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告别大学生活
日历翻到1943年，我已经在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那时北京还叫北平）生活了十余年。在日寇铁蹄下，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最困难的是粮食，一般人家，吃饭不得不搭着“混合面”，一种用豆饼、高粱、花生壳等磨制成的粗粮。我家在我父亲去世后，幸好留下大小几处房子，靠“吃瓦片”（出租房屋）还买得起细粮，生活尚能温饱。1942年秋季，我考入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西语系，这时第一学期已近尾声。我在大学学习还不错。英语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有些底子，一有闲暇，我就到图书馆去看英文书。我喜欢文学，耽于幻想。在西语系一年级的几门课程中最爱听的是文学界老前辈李霁野讲授的世界文学史。李老师早年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同鲁迅有过交往。课堂上他为学生开启了一座座文学宝库，从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讲起，一直到中世纪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开英国文学选读课的英千里老师是辅仁大学创办人英敛之的长子。英家全家人都信奉天主教，英千里十几岁就由一位神甫带到欧洲，后来在英国伦敦大学毕业。他精通英、法、拉丁文几种语言。用英语讲课，语音纯正，征引繁富，充分显示出他的博才多学。给我更深印象的是他在课堂上毫无顾虑地抨击日本对华侵略，并不时传达一些抗战信息。在敌伪严密控制下，英老师这样做需要很大勇气。在他选读的文章中，有一篇H。G。威尔斯写的《盲人国》，引起我对科幻小说的兴趣。《隐身人》《时间机器》和《莫洛博士岛》日后都成了我爱读的小说。“四人帮”倒台后，我译了英国温代姆的《呆痴的火星人》，阿西莫夫的《低能儿收容所》几篇科幻小说，同早年爱读科幻不无关系。
我有一批喜爱文学的朋友，有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也大言不惭地谈论各自的抱负。我想当个文学家，平常也胡乱写些东西。那时候我正痴迷于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曾借用他的几首曲名，练习创作。《南国的玫瑰》写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一个意大利少女的短暂恋情。《蓝色的多瑙河》也是写中国留学生，假期中这个中国青年沿着多瑙河漫游，经历了种种奇遇。若干年以后，我读毛姆的小说《刀锋》，发现书中主人公在德国浪游的某些情节，竟和我的虚构很有几处近似的地方。我深知自己的幻想式练笔文章一文不值。我对社会现实毫不了解。艾芜的《南行记》，高尔基的《在人间》《俄罗斯浪游记》强烈地吸引了我。我渴望走出家门，在外面广大的世界混迹于千百万普通人中间。抗日战争烽火连天，中国人正在受难。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战火洗礼，如果幸免于死，倒也是难得的经历。不管怎么说，我对大学生活感到有些厌腻，我渴望走出去看一看外部世界，看一看中国的另一面——一个真实的中国。
