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后戴乃迭又恢复了与亲友的频繁书信。一封接一封的信里，不管是写给希尔达还是其他朋友，戴乃迭都一再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大家对我们的帮助和关心让我和杨宪益都受宠若惊，无限感激。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富有，一下子补发了这么多的工资。这让我们心里很不安，这些年的工资本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但她只字未提堂而皇之地在她的家里安营扎寨的好几家子老鼠；她未提被老鼠们咬满了大洞小洞的冬衣夏衣；她未提匆匆粉刷过的寓所还残留着四年来积累的蜘蛛网、灰尘……除了感激再感激，她还担心她和杨宪益的四年牢狱“会影响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我真希望能够纠正他们的看法。我很高兴你（希尔达）在向大家传播我们一切都很好的消息。”
许多同事都积极主动地来到他们家帮忙做这做那，许多同事都热情友好地欢迎他们归来。这热情的背后，未必不是一种内疚——即使他们没有亲自参加对杨宪益的批斗，至少也曾经疏远回避过他们；有些人一定对他们蒙受的不白之冤感到不公与同情。而戴乃迭丝毫不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她在给姐姐的信里说：“好多年轻的同事都来帮助我们搬家具，我不得不说中国人真是一个最文明有礼的民族。从同事到食堂的厨师到工人们对我们的友好都非常得体，虽然这是党的政策，但却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原以为我们会受到冷落。”
他们用了两周的时间回归生活——收拾房间、购买衣服和日用品、与孩子们团聚（三个孩子分别从外省的三个地方赶回来与父母见面），然后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希尔达想亲自来北京看望妹妹，毕竟十几年没有见面，四年毫无音讯，尽管戴乃迭一再确认他们现在真的一切都很好，希尔达还是不十分放心，仍然觉得需要“眼见为实”。可是戴乃迭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她一再请求希尔达明年再来，“我觉得我空闲了太长的时间。”戴乃迭在4月11日的第二封信中写道，所以她不想休假，也就没有时间陪希尔达，因为她工作一定会很忙。“如果你是想亲自确认我们的情况，那我很感激你的关爱；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们真的很好！”（原文GOOD 全部大写以示强调）。
在4月27日的第三封信中，戴乃迭又说：“从工作考虑，我还是希望你明年再来。这么多年没有工作，我真不想请假……如果你能推迟到明年再来，我便可以好好接待你，而不必为放弃工作感到内疚。”
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一种责任感与紧迫感；似乎四年没有工作，责任在她；似乎四年的不白之冤、牢狱之灾她没有委屈；似乎对于终于恢复了清白他们只有感激的份；似乎杨宪益补发的工资完全是党和政府的慷慨与宽容。补发了一个人的工资，已经让他们受宠若惊；同样也被囚禁了四年，戴乃迭却对自己没有补发一分钱的工资毫无疑问。
我不能不思考是什么造就了戴乃迭的思想境界。
她不是共产党员；她不是人民公仆；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仅仅是为了她的爱情；她从未接受过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但是她的高度责任感、她的任劳任怨、她的不计得失，足以让大多数人自惭形秽。
杨宪益虽不像戴乃迭那样善于写信，但出狱后给他在南京的小妹杨苡和妹夫赵瑞蕻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外文局运动搞得相当激烈，死了一些人，“你们的老朋友方应旸也死了……我因为被公安局抓起来反而受到政府保护，幸免于祸，这又是不幸中的大幸。”
在“文革”的高峰期间，外文局这样一个专家、学者荟萃的单位，竟有二十三人自杀，尽管有的“自杀”值得怀疑，因为群体暴力中的遇难者常常会被扮演成自杀。
方应旸（1925—1969）是杨苡在中央大学的朋友，他于1952年应邀加入外文局，帮助创刊《中国建设》。从组稿、设计、编辑，方应旸一直是《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文革”爆发时任编辑部主任。
另一位《中国建设》副总编陈麟瑞（1905—1969），曾经是清华和哈佛的高才生，也是在1969年不甘屈辱自杀。
难怪杨宪益会把他的牢狱之灾看成是“不幸中的大幸”。
从监狱到工作的过度并非容易，他们毕竟四年没有接触英语，而汉语也都是政治学习的词汇。
出狱不久，戴乃迭就收到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邀请，为他们选编英文版《鲁迅选集》并作序。写序过程中，戴乃迭深感力不从心；在给朋友大卫·霍克斯的信里坦称：“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完全是中国风格，写不出别样的东西；他们一定会认为我被彻底洗脑了，思想被制约了。”
她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四年中她所接触的学习材料都是旨在“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从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出狱后在办公室里等待她的大量工作都是需要她“修饰润色”的别人的译稿，她根本没有时间做自己的翻译。“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英语已经极为过时了，而且还很中国化。”
