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也是突然而至，让人毫无思想准备。
自从林彪出事以后，狱中生活似乎平静了许多，杨宪益没有再被提审。
1972年的早春，杨宪益突然被狱警传唤，去的地方不是曾经提审的房间，而是一个陌生的大房间。房中间有照相机，靠墙的地方有一把椅子，椅子旁边摆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纸板，上面写着杨宪益的名字。狱警让杨宪益坐下，把纸板挂到脖子上，又把房间的荧光灯统统打开，屋里顿时一片煞白。摄影师过来啪嗒啪嗒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杨宪益被送回监号，整个过程狱警什么都没说。
杨宪益向狱友们描述了照相过程，大家都面露哀伤，认为这事凶多吉少。杨宪益则满不在乎，莫名其妙地关押了这么多年，不管再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觉得无所谓了。
两周过去了，一切依旧。
3月22日，一个星期三。一早杨宪益又被传唤，这回他被告知要带上自己的个人物品。他和狱友们一一道别，有些人已经眼里噙着泪。毕竟有人在这样的道别之后就走向了死亡，虽然当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四年中杨宪益换过几次监号。关在一个小监号时有一个当过志愿军的狱友，很喜欢向杨宪益袒露心声。他在朝鲜时爱上了一个朝鲜姑娘，回国后尽管结了婚，却始终无法忘怀他的朝鲜情人。在中苏交恶，朝鲜又倒向苏联时，他自作聪明地分析，如果自己偷渡到朝鲜一定可以成功申请避难，然后就可以去寻找他的昔日情人。借着他对地形的熟悉，他游泳偷渡了鸭绿江。但不巧的是，他偷渡后正赶上中朝关系缓解，所以他被朝方遣送回国。他一直认为自己当过志愿军，保家卫国，出生入死，还立过功，连狱警们都对他挺尊重，政府一定会对他宽大处理。有一天早晨他被传唤，还让他带上自己的东西，他高高兴兴地与大家告别。
几天后听说他被以叛国罪枪毙了。
杨宪益非常理解此时此刻狱友们的心情，也为他们难掩的哀伤感动。
他被带到一间办公室，办公桌后坐着一个领导模样的警察，慢条斯理地对他说：我宣布对你的拘留结束了。
什么？拘留？杨宪益的第一反应并非获得自由的兴奋，而是不解。四年前宣布的是“逮捕”，今日如何变成了“拘留”？
领导继续说：“我们为了你的案子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跑遍了二十多个省市去调查核实每一个细节，你的问题现在终于查清了。”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人无完人’嘛，你的确做过一些好事，但也做过一些坏事。希望你今后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领导滔滔不绝地演说着，杨宪益木然地听着，心里思忖着逮捕变拘留的逻辑，以及自己究竟做过哪些坏事。
最后，领导把桌上一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推向杨宪益，说要把四年前从他家里搜查出的东西归还给他。信封里有两本书，一本是没有公开出版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另一本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古希腊文和英文双语版《爱的艺术》，另外还有一本小笔记本，是儿子杨烨的。这就是四年前杨宪益、戴乃迭被带走后当局抄家搜出的全部“罪证”。
奥维德《爱的艺术》是杨宪益收藏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之一。官方为什么单单没收了这一本，原因似乎不言而喻。于是杨宪益说：“如果领导同意，我想把这本《爱的艺术》带回去，这是一本古罗马的经典著作，并非什么色情文学。”
领导连连点头，“当然，当然。”似乎他很明白古罗马经典的含义。
杨宪益说小本子是儿子的，他就不要了。
领导又忙解释：“我们之所以拿走了这个小本子，是因为上面记有台湾广播的波段。”
杨宪益说他从来不听台湾广播，只收听英美的广播。
领导又点头，“当然，当然。”
领导主动伸出手来，与前犯人杨宪益握了握手。
杨宪益把《爱的艺术》揣进四年没有洗过的外衣口袋，走出了四年没有迈出的大门。
一辆外文局的小汽车在大门口等着，杨宪益所在的《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党支部书记亲自前来接他回家——已经不是杨宪益入狱前时的女书记，而是新上任的一位男书记。
四十年后，当我重温这段历史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本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应该就在我的书柜里。杨宪益的这套“洛布古典丛书”，在经历了战乱、搬迁、政治运动，甚至牢狱之后，走进了我的书房。
在我每周一次的访问中，老人常常会说：有你喜欢的书就拿去。我知道老人感激我的陪伴，感激我每周为他带来的自制八宝粥、香蕉麦芬、切成小块的木瓜等等。他说谢谢，然后往往会再加一句：“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有你喜欢的书就拿去。”我会说：“您给了我很多很多。”我在心里会加一句，多得您无法想象。
