河流域一带的古帝国贵霜的君主迦腻色伽、公元六世纪前期在位的曾统治西北印度及中印度的嚈哒国王摩醯罗矩罗的评论时受益很多。
杨宪益只与研究西域文明、南海诸国古地理以及郑和下西洋的政治上左倾的向达相得，而与中印学会的一帮人则形同一河二流。本来中印学会就不是一个纯学术团体，头头脑脑并不由单纯的学者担任，而带有半官方或准官方色彩，朱家骅是国民党高官，戴传贤（字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加上抗战胜利后出任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的又偏偏是杨宪益不喜欢的罗家伦，这些都注定他与中印学会好不长、和不久的了。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内战快结束的时候，有条件选择今后道路的人都面临着是留还是走、往哪里走的问题，杨宪益也是如此。有人劝他去台湾，他谢绝了；也有人劝他去印度。以他的英文功底以及对印度历史文化的兴趣和研究，到印度去做一个学者是没有问题的，他却也放弃了。终于做了一个他自己并不满意的，只以翻译为职业的专家。
杨宪益与印度的缘分时隔三十多年才又续上，那是1983年初春，杨宪益夫妇受印度文教部和印度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访问印度，参加了在首都新德里举行的国际翻译工作会议，其间还曾出席文学研讨会，在会上做专题学术报告，然后又去南印度，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