早在入大学前我就开始盘算出行计划，如何离开敌伪统治下的北平。我同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也常常议论此事。一个在北平师范学校念书的同学介绍给我一个同重庆方面有联系的地下工作者。这人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我同他常常约好在北海公园见面。他每次都给我讲解抗日战争形势，青年人奋斗的方向，等等。后来见面的机会多了，自然也谈到青年人渴望离开沦陷区，参加抗战的事。我问他有什么路子可以去后方。他说有，但要冒风险，而且要等待时机。他告诉我有两条路离开敌伪统治区：一条走东线，经河南商丘；一条走西线，经河南沁阳。前一条是通商道路，来往人多，行路的时间长，花费大，有时还会碰上盗匪滋扰。后一条路程短，但要轻装上路，还要事先安排，找向导带路。我对是否辍学出走，很长时间犹豫不决。这一话题在同那位地下工作者会面时虽然还不断提及，但一直没有深谈。直到最后我去意已定，而且大致定了行期以后，他才透露给我上路的一些细节：具体路线，何处换车，下车找何人联系，直到行路的一些注意事项：该带什么（后方缺少的物资），不该带什么（书籍、文具、证件和一切可能暴露学生身份的东西）。他还给我讲了一些“那边”的情况，好的和坏的，希望和困难。“那边”一词是指我国未受日本人蹂躏的领土，是指人民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我渴望光明，渴望自由。在北平大学里念书，生活虽然还算惬意，但却感到窒息。更何况这里到处插着太阳旗，国土已经变了颜色，叫你随时随地都有生活在屈辱中的感觉。除了我的书，这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1943年春节前十几天，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我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卖给同学，又从家里要了些钱，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一趟南行列车。火车驶出车站，我向灰色的古老城墙和角楼挥手告别。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是个未知数。我只知道自己将要走进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山水、人物、粗劣的饮食、鸡毛小店……或许还有枪林弹雨。什么我都准备迎受，也愿意迎受。虽然有些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恐惧，但新鲜感支撑着我。想到我的那些可怜的同学正在吃力地背诵课文，准备期终考试，而我却坐在火车上旅行，我感到宽慰，甚至幸福。上帝给了我眼睛是叫我看东西，给了我双腿是叫我走路。我现在就在使用它们。我刚刚迈出生活的第一步，今后我还要看得更多，走得更远。当时我的思想虽然还模糊不清，但在潜意识里，已经逐渐定出终生遵循的生活准则了。
二、走进人间
地下工作者给我详细介绍了投奔“自由”的路程。先是买一张平汉路火车票到河南新乡。在新乡换车乘一条支线去沁阳（旧怀庆府）。在火车到达终点前一小站下车。找车站上一位某姓工作人员。他会带我到一个小村子。那里有人接应我，为我办手续，安排下一段行程，给我开路条，换钱（把敌伪区使用的储备券换成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的法币），再找一个向导。从此步行向南大约走两百里路，穿过伪军把守的炮楼，走过一段兵匪不分的三不管地带就到了黄河边。黄河彼岸就是我向往的自由天地了。我按照地下工作者的指示，乘车到了新乡。天色已晚，我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座客栈安歇下来。夜里辗转不寐，生怕军警到旅馆查房。幸好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车站去买到沁阳的火车票。站前广场上人很多，大多是到城里找活儿的农民和闲汉，看见有人要乘车他们就过去帮助你提行李，找不到活儿干这些人就向行人乞讨。我在这里上了生活的第一课。刚在食摊上买了一块大饼，准备当早点，就有一只脏手从身后伸过来，一把把我的早点抢走。还没等我缓过神来，这人已经“呸、呸、呸”地在大饼上吐了几口唾沫，断绝了我追还的念头。我只好掏钱又买了一份，而且牢牢地把大饼揣在怀里。这次没有人来抢，却有四五个衣不蔽体的孩子向我伸出肮脏的小手，求我把大饼分给他们一点。我把买饼找回的一把零钱扔给他们，逃出重围。
