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忍者文化
来无影去无踪、恍若鬼神是人们对忍者的印象，更有人把他们说成是已经超越了自然规律的斗士。这除了艺术的夸张外，更与人们对他们的不了解有关。其实忍者也是人间的战士，他们与其他战士的不同大约要源于特有的文化内涵。
一、《万川集海》与《六韬》
忍术权威著作《万川集海》中指出：忍术思想的根源来自于中国殷周之际的姜太公吕望，是他首先提出了忍术概念，并写在了传世名著《六韬》之中。《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全书是以姜太公答周文王、周武王问话为内容，用一问一答形式写成的一部兵书。《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篇，每篇又细分数章，一共六十章。
“文韬”十一章，论述先治理国家，民富兵强，同仇敌忾，熟谙敌情，然后再言作战；“武韬”六章，讲如何分析敌情，如何用十二条计谋“文伐”敌国，然后以己之长攻敌之短；“龙韬”十三章，讲如何选将立将，严明军纪，利用天时、地利等，主要强调指挥的谋略与布军；“虎韬”十二章，讲在平原开阔地带如何作战，取猛虎八面威风之势，先配齐军需军备，强其爪牙，然后或列阵，或疾战；“豹韬”八章，取豹机警迅捷之意，讲在山林、水泽、险隘地带的作战方法；“犬韬”十章，取犬群而为雄之意，讲车兵、骑兵、步卒如何有机地配合，短长相济，更好地发挥各兵种的特长，为战争胜利创造条件。
《六韬》一书强调，统帅军队的将领在运用谋略时，要力求做到神秘莫测，让对方无法理解，如《龙韬》篇中曰：“龙以变化不测言，隐现无常。此韬虽言行军，事多心计，藏奇隐伏……”
忍者思想大约来源于其中的《阴符》、《阴书》两篇专题论述，认为确保作战意图和作战行动的隐秘性十分重要，实施巧妙的战略伪装，欺骗和迷惑敌人，让敌人上当。可以先示弱于敌，助长敌人的恃强和骄狂的气焰，使其走向反面。书中说：“夫先胜者，先示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后来，孙武、张良、韩信等人相继对忍术理论进行了完善。这一说法是否真实殊难考证，但孙武的《孙子兵法》备受忍者阶级推崇却是千真万确的。总之，据《万川集海》而言，经过上面这几人的处理后，忍术基本形成了由权谋、阴阳、技巧等几部分构成的雏形。
二、《孙子兵法》在日本
早在公元8世纪上叶，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把《孙子兵法》带回日本，并在军队中传授，从此，《孙子兵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兵法家。不过，《孙子兵法》自初唐传入日本后一直作为朝廷与兵家的“秘籍”，不向外传。长期以来，中国兵法在日本被神秘主义色彩所笼罩。
公元11世纪，大江匡房对朝廷秘藏的《孙子兵法》加以整理，成为精通中国兵法的日本大家。1068年，日本著名武将源义家拜大江匡房为师，潜心学习《孙子兵法》，成为名将。他把孙子战法活用到实践中，在战场上屡屡得胜。其后，辗转传到甲州武田源氏，从此《孙子兵法》得以在甲州派中流传、继承和运用，其后裔武田信玄是其家传兵法的继承人，这位战国时期（15～16世纪）的著名武将非常崇敬孙武，将之奉为无法谋面的先师。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部《孙子兵法》，视之为珍宝。他所制作的突击旗，其上绣着援引自《孙子兵法·军争篇》的“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16个大字，所归纳的“风林火山”的战略表现出了《孙子兵法》常变一体、静动一元的用兵境界。而对于忍者的使用，武田信玄也是别有心得。
开创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的德川家康本人就是甲州派兵法的继承人。这一运用《孙子兵法》中武田家传的甲州派兵法因武田信玄之死而中断，“幸亏有德川家康，才使甲州派兵法得以复生”。由于德川家康是一位善用兵法的统治者，他完成了日本武士百年来的未竟之业，给日本带来了持久和平。
日本镰仓幕府后期的著名武将楠木正成熟谙《孙武兵法》，擅长文韬武略，在倒幕战争中屡立战功。他在作战实践中，能根据自然条件和自古以来的变化，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中“避实击虚”、“因敌制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等作战原则，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击强的战例，成为名噪一时的战术家。后人将他的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总结成为《楠木派兵法》，而《楠木派兵法》后来融入了忍术，成为一种作战意识。
三、修验道与阴阳道
《万川集海》中忍术体系的提出，标志着忍者从“武士”中脱离，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与行为习惯。之后再融入“修验道”和“山伏”的作战技巧（修验道是日本宗派名，修验者为得神验之法，在山野中苦行修炼，其主旨以修持咒法、证得神验为本意。日本修验道行者称为山伏，有“入法真如之宝山，降伏无明烦恼”之意）。
