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当上皇帝后并不只是关心宫殿、美人和醇酒，也一直想对朝政有所改革。他一直在留意着朝政，只是因为羽翼未丰，不敢轻易动手，而且徽宗对时机的掌握也比较精明。要树立自己的德威，臣服天下，必须赶快干几件取悦民心的大事。虽然他并不十分懂国家大事，但他也知道君王的权威应行于外，方能统治天下。
朝中大政有章和曾布做主，自他登位后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私下里的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那个时候，由于早年对变法所持态度的不同，朝廷分成了元祐党和绍圣党势不两立的两派。哲宗年间，司马光残酷打击变法派。后来，变法派掌权，又对其实行报复。这样宋哲宗在位的十几年间，两党完全不顾国家，这个时候的两党，完全没有了当初为国家大事着想的作为，而是激烈斗争、互相倾轧，只顾维护本党私利。自己这派人当中要是有人提出来一个主张，就是有明显的失误也一概赞成。总之，就是要想方设法掌握国家的权力，培养自己的势力。
徽宗经过将近一年的明察暗访，对朝中政治势力的对比也有所了解。如今朝中，绍圣党人一统天下，元祐党人大都被贬到外地做小官。由于绍圣党人并未很好地执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且因有蔡京胡作非为，使得当时的政治混乱不堪。徽宗如果想干一件真正得人心的事，那么以绍圣党人为目标一定会获得成功。尤其是那个左宰相章，徽宗对他厌恶已久。他不但反对过徽宗的登位，而且模样也很粗俗。在徽宗充满艺术感觉的心目中，他是个品味极低的人。每天上朝都要面对这样一个人，徽宗觉得有些痛苦。但要改革朝政、清除章，当然要有其他大臣的支持，怎样才能知道哪些大臣可以为己所用，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
这些天来，徽宗在皇宫中倒是有了几个得力的有用之人。首要人物当然是极善察言观色的童贯，童贯又推荐了两个小兄弟成为徽宗的随身太监，一个是杨戬，虽是太监，却有一身好武功，于是成了负责徽宗安全的近侍。另一个是梁师成，此人颇通些琴棋书画，徽宗引为同道中人。于是这几个人每天都跟在徽宗身边，形影不离。但这批人的作用也很有限，除了能陪徽宗吃喝玩乐之外，干大事都派不上用场。徽宗那时还不知道童贯等并不满足于作个走红的太监，而是还有更大的抱负。所以在考虑朝廷大事的时候，还没有把这几个人纳入可以倚重的骨干范围。
徽宗正在想着怎样在朝政上干件大事的时候，后宫却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垂帘听政的向太后在开春之后便一病不起，这时离徽宗登基差不多刚好一年。那时候皇宫中的人生了病，多半拖不了多久就得死。在普通人家看来，有些病本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可以致命的病，但在皇宫中，这些病却能轻易地夺走许多皇室要员的性命。
原因当然并不怪病菌，也怪不上御医。由于皇室成员个个都是金枝玉叶，在皇权的淫威下，医术再高的御医也是不敢讲真话的。医界泰斗华佗就是因为为曹操治病时，提出了一个可以治好病却让曹操觉得华佗是想谋杀他的方案而冤死的。所以后世的御医为皇室成员特别是皇帝、太子、太后、皇后等重要人物治病时，总是考虑不清楚是该按医学的观点治病还是按皇胄重臣的观点治病；治好了是应该的，治不好可能就会被杀头。于是不管什么病，先说得严重点，但也许还有一点点希望，开些不是马上治好但也不是吃了就死的药应付，这样就往往造成拖延。那么“重”的病能够拖这么久，显然也是尽了全力的。这样也就没人来怪罪御医的医术不高或治死了病人。
向太后这病，开始也是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但毕竟六十多岁的人啦，自然就显得有些严重。御医们虽百般诊治，看来也是不能治了。徽宗见向太后不久于人世，当然也有些伤心，因为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一切，全赖向太后的一手庇护。
向太后在临死之前，大致向徽宗说了些要做个明君之类的话。她一直对王安石变法时的气象心存留恋，但又对王安石的门徒蔡京、章今日之所为有些失望，她谆谆教诲徽宗要以大宋帝国的江山为重，复兴汉唐时的盛况，以不负她当时舍亲子而立庶子的初衷。
不过向太后却没有看到二十几年后那种凄惨景象，这是她的幸运。她也没料到她本意是为大宋的江山着想，而执意要立的皇帝却是一个亡国之君。也就是说，因为她的原因，大宋的江山及赵家的子孙都历经了—场浩劫。
宋徽宗慢慢从向太后去世的悲痛中回过神来，而他要整治朝政所要做的事，渐渐地有了眉目。一天早朝，宋徽宗在大臣面前，下了一道求直言诏，诏令所有的官员和有能力的人公开批评朝政。他决定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