这就是日本人占领下城市中的街头景象。几天以后，我已经过了黄河，走到仍旧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我看到的惨景同样触目惊心。从洛阳西行到陕西西安可以乘火车，陇海路是抗日战争爆发前新修的，有名的“蓝钢车”（因车厢为蓝色得名）就在这条铁路上行驶。我经过河南西部的时候，中日对峙以黄河为分界线。日本人不断从黄河北岸向这边打炮，铁路路轨时断时修。接近灵宝县一段因无法修复，乘车的人必须下车步行几公里，到灵宝再换车继续向西。火车怕日本打炮，只能夜里行驶，人称“闯关车”（“关”指潼关）。我在灵宝车站看到簇拥在铁路边的人群中除了农民、乞丐外，还有不少散兵游勇和伤兵。蛮横一些的强勒硬索，老实的伸手乞讨，形同乞丐。农民有的携家带口。实在吃不上饭，就在幼儿甚至十几岁少女背上插根稻草，那是待价而沽的标记。只要你站住脚多看两眼，就有人——多半是人贩子——走过来替卖孩子的父母跟你议价。我经过河南的时候，河南老乡正经受三重苦难：蝗虫、洪水和汤（恩伯）军。同敌伪占领区相比，这边唯一的优点只是有钱能吃白面馍，而沦陷区的穷人却嗷嗷待哺，连吃混合面也困难了。
我从新乡到黄河边一路平安无事。向导替我背负着我的简单行李，昼伏夜行。白天歇脚休息一般都在为敌我双方干事，但心里却倾向国军的乡保长家里。他们有的还是国民党党员。两个多月以后，我又穿行过这一地区（这次是为了想在大后方求学，冒险回家去取证件、书籍，并重整行装），这一段故事我将留在下一段记述。这一带还居住着不少回民，回民村落护卫森严，大多筑起围墙，甚至还建有炮楼。村口有几个荷枪的人严密把守着。经过这些回民村子，向导总是带我绕道而过。回民性格剽悍，不愿意同汉民打交道。他们是不欢迎陌生人闯进自己领地去的。
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终于到达黄河岸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河，也是第一次看见一条雄伟辽阔的大河。河水有些浑浊，尽管冬风劲吹，但波涛并不大。只见浪头一个接一个，滚滚而来，在落日照耀下，金波闪闪，似乎永无尽头。我登上一艘可载三四十人的摆渡木船，不顾凛冽寒风，爬上甲板。我要把眼前的景色永远收留在记忆里。祖国大地正遭受敌人蹂躏，但壮丽的山河却巍然如故，未受丝毫损害。这也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吧。
过黄河以后，首先找到一家卖大饼的，花钱烙了一张大油饼，填饱在敌占区受了委屈的肚子。这里的渡口属河南省偃师县。在一家小店过夜后，次日就雇了一辆“架子车”（人力拉的胶皮双轮车，北京叫排子车），把我载到洛阳。两天后，又从洛阳到达西安。洛阳自东汉起不少朝代都定为国都，白马寺、龙门石窟遐迩闻名。西安古称长安，更是历史悠久的泱泱故都，但这都不在本文叙述之列，我的记叙仍限于个人经历。在西安，仍是听从北平那位地下工作者的介绍，我投奔到胡宗南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但是我只在“战干团”待了一个月，就在发军服、理短发正式入伍的前一天，开了小差，离开了这个训练基地。西安扶轮小学当教师的两三位老师早就劝导过我，经过考虑我对自己的前途作了另外一种安排。
三、困厄与险阻
在扶轮小学教书的两个老师都是北平师范学校毕业生，初来西安时也都投奔过“战干团”，后来却相继离开了。由于他俩赴内地前就有了教学经验，所以从“战干团”出来，很快找到了工作。这两人比我年纪大，比我阅历深，对社会人情以至国内形势看得都清楚。他们说，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驻扎在陕西南部，是为了扼制共产党。“战干团”是胡宗南培植个人势力的“私产”，训练青年学生到他的部队中当政工干部，卖狗皮膏药，很难说是为了抗战需要。如果入了“战干团”，下一步就要逼迫你加入国民党，他们叫我最好不要趟这池浑水。我年纪轻，根底好，为什么不多念几年书呢？抗日战争打的是持久战，不愁将来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这两位老大哥的劝说很有道理，我听从劝告，把自己简单的行李打点好从营盘里偷偷拿出来，打定主意在后方继续求学。