奈良时代，日本本土的古代神道文化与新传入的中国佛教文化相互碰撞，继而相互吸收、相互融合、渐成一体。由中国兵法衍生出来、混合着宗教教义的修验道“山伏兵法”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发展起来，忍术的种子在此时又吸收到新的养分。
修验道的宗教活动以山岳修行为主，人们通过山间苦行以期得到纯净的心灵和健康的体魄，各山岳神社、寺院还在各自的修道场发放护身符、治疗疾病、预测吉凶等等。修验道保留了日本原始宗教中的咒术、巫术，并使它们成为民间的普遍信仰。日本古代的神道教融合了佛教及由中国传来的新知识，形成了修验道三种独特的技能——“气合术”、“催眠术”和“医疗术”。役行者小角是日本修验道的开山鼻祖，传说他38八岁入山，经三十年苦修，可役使鬼神，有起死回生之能。
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山伏兵法与由日本密教祖师空海上人传入的密教思想相结合，山伏势力得到很大的发展。
修炼修验道的山伏善于山林作战，他们利用地形之利，依中国的《孙子兵法》理念作集体防御，而山伏的武器“金刚杖”的用法逐渐演变成后来的剑术和枪术，为后世的忍术所汲取。
到了奈良朝晚期，属于谋略范畴的《孙子兵法·用间篇》在山伏手中演化成包含兵（兵法）、武（武艺）、忍（忍术）三个元素的综合技艺。这种谋略手段和特殊体术的结合，使得忍术终于有了自己独特的形式。
同时，忍术又吸收了“阴阳道”思想，并通过密教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壮大。比如，忍术中的“察气术”——凭借直觉预测吉凶和感应周围环境的本领，就是从“阴阳道”中学习而来的。
“阴阳道”也许是中国的易学、天文学、道术在日本的一种本土化。日本的“阴阳道”起源于中国百家争鸣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在蒙昧的科学洪荒时代，为了避免灾厄，人们总是希望能预先得知天地的变迁，“阴阳五行说”的出现将这一愿望变成了现实。其代表典籍就是自周朝流传至今的《易经》。
公元6世纪，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混合了道教咒术与密教占术，传入日本。在日本登陆后，又渗透了一些当地文化，于是便形成了独特的“阴阳道”。不过当这个名词正式出现在日本史料上时，已经是10世纪的事了。当时的“阴阳道”已有别于早期的中国阴阳思想，它兼具了占卜、祭祀、天文、历法等的应用，上至国运皇命，下至庶民之事，都可用之来解释。前文提到的圣德太子就是运用这门知识的佼佼者。笃信佛教的他在制定“冠位十二阶”及服装颜色时都曾考虑到阴阳五行的配合，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此阴阳师成为热门“职业”，转入全面兴盛时期。
奈良时代，天皇决定以“阴阳道”作为统治人民的手段之一，将其相关的技术与人才收编为国家管理，并近距离监视其发展。一般百姓严禁拥有《河图》、《洛书》、《太乙》等“阴阳道”的专门典籍，“阴阳道”成为国家的独占工具。阴阳师开始以国家专属的占术师身份出现，在整个平安时代发展到了巅峰。
阴阳师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安倍晴明了。安倍晴明是著名的遣唐使安倍仲麻吕的第八世孙，传说晴明的母亲葛叶是和泉园（今日本大阪）信太森林中的狐精，因而晴明继承了母亲强大的灵气，并以准确预言花山天皇的让位而名声大噪。
据说，晴明不但拥有收妖伏魔的能力，还能听懂鸟语，召唤“式神”为自己做事。滕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贵人、天后、大阴、玄武、白虎、大裳、天空皆为晴明召唤的十二神将，他们完全服从并保护其主人。经史学家推测，所谓“式神”就是安倍晴明手下的秘密情报组织，也就是忍者组织。晴明和密教、山伏关系密切，其中也有许多人是晴明的信徒，他可以通过这两大教派遍布全国的信息网获取有用的情报。世人都说安倍晴明能洞悉人心、无所不知，其中的奥秘即在于此。
四、手工艺中的忍术
同时，由外地人传入的科技也影响了忍术的产生：例如中国的火药很早就传入了日本。其他的手工艺人，例如制造工艺品的师傅、耍玩偶的师傅等也纷纷来到日本。
日本的手工艺人对其国家封建时代的文化发展贡献极大。他们制造工具、庙堂、刀枪，佛珠、纸张以及碗筷。他们的作品简朴自然，实用而又漂亮。
匠人们为武士制作的剑器和铠甲尤其引人注目。日本人认为精心打造好剑的匠人能够把自己的人格融入其作品之中。比如，关于一位名叫村正的匠人就有一个特殊的说法：他所铸造的刀剑总是会为他的主顾带来灾难和杀身之祸。据说，当一把他制造的剑被置入溪中时，迎面漂来的树叶被一切两半。而当另一位正宗的神奇匠人制造的剑被放入溪中时，迎面漂来的树叶都自动绕道而行，似乎是要表示尊敬。人们说，村正恶毒，正宗善良。