戴乃迭出狱后给希尔达的第一封信就说：“我在狱中有大量的学习资料也有大量的时间阅读，我一直在努力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以求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主义社会。”
洗脑，或曰“思想改造”，是那个年代的行为规范，恐怕无人能逃脱这个时代的印记。
杨宪益在给妹妹杨苡的信中表示，对政府花费很大力气澄清自己的历史问题感到十分感激，“今后应该加紧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好工作，来报答党的恩情。”
这就是一个曾经追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思想改造之后的心声。
四十多年后，当我在牛津采访杨宪益、戴乃迭20世纪40年代的朋友苏立文老先生时，谈到了思想改造。他在杨、戴出狱后次年访问北京，见到了历经劫难的二位朋友。谈起阔别近三十年后他们的变化，苏立文老先生突然问我：
“你看过《一九八四》吗？”
“当然看过。”我说。
“你还记得书的结尾吗？温斯顿出狱后……‘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我想起那个在“真理部”工作，负责改写历史的职员，那个曾经有过独立思想，对于历史真相有着好奇心的温斯顿。想起他如何被思想警察投入监狱后经过“学习、理解、接受”的思想改造，直至最后嗜酒、麻木，既“战胜了自己”，又“热爱老大哥”……
当年有一首人人会唱，处处集体高唱的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系统的思想灌输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人们的思维模式都是惊人的统一。
他们的三个孩子分别从三个地方回到北京与父母短暂团聚，然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戴乃迭给姐姐希尔达的信中提到大女儿荧给她写信，“荧热切地鼓励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来报答党对我们的关怀，要学会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让她很受鼓舞。
对党的每一点恩惠感恩戴德，对蒙受的委屈与冤枉无条件理解接受，这似乎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当年随着全国五十多万右派被平反改正，诞生了一个“著名演说家”曲啸：虽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大牢，平反改正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红遍大江南北。“任何挫折也动摇不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场场的讲演，一再展示的赤胆忠心，感动了全国人民，也彰显了“党妈妈”的伟大和可亲！
后来，有人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作“捂着伤口唱赞歌”。
赞歌好听，唱者、听者都容易被高亢激昂的歌声载入云霄，忘了伤痛，甚至以伤痛获利。但是如果不去正视伤口，不去反思伤口的根源，不去根除产生伤口的疾患，旧的伤口即使自愈（也不排除溃烂的可能），新的伤口仍然会出现。
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戴乃迭出狱后的家信都是写给姐姐希尔达，而没有写给母亲。如果你不仅注意了也猜测了背后的原因，那么你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
当两周一封的家信突然中断，然后一切试图与她取得联系的努力都毫无结果，家人和亲友都推断戴乃迭一定出事了。
从此，戴乃迭的母亲赛琳娜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营救戴乃迭的斗争。
她亲笔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信要求知道女儿的情况；她通过议会议员、外交部寻求帮助。
1970年3月16日，赛琳娜又给自己选区的议员伍德纳特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解救女儿戴乃迭。4月2日，伍德纳特回信，他承诺一定尽其所能，敦促政府为解救在中国的英国公民不懈努力。信的末尾，伍德纳特在署名之后又加了一句：“尽管您年事已高，但从您既清晰又有力的笔迹看，我敢说您一定会等到欢迎女儿回家的那一天。”
四个月之后，八十九岁的赛琳娜抱恨离世，临终也没有得到有关女儿的只言片语。
最后一次母女相见是1961年夏，戴乃迭回到阔别二十一年的祖国，为母亲庆祝八十大寿。这唯一的一次回国探亲，还是经过周恩来总理特批的。
母亲去世后，解救戴乃迭的努力继续由希尔达组织领导。
1971年4月，希尔达和她所属选区的议员高思特先生将一封写给周恩来总理的联名请愿书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伦敦代办处，请求中国政府允许戴乃迭与家人取得联系。请愿书有近两万人签名，他们包括英国的汉学家、语言学家、外交人员，学者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