抗战期间，从沦陷区到内地的学生可以领取政府每月发放的助学费，维持生活。但是我离开“战干团”的时候，寒假后的新学期早已开始，所以必须等到秋天，才能入学。这半年多的时间该如何打发，是个难题。我必须找到个饭碗，才能活下去。就这样，晚上我在小学课堂借宿，白天四处奔走，想方设法寻找一个什么职位。一所天主教教会办的中学——玫瑰中学，名字很怪，至今仍然没有忘记，倒想要我，只是教数学课我无法胜任。另一所私立学校要我为人代课，可惜只上了两周，任职的教师销假回来，我就失业了。另外，还有人介绍我去韩城当英语教员。韩城在黄河西岸，隔河是山西省。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家乡，也许应该去这座文化名城看看，我却嫌路远，也不愿意离开西安的伙伴就放弃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已退休，终于去了这座古城，补救了当年失之交臂的机会（参见我的《韩城之旅》）。时间蹉跎，我在外面已经混了一个多月，仍然找不到安身之所，我已经厌倦了这种寝食不安的生活了。再同两位学兄商量，他们说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去陕西城固，校本部在兰州的国立西北大学在城固设有分校。他们认识的学友可以解决我的食宿问题，等待分配入学。另一条路是再回洛阳。洛阳临近前线，有政府设立的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接待站，收容从沦陷区来的年轻人，分配入学或就业。我决定去洛阳。在城固我将来只能分配到西北大学，而在洛阳则有可能到成渝等地某座从沿海城市内迁的名牌大学读书。虚荣心在我心里占了上风。于是我又背着行李登上往回开的列车。为了省钱，我同许多农民兄弟一样爬上了车厢顶部，尝试一下露天坐席的滋味。春寒料峭，特别在日落以后，阵阵冷风吹得我瑟瑟发抖。正当我蜷缩着身子挤在一伙逃票者当中力求稍避风寒的时候，突然一张棉被搭在我的大腿上。回头一看，给我盖被的是一位面孔红彤彤的大嫂，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把身子朝我这边挤了挤，又把棉被掖得更严实些。农民大嫂在火车驶入河南界不久就下了车。一路上我们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我从心坎里感激她给我的温暖。我是不是已经走进“人间”，体味到劳动人民在苦难中如何相濡以沫了呢？但是且慢，“温暖”刚刚过去，我就吞下一块寒冰，连骨髓也冰冷起来。在灵宝换车，邂逅一个穿军服的人把我的行李一件不剩地骗走了。这人在车厢里坐在我对面，同我东拉西扯。当他打听到我去洛阳的目的以后，吹嘘他认识人可以介绍我去接待站。他所在的部队就在洛阳驻扎，即使接待站不收留我，我的食宿也都没有问题。我轻信了这个“军人”的话，到洛阳以后就跟随他走进城里。他先带我到一家茶馆，叫我把行李寄存下来，然后陪我去吃饭。饭后，这人叫我在饭馆里暂等一下，他要去找一个同接待站有关系的熟人。我在饭馆里傻等了一个多钟头，这人还没露面。我感到事情不妙，心里开始发凉。等我再去茶馆取行李的时候，茶馆老板说，我那位“军人朋友”早把我的行李拿走了。就这样，我被孤零零地撂到一个陌生城市里，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无所有了。
