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社会，劳动、生活和有关的自然对象（农作物）这种种合规律的形式比旧石器时代的狩猎社会呈现得要远为突出、确定和清晰，它们通过巫术礼仪，终于凝冻在、积淀在、浓缩在这似乎僵化了的陶器抽象纹饰符号上了，使这种线的形式中充满了大量的社会历史的原始内容和丰富含义。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第18、28页。
雷蒙·威廉斯的“感觉结构”表明，某些快感转瞬即逝，某些快感具有普遍的形式。历史时常将后者交付文学收藏。如何收藏浮游不定的快感，文学形式是最好的犒赏。如果传统的文学形式无力承担，新增的文学形式通常要求符号秩序的核准与扩编。登陆符号秩序之后，文学形式仿佛修成了正果：这些文学形式开始负责规约各种快感而不再接受历史的汰选。这时，文学形式显出了骄傲的独立性。庞大的文学形式体系济济一堂，文学形式的稳定、自我重复和自律时常被作为拒绝历史干预的证据。历史被关在了门外吗？然而，在我看来，文学形式乃至符号秩序始终存在于历史之内，充当历史的组成部分。由于稳定的符号秩序，人们的思想安分守己；由于稳定的文学形式，人们的快感循规蹈矩。维护一种熟悉的意识形态，保证传统一如既往，所有的人物都活动在指定的位置上，可以提前预测每一阵笑声或者每一次叹息发生在什么时间，这种冲动难道不是历史的内在要求吗？这时，文学形式的独立性恰恰构成了历史的另一面：
语言体系——乃至更大范围的符号体系——的稳定是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从风俗、仪式、歌谣到种种经典文本，传统的承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符号体系的统一和连续。这在另一个意义上象征了社会关系的稳固。除了政治体制、经济形势以及法律规定，庞大的符号体系同样是社会赖以运行的主要机制。诚如巴赫金所言，衔接言说者与听众的表述是“双方关系的产物，也就是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产物”。符号体系负责意识形态运作。无论是凝聚社会成员、麻痹社会成员还是启蒙抑或号召，符号体系无疑是意识形态的得力拐杖。某些时候，文学果敢地挺身而出，激进地挑战传统意识形态。为了催促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文学形式尽可能与日常表述拉开了距离，力图撕裂传统业已认可的一切。然而，更多的时候，文学承担的是维护现行意识形态的使命。不管是敲边鼓还是唱主角，统一、连续的文学形式对于意识形态的沿袭肯定大有助益。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助手，刊物发表的文学批评或者学院内部的文学教育必将齐心协力地训练读者，颁布文学形式典范，倡导标准趣味，这一切无疑对文学形式的“独立性”形成了强大的支持。历史持续地演变，历史又存在统一和连续——后者的能量同时压缩在文学形式领域。的确，文学形式洞穿了无数历史波澜而完整地重复自己，重复的文学形式甚至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变异的部分。然而，重要的是，重复文学形式的动力仍然追溯到历史。南帆：《历史与语言：文学形式的四个层面》，《关系与结构》，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第172页。
历史不是一块密不透风的固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紊流。通常，渴望稳定、连续、统一的意识远比革命的冲动强大。符号秩序收编了各种话语形式，宣称这一切均来自某种“本体”的规定，这即是历史。问题仅仅在于——这并非历史的全部。符号秩序之外的世界持续积累，符号秩序遭受的压力超过了一个限度之后，历史的另一个时刻到来了。各种话语形式纷纷响应，接受挑战；开放体系，破茧而出，这时常是文学形式倾心的先锋姿态——五四新文学运动显然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如果说，这种大规模的话语转移相当罕见，那么，文学形式的考察不可能回避另一个层面：文学形式如何携带快感的革命能量潜伏在常规的日子里？
四
精神分析学派的视域之中，人们在俄狄浦斯情结形成之前拥有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父亲、阉割、超我尚未降临，天真未凿的孩童自由地按照快乐原则享受生活。或许，可以借助这种想象象征性地描述远古的历史。“混沌之死”是《庄子》的一则著名寓言。庄子向往的“混沌”代表了史前的单纯。壁垒森严的“超我”系统并不存在，随心所欲的日子甚至无法区分快感与哲学，享乐与劳作。《小说理论》的开始，卢卡奇曾经用一段华丽的言辞陈述古希腊生活：这是一种“完整的文化”，一种同质的“总体性”。“对于心灵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内部，因为对它来说，既没有外，也没有什么‘他者’（Anderes）。”“存在和命运，冒险和成就，生活和本质，其实都是同一概念。”总之，个人与集体、表象与内涵还未产生分裂，一套约束性的制度还未形成，并且威严地高居于生活之上。这时的文学坦然地表述各种快感——快感就是生活本身。卢卡奇显然赞同黑格尔的观点：这种文学即是“史诗”——“这样的年代就是史诗时代。”卢卡奇：《小说理论》，《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5页。史诗的自足和敞亮风格证明，强大的压抑系统还未降临。
这个年代结束于什么时候？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判断。席勒曾经认为，“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29、30页。在成熟的儒家文化之中，快感已经成为一种骚乱之源，甚至一种罪愆。不论是“诗言志”、“思无邪”还是“采风”、“观风”，文学必须依附于意识形态机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从“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恕”、“勇”、“让”众多范畴到“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节欲自重始终是儒家文化的显眼主题。这必将涉及儒家的文学观念。无论是“温柔敦厚”的“诗教”还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法则，儒家文化不允许诗无所节制地放纵快感。这种快感不仅隐藏了犯上作乱的危险能量，而且可能充当消磨人们意志的腐蚀剂。为了防范骚人墨客沉溺于文字游戏的快感乐而忘返，文学史上“玩物丧志”、“作文害道”等贬抑之辞不绝于耳。