诏书上大致说：我的年纪还很小，害怕皇帝的权力行使得不好，铸成大错。所有有学问的人都可以就天下大事和我个人的过错直言，说对了有厚赏，说错了也不用承担责任。满朝文武大臣见宋徽宗忽然有这一念头，都不以为然，更有大臣在鼻孔里哼哼，根本就没有将求直言诏当回事。这样，一个月过去了，满朝文武仿佛已经忘记了这事似的。其实哲宗时期就曾经两次用过这一招，结果许多人都因直言而受到处罚，这次是真是假呢？谁的心里都没有底，都揣着明白装糊涂，不理会皇帝的诏令。皇上当然十分失望，但好在有三个小官和一个太学生装模作样地各写了一份上书，没有让徽宗太失面子。但这四个人地位都很低，所以这样的上书在大臣看来似乎是小儿科的游戏。但宋徽宗计上心来，想利用这四人达到自己的目的。宋徽宗马上给那三个末品官升了官，而且还是连升两级。太学生则给了一笔厚赏。这一来，原先那些观望的人都眼红起来。拼了老命也要给皇帝上书，并赞赏地说道，我们当今圣上是贤明的啊！说错了真的用不着负什么责任，说对了就可以升官和得到赏赐。世界上真还有如此的好事，只要用笔写上几个字，就可以得到这样丰厚的好处，这可是个千年难求的机遇啊！于是有些无赖也雀跃响应，就是不会写字的人，也花高价请人代写。一时间汴京城内的落第秀才们身价百倍，借此机会，狠赚了一笔。许多人竟因此而一改寒酸相，成了京城的有钱人，这一切都归功于皇帝的诏令。
上书就这样源源不断，而且有些事情更是荒唐至极，其中有一名上书的，乃汴京中有名的地痞流氓，叫做张迪。因为想借上书捞点好处，所以他上书坚决要求当太监，并用一把菜刀自己把自己阉割了。徽宗看到此上书，非常感动，就特许他进宫。张迪与杨戬本就是好友，进得宫中后，很快便成为徽宗的贴身太监。
其实，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上书要么就是平庸的，要么就是针砭时弊和抨击朝中大臣的。特别是两派的人，更没放过互相攻击的机会。皇帝特别头痛这种上书，两党大臣各执一词，似乎自己才是忧国忧民的忠臣，而对方则是十恶不赦欺蒙皇上的大奸臣。搞得宋徽宗无从判断，自然也就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可谁知这些大臣，见自己的上书未得回音，也未曾触怒皇上，心想若再加上一把力，定可说动皇帝。于是语气越来越尖刻，话语越来越偏激，上书也就更加勤快了。
于是，皇帝更是没有了主张。显然，无论听从哪一派的意见，都必然会激化矛盾，而自己尚未坐稳龙椅，其处境令他感到十分惶恐。
皇帝面对堆积如山的上书，眼看这场由他发起的运动难以收场。朝野内外，两派人都各不相让，有的甚至大打出手。原不过想借上书之事捞取名声而已，不想却引发了存在已久的两党矛盾。此事如处理不妥，必将引来元气大伤的大清洗，让衰弱的国事雪上加霜。右宰相一直注视着这场近乎闹剧似的上书。他是个老成持重的人，在政治上介于两党之间，现在看见上书之事已成危局，终于坐不住了，他也写了一份上书，这份上书痛斥两党相争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向皇帝说明只有消除党争才能重振国威。皇帝看完后十分高兴，便单独召曾布来商议这件事。徽宗道：“曾大人所见，很有道理，若依曾大人之言，怎样才能消除党争呢？”曾布奏道：“陛下，两派都有错误。特别是他们各自结党营私，不顾国家利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怀私挟怨、相互仇害倾轧，是皇朝所不能容许的。无奈现在两党仇恨已深，尾大难掉，不能一日尽除朋党之争。陛下只能持平用中、不偏不向、唯公是论、大公至正，才可渐渐削弱朋党，从而使臣僚们统一步调，实现天下大治。”徽宗听罢曾布所言，如梦方醒道：“要不是曾大人所言，朕还迷惑于这些上书所说。”
说罢又拿出元祐党人范纯仁和绍圣党人陆佃的上书道：“范卿人上书也劝朕不要因党用人，要抛开党系、明察臣僚自身邪正，根除朋党。陆大人也道元祐党人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而不知扬长去短；绍圣党人全盘称颂王安石变法，也不知扬长去短，显然都不是明智之举。一定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所有举措，贵在正当，大兴之期，正在今日也。朕观他们的上书，与曾大人意见一致，但如今既欲消除党争，不知从何做起好？”
右相曾布继续说道：“党派的争端由来已久，如今朝中大臣，他们又官官相护，要消除也不是一日之功。皇上现在可不必管某人是某党，只要才能相济，便可择而用之。只要用人持公，就可以废党人任人为私，即可使党系归于无用，自然吏治清明，君臣一心。”皇帝点点头说：“我看章，平日里就依靠权势欺人，不能不罢黜他的官，让你为左宰相如何？”曾布一听要以他为首要大臣，心下不安起来。他是这样一种人，是只能辅佐正职，而一当作正，却反而不能发挥。于是曾布说：“我的能力还不够，只怕会误了国事，还是另举其他的贤能方好。”最后徽宗还是没有犟过曾布的脾气。后来徽宗宣布罢免朝廷当中结党营私的四人职务之时，朝野内外赞声四起。原来章、蔡京等借变法之名排斥异己，树敌太多，他们四人凄惶离开京城之时，竟未引起他人的同情。
