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学生家庭永远的痛
一个农村大学生往往和5个贫困人口紧密相关，一个人上大学，全家人勒紧裤腰过日子，这就是中国当下的现实。
近年来每逢高考过后，无论是翻开报纸，还是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关爱贫困大学生的报道和评论。
2003年8月16日，清华大学学生处接到四川广元县一名叫邹海天的贫困生电话，说目前学费和路费还没有借到，能否晚几天报到。学校立即和清华成都校友会联系，决定由清华大学出资，让邹海天乘飞机于8月17日赶到清华报到，清华大学派专人去机场迎接。
看到这里，笔者眼睛有些湿润。乘飞机赴校报到，而且是学校出资，这在整个中国大概都是破天荒的一次了。邹海天真是幸运，所有考上了清华的贫困生真是幸运，然而在我们身边，更多的是没考上清华的不幸运的莘莘学子——
一名贫困生因欠学校900元学费竟被赶出了考场，而他所考的10门学科都被以“0分”处理。这事发生在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这名贫困生姓季，家里兄弟3个，他年纪最小，为了供他上大学，两个哥哥在外拼命打零工。
即使这样，季还是欠了学校900元学费，学校不允许缓缴，并且还在全校公布了“土政策”：如果不缴齐学费就不许考试。
2003年6月20日左右，季参加计算机VFP考试刚考了半个小时，监考的女老师就跑了过来说，学校财务处已打了两三遍电话了，学费没缴清不准考试，让他尽快离开考场，前面考试的成绩全都作“0分”处理。
2005年，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05级部分新生，因家境贫寒，无力交纳学费而被拒之门外。张素青姐妹三个，她排行老大，妹妹在读初二，弟弟刚辍学外出打工。父亲几年前因病去世，留下两万多元外债。母亲无力还债只得把家里的地分了一半给别人种，“一年一亩300元，就当还钱了。”小张当天来报到，身上只带了1730元。而这些钱只够交住宿、教材等杂费，一年5000元的学费，她实在没能力再交了。“回家想办法吧。学费一点不交肯定不行。”报到处，负责老师说。
“过劳死”是最早源自日本的一种现代特殊病，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继而丧命。一直认为受“过劳死”影响最多的只是中年人，而我们却听到年仅22岁的大学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不得不长期兼做3份兼职，最终“过劳死”！
故事发生在成都市的一个大学校园。直保研究生，全年级综合测评“状元”，来自山东的22岁大学生单亮，有着令任何人都羡慕的锦绣前程。但一场似乎没有任何先兆的疾病让这一切都成了泡沫。2004年6月13日凌晨3时，在医院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8天，单亮停止了呼吸。
医生的诊断是，过度劳累导致免疫力急剧下降，他死于化脓性脑膜炎。在殡仪馆，眼泪滚滚的同学们说，单亮太累了。早上起床后就到图书馆看书，中午回寝室吃饭，下午写论文、看书，到晚上又出去当家教，回到寝室又忙着为第二天的3份兼职备课。5月28日的晚上，单亮曾大喊头痛，但以为是感冒的他，最后还是连药也没吃又出门做家教了……
单亮来自山东潍坊地区高密市城郊一户并不富裕的农家，2000年，单亮考取了西南交大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家道贫穷成了单亮3份兼职的最大理由。单亮事件后，他所在的学校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手头都有至少1份兼职，部分家境贫困的学生同时做着三四份兼职。
2005年，重庆西南大学荣昌校区的大二学生苟宗岱，靠蹬三轮车养活自己和母亲。由于蹬三轮太久，当时他已被查出胆囊、肾脏患病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他说，蹬不了三轮他就改行去当一名送水员。
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说：“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听完这些故事我们除了眼泪，更多的是叹息。
山西吕梁贫困山区，许多小孩子连正常的学习经费都难以得到保障。他们根本没有进行过一次正规的身体健康体检，有的孩子已经八九岁了，问他自己有多重，身高有多少，他们只是害羞地摇摇头。
临县山区一位12岁的小姑娘从来没有上过什么正规的体育课、音乐课，也不懂得肺活量、龋齿是怎么回事。唯一能使自己得到锻炼的事就是每天给家里人提水。她说自己在家里排行老大，父亲外出打工，她和母亲负担家里所有的活，自己要上学，就必须每天起得很早去提水。她说别看她瘦小，由于每天提水，已经让她的胳膊变得很有力气。
在黑龙江农村，为了上学，未满12岁的孩子每天要往返25公里的路，为供孩子上学，父母背上沉重的高利贷……
“医生给我们学校的孩子做肝功检查，发现大多数学生都抽不出来血！”黑龙江泰来县第三中学校长李志军说：“这是严重的营养不良造成的。”
17岁的尹智星在这所中学读高一，她一顿饭只花8角钱。“孩子饿得难受，就蜷在床上挺着，”妈妈朱秀萍说起这些几乎哽咽：“老师说孩子得补充营养，可家里实在买不起水果。”
在安达市安达镇的董家三姐妹，她们一冬天只吃酸菜和土豆。李志军说，三中有很多孩子在吃晚饭时，故意晚去食堂，因为食堂的师傅能免费给他们一些剩菜汤。
“只盼孩子不当农民，别像我们一样遭罪”成了农村家长们最大的梦想。泰来县教育局局长胡强说：“营养跟不上，农村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城里的孩子！”