这种贬抑时常集中表现为文学形式的讨伐。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到“修辞立其诚”，从“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到“为文造情，错彩镂金”，许多古代批评家对于徒有其表的华丽言辞深怀戒意。儒家文化成为统治思想之后，这些观念共同认可了某些节制的、内敛的文学形式——快感的展示与快感的限制是诗学的微妙分寸。《毛诗序》之中，“诗六义”的“风”被解释为“讽”：曲折委婉，力戒直言，“主文而谲谏”；“比”、“兴”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总之，含蓄中庸，幽怨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换言之，文学形式赋予快感的秩序必须维持一个平衡：各种快感避免一泻而下，从而在有限的表述之中制造某种若有若无、或明或暗的气氛。因此，“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诸如此类的主张喻示了诗学的至高境界。如果说，小说积存的快感具有更大的能量，那么，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文学类型遭受的压抑更为严厉。从“饰小说以干县令”、“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到“丛残小语”，小说始终被搁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席位上，尾随历史话语拾遗补缺——一直到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种快感的巨大意义才得到正式肯定。
为什么快感如此可鄙，以至于文学形式连带地导致某些思想家的憎恶？至少可以从柏拉图的论述之中意识到，一些思想家对于快感具有的冲击力深为畏惧。如果哲学或者政治学已经对于世界图像解释就绪，那么，文学带来的快感或许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干扰。柏拉图的“理想国”坚决地放逐了诗人。在他看来，诗人触动的感伤、哀怜之类有损于理性原则和阳刚之气，甚至危及国家管理。另一方面，柏拉图对于盛行的“模仿说”不屑一顾。人们所见的万事万物无非是“理式”的影子，文学模仿世界图像显然与真理隔了两层。不言而喻，柏拉图是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开端。无论如何，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严格防范快感的泛滥。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深入人心，感性领域被视为一片混乱。尽管维柯的《新科学》试图在各种话语形式的源头找到诗性的智慧——尽管种种形象的隐喻的确证明了认识与感性的密切联系，但是，非理性主义的大规模崛起仍然延迟到尼采之后。无论是酒神精神、存在主义还是意识流、超现实主义，众多迹象表明：快感以及文学形式的限制这时已经削弱了许多。许多人都愿意提到这一点：精神分析学派对于非理性主义的理性分析产生了特殊的作用。这不仅因为精神分析学派清晰地区分了欲望、无意识以及压抑系统；同等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学派企图在众多无意识表征之中搜索某种稳定的形式，例如梦，或者图腾与禁忌，机智、口误，等等。相对地说，从欲望、无意识到文学形式的内在机制远为复杂。但是，文学形式如何赋予快感符号秩序——如何使混乱的快感井然有序，如何使快感获得表述并且具有面世的权利，如何从“寓教于乐”的传统口号到承认快感的反抗意义，并且更大范围地涉及所谓的“政治无意识”，这一切无不来自精神分析学派的启示。
当然，马克思主义学派不可能止步于精神分析学派提供的“家庭罗曼斯”。快感对于意义生产制造了愈来愈大的冲击，文学形式愈来愈多地成为这种冲击的帮手——如何为这种现象配上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显而易见，怀想庄子的“混沌”并不是企图重现“弃圣绝智”的日子，卢卡奇形容的古希腊文化破裂之后不可能再度修复。历史提供的毋宁是当代思想的一种参照：某些那个时代如此普遍的因素业已消失——追溯消失的历史原因亦即反思现今的生活设计。如果说，快感的缩减与压抑系统的不断完善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这个问题就会前所未有地尖锐起来：巨额财富、强大的科学技术以及高度的现代文明即是以驱逐快感为己任吗？如果理性主义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合作达到了巅峰状态，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以合理兑换自由？
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就是在这个节点将精神分析学派引向了历史分析的场域。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那样，西方文化曾经对于感性极度轻视。认识被视为心灵的高级机能，感性以及直觉由快乐原则支配，仅仅负责供给一些粗糙的原材料。显然，这也是逻辑和形而上学化约美学的原因。如果文学形象无法整合到某种普遍认识之中，理性主义的视域将弃置不顾。理性主义已经而且还将持续垄断世界的表述。月亮是一个星球，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风是空气的流动而雨是自然降水……这些表述包含的认识原则已经成为现代知识的框架。考虑到这个物化的世界如何形成，现代知识的伟大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因此，如果在某些时刻听到另一些迥异的、同时又无法兼容的表述——如果听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听到“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人们不禁惊疑相向：这个世界是不是突然被打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