他们的技艺后来都对忍术有一定的影响，忍者也常用许多民间卖艺身份去从事谍报工作。因为古代日本很落后，所以日本政府非常欢迎来自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的移民到日本定居，因而受到中华文化熏陶的朝鲜人也受到欢迎，日本人把这些移民叫做“归化人”（虽然欢迎，但还是歧视他们，移民很难进入上流社会，而且不能沿用原居住地的语言和文化，必须改成日本姓名并使用日语）。这些古代的技术移民将大量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到了日本，例如制造陶器、盔甲、服装技术以及决定性地促进了日本忍术发展的中国武术。
同时，由于地位不高，受到歧视，“归化人”大量地进入到忍者这一行业。这些“归化人”通常都定居京都，随后有大量的人迁移到附近的伊贺或甲贺居住，所以这两个地方忍术异常的发达。
此后历经朝代变迁，至战国时代，忍术发展进入了全盛期，彻底成为一种融合了兵法、武术、宗教，包罗物理学、药草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的独特的综合性技艺。
§§§第四节忍者与武士
战国时代中，虽然同为大名服务，不过忍者和武士的身份分别可谓天上地下，形象一点儿说就是忍者是家奴，而武士是家臣。
这也许与日本的兵家思想分化有关，在日本首部兵学著作《斗战经》诞生后，开始批判《孙子兵法》中的“奇正”思想。在《斗战经》看来，中国兵法与日本兵法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兵法以“诡谲”为本，而日本兵法以“真锐”为主。
一、《斗战经》与《孙子兵法》
《斗战经》极力推崇正攻战法，对《孙子兵法》的“奇正”和谋略思想大加贬斥，它指出：“汉文有诡道，倭教说真锐。”它曲解了《孙子兵法》的谋略思想，认为“五事七计”、“奇正虚实”、“用间”等谋略思想都是出于对敌人的畏惧，说“孙子十三篇，不免惧字也”，认为谋略属于一种怯懦，是应该从作战中舍弃的。它强调兵法以“真锐”为本，认为正攻战法才是用兵之道。
而作为《孙子兵法》思想衍生出来的忍术与忍者，他们最重要的政治贡献是维持社会的平衡和协调。如果千军万马的冲锋是战争的正面，那秘密截获敌电或抓获敌方长官本人就是对战争的一个否定、缓和或协调。这些被武士们称做为“欺骗、胆小、变节”的行为，忍者则称之为“策略、狡猾、机智”。所以，他们自然便为信奉正大光明的“武士道”的武士所不齿。日文的武士一词，其本意是“侍者”，指贴身随从，而一些武士也确实仍充此任。一个武士首先必须效忠于他直接的领主，如有必要则为其献身，包括避免领主被俘或其他失职行为。为报答和奖赏武士的忠诚，领主们会授予他们土地或者任命他们为小规模庄园的管理者。
二、武士道
武士遵从一定的行为准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武士道”。“武士道”的创始人山鹿素行说“大八洲的生成，出自天琼矛，形状和琼相似”，用天琼矛开创天地，“就是尊重武德，表扬雄义的缘故”。武士的责任，第一是拥护其主公的家业，第二就是拥护自己和家的生存。所以武士认定了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主家”。这句话的真意，就是为主和他自己的家系家名而奋斗。“轻生死，重承诺，重义气”这种武士独有的特性，固然由于武士阶级的生活必要，但就精神方面看来，许多年遗传下来的生活意识所造成的道德和信仰也是使他们肯于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为主家奋斗的最关健因素。在封建时代，这种为保存家系而努力的事实和奋斗的精神，是他们最被社会赞美的。
武士精神的本质在于极端和强烈，追求一步到位的作风表现在他们的任何细节中。轰轰烈烈和平淡如水都是武士道的外在表观。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心中有无限的骄傲，这执著的骄傲不属于自信的范畴，而是日本幕府时代的独特历史造成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儒家（尤其是教条化的宋代理学）文化及禅宗的生死观，武士道最核心的就是格外重视“名誉”，对武士而言，名誉比生命更重要，生死一线、生死大义都不过是看破人生本质后的履行而已，如果需要死便去担当，决不苟且偷生，这并不是说武士普遍有赴死而往的教条，其实他们更看到了生的价值，不必要的时刻也决不轻言牺牲。武士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性命随时可化为鸿毛，这也许是因为日本地域狭小，没有回旋余地，武士们遇到问题只能像过了河的小卒一样拼命向前。
有趣的是作为武士行为楷模的却是中国的志士，他们格外推崇南宋的忠臣们，如文天祥、陆文夫、张世杰，在大义面前选择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是武士们最正常的反应。江户时代的朱子学者浅见絅斋在《靖献遗言》中列举的八位“本朝武士之鉴”是：屈原、诸葛亮、陶渊明、颜真卿、文天祥、谢枋得、刘因、方孝孺，这八人的显著特点是他们的尊皇忠君思想和个人修养，完全不计较自身利益。在实行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很多武士在冲向对方阵地或战败自杀时，都喜欢高咏文天祥的不朽诗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