中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报告：全国有小学62.88万所，在校学生1.4亿人；初中6.62万所，在校学生5248万人。每年逾2亿的中小学生表明中国正办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
今天，全世界有10亿文盲进入21世纪，其中70%是妇女；中国有1.5亿文盲，1.1亿是妇女。在中国，每年有数百万失辍学儿童，其中有70%在西部。而在西部的失辍学孩子中，三分之二是女孩。
农村穷，农村教育更穷。孩子苦，农村孩子更苦。像黑龙江泰来县的情况，尤其在中西部地区，每个省都能抓出一大把来。
《中国青年报》2004年调查，农村初中生实际辍学率远高于国家控制的3％的标准，一些地区，实际辍学率高达40％。这些地区并非特别贫困，学生流失多半因为厌学。
吉林省东丰县一位当过6年班主任的老师，以本校为例算了一笔账：初一入学，学生人数有110人左右，到了初二上学期，还能有100人，而初二结束时，就剩60人左右了；中考前，只剩30人。
这绝不是吉林省独有的现象。东北师大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6省14县的17所农村初中学校进行的调查显示，平均辍学率超过40％，离国家3％的控制辍学率的标准相距甚远。初二成了学生流失相对集中的年级段。
一位在某镇中学当过10多年班主任的老师称：“不用调查，30％～40％的辍学率是下面公认的。上面一来检查，我们就得把辍学的学生找回来充数，3％的控辍率，逼得我们只能作假。”
一位曾经主管过教育的县级市市委副书记则斩钉截铁地否认这一数据，他说：“这不可能！据我们了解，辍学率也就1％！”
经济困难是造成农村学生无法继续升学的重要原因。此外，学校师资力量不足、教育水平不高，导致许多农村学生难以在激烈的应试竞争中取得主动。
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高考而实现升迁性的社会流动，对农村孩子来说，就是跳出农门，变换身份对农村学生来说几乎是惟一的途径，如果这条途径也被禁绝了，那么他们就永远只能是农民。
谁为农村教育买单
我国每年约有1000万左右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因为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而回到家乡。一些中小学毕业生因为缺乏生活技能，进城打工没门，搞二、三产业无路，只好在家里闲着，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
有人对现在的农家子弟因接受普通教育而不具有一技之长讥讽为“种地不如老子，养鸡不如嫂子”。
“农村教育没有出口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曾多年从事农村教育的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农村教育研究室主任李水山指出，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出口（高中、大学）和职业教育的出口被堵死或不畅，使得农村考生升学比例始终保持较低水平。据了解，我国普通初中毛升学率约为88％，但在农村地区却远达不到这个比例。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一项调查显示，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82亿人，其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达到了87.8％。
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的统计表明，辍学学生中，有53％是因为厌学。“从学校方面讲，应试教育压力太大。素质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根本没有落实。教学以主科为主，不少课程学生不愿意学，在现实生活中能应用的很少。同时，音体美活动少，学生被限制，丧失很多乐趣。”一位姓韩的农村老师说。
“科教兴国”喊得震天响的时候，很多农村孩子却过早地离开了校园，甚至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
许多人一提起农村教育难的问题，第一反应就是经济不发展，没钱搞教育。但在87岁的老教育家方明看来，“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经济。”这位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教育工会主席认为，当前我国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和教育两张皮”的问题。
方明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试验点之一—山西省柳林县前元庄实验学校的经验说明“办好一校”，就能“致富一村”。
这个曾经穷得出名的小山村，在1987年走上了“农科教结合”的路子，把脱离农民生活、脱离农村经济的普通小学改成“村校一体”的实验学校。在这里，孩子们多了一门课程叫“劳技”；在这里，教师不单纯教书，还是村里经济发展的“智囊”；在这里，村里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同步规划、同步运行。现在，村里的年轻人不仅都达到初中文化程度，每人还掌握了一两门实用技术，全村人均收入也从以前的320元增加到1700多元。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70多年前发出的呼喊，至今听起来仍振聋发聩。