老人的确给了我很多。
当然，他说的“有你喜欢的书就拿去”对我也诱惑极大。那些和装着各种西餐香料的瓶瓶罐罐“共寝一室”的洛布古典丛书似乎总在从瓶瓶罐罐身后向我招手。有一天，在老人又说“有你喜欢的书就拿去”时，我终于忍不住说：“可以拿这套洛布丛书吗？”“当然，我都没有用了。”听了这话也有点让人难过。
我一次会拿四五本放进书包，最后，这套洛布古典丛书就陆续落户到我的书房了。
果然，我在书柜里找到了这本布面硬装、红砖色、袖珍版的《爱的艺术》，封面已经又旧又脏了。
我把它捧在手里，翻开它发黄的书页，感觉手里捧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既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也是杨宪益的历史——一段不免令人心酸的历史。心中涌上一股物是人非的悲凉。
一代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人、大家，都离我们一一远去。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辈，却在学生时代“破四旧、立四新”，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高呼“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工学农，上山下乡，批林批孔批宋江……
“大革文化命”造成的文化断层；经济大发展催生的唯利是图；权力寻租导致的官场腐败；互联网时代盛行的快餐文化；信仰缺失带来的物欲横流……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何时才能造就出新一代博古通今、贯通中西、超然物外、思想独立的文化学者？
这本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将永远珍藏在我的书房。它不仅是当代中国历史黑暗的一页的见证，也是我和杨宪益老人“金丝小巷忘年交”的见证。
捧着它，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位于百万庄外文局后院的家贴着白色的封条，支部书记大手一挥就果断地撕了封条。杨宪益走进既熟悉又陌生的家，脚下顿时升起细细的粉尘，硕大的老鼠仓皇乱窜，地上的地毯被老鼠咬成了锯齿边，衣柜里的棉衣处处露着白絮，看来一大家老鼠已经在杨宪益的家里安居乐业。那小半瓶令老狱友垂涎欲滴的“泸州大曲”还在壁炉架上放着，只是白酒已经变成黄酒。窗台上一棵种在骷髅头骨里的小仙人掌长得瘦瘦长长，足有一尺高，斜倚着窗户；这是杨宪益捡煤渣的时候捡到的一个骷髅，他觉得好玩，便带回家，找了一棵小仙人掌栽到里面。四年了，居然还挺立着！它一定执着地伸展着身躯，去寻找阳光和水分。杨宪益为它顽强的生命力感动了，他伸出食指，用指背轻轻一动，仙人掌顷刻坍塌，化作一堆粉尘。
杨宪益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看望母亲。几年来老人为儿子、儿媳担惊受怕，操碎了心，而且自己也受过牵连，被勒令扫大街。
母亲一直和妹妹杨敏如一起生活。母子、兄妹相见大有劫后余生之感，内心翻江倒海，但表面也只是嘘寒问暖，只有母亲默默地流泪，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分手前，杨宪益问妹妹：“哪里可以买到鲜花、巧克力这些东西？”
“什么？”杨敏如一脸惊愕，“四年牢狱还没有改掉你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
杨宪益面带窘色，嗫嚅着说：“是支部书记让我买的，是为了戴乃迭。”
六天之后，1972年3月28日，戴乃迭回家了。
六天里，杨宪益和外文局的同事们一起对封闭了四年的家进行了大扫除，重新粉刷了墙壁，添置了日用品。同事们不分老少，都争先恐后地来帮忙。杨宪益还特意为戴乃迭买了两瓶白兰地，两盒巧克力，还有插在花瓶里的牡丹花，和种在小花盆的蝴蝶兰、非洲紫罗兰。
“四年没见，你颓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居然一点没变！”戴乃迭一进门，也是惊异于白兰地、巧克力、鲜花这些代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
“是党支部书记要我买的。”杨宪益说，还是有些面带窘态。
“我仍然感到心神恍惚，像在做梦。”重获自由的第三天，戴乃迭给远在英国的朋友、汉学家詹纳尔夫妇写信时这样描述她的状况。“我回到家发现杨宪益在整理寓所，房间是刚刚粉刷的。家里摆了鲜花，有插在花瓶的，还有种在花盆的，一共六株；还有巧克力、坚果、白兰地，让我眼花缭乱；我马上就批评了杨宪益。杨宪益说这是领导的意图，是党的政策。”
他们两个都恢复了原职，杨宪益还补发了四年的工资，戴乃迭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姐姐希尔达写信报告了这一好消息。“杨宪益不仅恢复了原先的高工资，而且还补发了过去的工资，我们现在富有得难以置信。同时我们也觉得于心不忍，这样的慷慨待遇不是我们应得的；但当杨宪益如此表示时，领导说：这是党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