四人之中，章最为从容，他知道自己迟早会被徽宗罢除，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很久，看来是太晚了一点，所以他心平气和地去了岭南。
绍圣党的几个重要人物遭到贬黜，余党以为不久大祸即将临头。徽宗却没有大规模地罢免绍圣党人，而是将绍圣党和元祐党人都择贤而任，一些人所担心的党争之祸没有发生，并且党争有了缓和之象。
元祐党人韩忠彦接替了章的左宰相之职，曾布仍待在老位置上。徽宗又下诏迫复元祐党人的官职，并下诏令于全国，申述自己废除党争、量才重用的立场，并把年号改为“建中靖国”，让天下牢记禁戒私党、同心协力，靖国安民。
此后，宋徽宗果然说到做到，任人唯贤、不听偏论；无论大小政务，一般都能听得进各种意见，然后细细斟酌，公心处置。使倾轧者不能得逞，使结党营私者受到惩处。一时间，党争状况大为好转，各项政务都大有起色。徽宗俨然像一位富有雄图大略、足智多谋的英君明主。
宋徽宗新用的左宰相韩忠彦，他的父亲韩琦也曾在神宗朝时出任过宰相，是个和司马光一道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著名人物。宋徽宗所要的只是用人唯贤，不分党派的主张在现实中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原本韩忠彦尽可能用人不分党派，可出于各种原因，大批进入朝廷的官员仍然是他这一派的人，另一派的大臣渐渐被排斥出朝。于是，有关朝政的上书又多了起来，徽宗刚在后宫中过了几天清平日子，就不得不为再次掀起的党争之事烦躁起来。一日，早朝之后，右宰相曾布单独留下，向宋徽宗呈上一份厚厚的奏章。这份奏章是中书刚收到的臣僚奏疏，作者是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官。
这位官员不久前曾当面向宋徽宗请求重用绍圣党人，并且使用激将法挑拨道：“陛下是神宗的儿子，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神宗推行新法以利民，韩琦曾极力反对。如今韩忠彦一声不响，却几乎把神宗之法全改完了。他这样做，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陛下您贵为天子，为什么不能维护父亲的尊严，继承父亲的遗愿呢？”
一席话，居然使宋徽宗大受刺激，一连多日都闷闷不乐。
因此，曾布深知这位官员的奏疏非同小可。他想单独向宋徽宗呈递，以便趁机做些解释，免得皇上听信邓洵武的胡言，改变消除朋党的基本方针。
宋徽宗见曾布留下不走，知道必有令他心烦的事发生，他很想退朝之后便回后宫去过他的文人雅士生活，曾布这个老好人最近也变得喋喋不休起来，自己又不得不留下来听他的唠叨。这简直是在浪费他的时间。
曾布虽然知道邓洵武这份奏疏有些不平常，但他仍然大公无私地未加阅览便呈递给了徽宗。
徽宗打开奏章一看，原来是一张变革表，按官职分为七类，列了七个对照表。每个表分左右两栏，左边是变法派，右边是元祐派官员的名字。
七个表中将新任宰相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结党营私”的情况全部罗列了出来，并用言语刺激皇帝，让皇帝对他认为可以重用的人反感。结尾又特别注明：“陛下要想继承神宗遗志，非任用蔡京不可！”这实际上是要告诉皇帝：元祐党人已完全把持了朝廷，若再不采取断然措施，皇位就要受到威胁。
徽宗不动声色地让曾布看了一遍，曾布也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自己也被列入元祐党之列，并且公开提出要求将蔡京官复原职，重任宰相。
他现在能说什么呢，按照惯例，凡涉及到自己的公事，是不能自己辩解的。曾布只向徽宗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便匆匆退出去了。望着曾布的背影，徽宗的眉头皱得很紧。当初，正是曾布力主调和两党矛盾；他才下定决心，贬黜结党营私等人。本想新旧兼用，重整朝纲。不料他们却不体量朕的苦心，反而让元祐党东山再起，布满朝廷。徽宗又想起前些日子的一番话，不禁热血冲顶，自言自语地说：“凡夫俗子，尚且不许别人指责自己的父亲，小民百姓，尚且知道继承父亲的基业，如果听任元祐党人任意指责先皇的是非长短，天子还何以自容！” 既然曾布、韩忠彦都难以依靠，那就只好起用蔡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