历史上的西部曾经森林密布、绿草如茵、文化发达，商贾云集。仅定西地区就出现过119位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文臣武将、开国元勋、学者史家、作家诗人。然而，现在的定西“苦甲天下”，3年前就已列在国家级的贫困县中。
定西地区下属7个县：临洮、通渭、陇西、渭源、岷县、漳县、定西，7个县全部包括在甘肃陇中18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中，20世纪80年代定西地区还包括生存条件最恶劣、但每年考上的大学生最多的“状元县”会宁。全区仅课桌凳就缺32000多套，6万多学生因没有桌椅而站着上课。
2004年，中央党校组织的“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调查课题组”先后奔赴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辍学率出现了较大反弹，并不是2002年统计所说的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分别达到了98.6％和90％，辍学率远远高于“普九”所规定的3％，在很多地方达到了6％以上，一些农村学校不惜采取造假的办法来完成“普九”任务，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每年有500多万少年儿童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就离开了学校，形成了农村地区低素质人口沉淀。
根据联合国和OECD组织往年的各国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占本国人均GDP的平均指数，测算，我国每年投入的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缺口接近750亿元。
从2008年开始，苏州市和北京市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全免费义务教育。这似乎昭示着，全国在“十一五”期间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已经拉开序幕，农村的义务教育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而实行税费改革后农村中小学生教育负担虽有所缓解，但学校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往年债务偿还无望，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一费制”后基层教师流失情况相当严重。
提起学校的窘境，永寿县马坊镇中学校长来宏斌一脸愁容：实行“一费制”后，上级一分经费也拨不下来，每年按规定向学生收取的4万元杂费入不敷出。特别是学生宿舍异常紧张，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宿舍，竟住了120名学生，有的3个孩子挤在一张床板上，连身子都躺不平。
开裂的墙体，漏风的房门，透光的屋顶，简陋破旧的办公设施……在华县、华阴、泾阳等县市，多是这样的小学。泾阳县白王镇何家村小学算是全镇条件较好的小学，但教室大都是土木结构的老式建筑，最旧的已经建了30多年，最新的也有20年。看门的老师傅诉苦：“一到下雨天教室就经常渗水，现在完全不能使用的房子有七八间，上级拨不下来钱，村里还欠着债，老百姓集不起资，学校穷得冬天连烤火煤都买不起。”
武汉新洲区的三店街，教师不是超编，而是缺编，50岁以上的老师比重偏大，因为学校工资低，优秀的老师和毕业生都不愿意去。一般说来，农村高级教师每个月工资才1000多元，一般的老师只有600多元，民办的代课老师只有200多元，有些教了30多年的民办老师只有300多元，这样还不如出去打工。尽管如此，很多想要进来的毕业生还进不来。一方面主要的骨干教师大量流失，尽量往城里调；另一方面，学校宁愿增加代课教师，因为一名公办教师的工资相当于五六名代课教师的报酬。在农村很多学校，没有体音美教师，老师往往是全才全职，什么课程都教，如此可想其教学质量，很多学生到了小学六年级还不如城里的二三年级的学生，连自己的姓名都拼写不出来。
9月，开学的时节。农民工的子女却很难高兴起来。因为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后代，他们不得不遭受求学上的种种不公，承受城市孩子无法想象的种种压力。
“早上三点钟，我和妈妈一起起床。刷牙洗脸后，我和妈妈一起到五里之外的白云亭市场去批菜。批完菜后，我和妈妈一起把菜用车推到菜市场去卖。然后，我回家做早饭给弟弟和自己吃。等我们都吃完早饭后，我到菜市场把妈妈换回来吃早饭。妈妈吃完早饭后，再来换我。然后，我就背着书包去上学。
中午放学之后，我回家做午饭。等我和弟弟都吃过午饭后，我再去菜市场换妈妈回来吃午饭。等妈妈吃完午饭后，再来换我去上学。晚上，放学之后，我回家边做晚饭边做家庭作业边带弟弟。等妈妈卖完菜后，我们就可以吃晚饭，吃完晚饭，我就可以睡觉了……这就是我的一天。
这几天，我妈妈说我上学没什么用，还不如专心帮她卖蔬菜，但我真的很想上学。”
——这是南京一所小学，一位农民工子女写的作文《我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