我坐在茶馆里，对着老板为我倒来的一碗茶发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救济战地年轻人的接待站收留我，我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有，也无法待下去。去当兵？去流浪、乞讨？再去西安找我的伙伴求援？都不是办法。想来想去，我只有一条路，冒险再回北平，不是去辅大复学，而是重整行装，把自己配备齐全，再回内地来。我既然已经飞出来，就不能在遇到挫折后再折回老窝。我不能被人看做懦夫。再说，在外面流浪了三个多月等于我在社会大学上了一学期课。吃了苦，受了训，但我学会了适应现实的本领，人变得比离家前聪明了。我一定要在选定的道路上继续闯下去。我数了数身上剩余的钱——还够三五天饭费。我摘下手上戴的一块表，在一家钟表店卖掉，作为路上花销，第二天一清早，直奔来时偃师县摆渡口走去。
来的时候，我记得路过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村长是个读书人，有爱国心。他曾鼓励我到后方参加抗战，这次我要找他帮助我返程回家。今天我已经忘记他的姓氏了，但是六十余年前却是这个热心人向我伸出热情援助之手。我在他家里住下，给北平家里写了信，叫家人迅速给我寄来路费。这位村长在沁阳县有亲戚，他说可以介绍我去落脚，并找关系拿到买车票必须有的“良民证”。这个村子已属沦陷区，同北平通信应该很快捷，但不知为什么，我给家里连续写了两三封信，却始终没有汇款寄来。后来我已经到家才知道，一个多月前他们刚刚接到我从西安寄去的报平安的信，三两天后又有信从河南寄来向家里要钱，他们怀疑后来的信是别人假冒骗钱，不肯汇款。这就苦了我，盼款望眼欲穿，真是度日如年。村长不许我出去，更不许我同别的村民接触，我只能像囚犯似的坐在屋子里。除了村长本人偶然走来同我扯一阵闲天外，我唯一的消遣是翻看他撂在屋中的几本闲书。一本残破不全的《聊斋》我翻来翻去，几乎把其中几篇背熟。我的伙食当然只能勉强下咽，但我知道这在沦陷区已经是破格的招待了。有时候实在饿得慌，就摸出一点零钱，偷偷溜到附近烧饼店，买个火烧解解馋。有一天，这时我藏身村子大概已经快20天了，村长又来同我闲谈。汇款不来，他也为我着急。他问我去北京的火车票大概要多少钱。我根据三个多月前的票价告诉他一个概数。他怪我为什么不早说，他说这点路费他还是筹得起的。我在这里20天的伙食费多半也不止此数了。他叫我准备好，第二天就可以借我路费启程上路。他的慷慨援助自然叫我十分感动。第二天，他派了一个人送我走了一程，进县城必经一座炮楼。我顺利地进了沁阳县城。我在村长亲戚开的旅馆里住了一宿，不在客房，而是后院锅炉房的一条板凳上。第二天，旅馆主人又带我去了敌伪县政府，靠人情也靠一点贿赂，我拿到临时的身份证和一张去北平的路条。但是直到火车票买到手里，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我可以重回北平了。
上火车以前，我找到一家澡堂子洗了个澡，我已经有个把月没有洗澡了。这家澡堂既无淋浴又无浴盆。进门是几张木床，供顾客换衣服，推开第二道门就是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池塘。我脱衣进去，痛痛快快地洗掉身上积垢。就在我还泡在水里的时候，门被打开，三四个裸体日本女人鱼贯走进来，毫无顾忌地跳进浴池。我早就听说日本有男女共浴的习俗，不以为耻。但面对几个活生生的白色胴体，我又惧怕又羞涩，连头也不敢抬，便急急忙忙跳出浴池，穿好衣服，落荒而逃。逃出浴室，我误打误闯地走进一条小街，这条街两边房屋虽然低矮，但是木制门窗却小巧玲珑，每户门前都插着太阳旗挂着招牌，理发店、料理店、咖啡馆……不一而足。一队日本小学生身穿制服，足踏木屐，噼噼啪啪地走过来。我目不斜视地急忙从小街另一端走出去。回到旅馆听旅馆里的人说，澡堂里日本女人是县城妓院里的慰安妇，每天某个时间总是集体去洗澡。中国人知道她们这个习惯无一不避开这段时间不去澡堂。日本人入侵中国后，大量移民，大大小小城镇都有日本人聚居。我国神圣土地已逐渐沦为日本殖民地了。在沁阳的所见所闻，又为我上了一课。
四、重返校园
我在北平家里大概只停留了两周，两周内我匆忙办妥几件事。首先是备齐一些证件，其中辅大的学生证很重要，这是到后方申请入学的有效证明。其次是路费和至少两三个月的花销。当然了，我还要还清好心村长借我的款项，备一份表示谢忱的礼物。这次我不再怕旅途中检查暴露身份了。我要尽可能带一些书。在后方买字典非常困难，而我志在学外语，所以手头必须有几本工具书。同村长告别时，我问他以后我回来他需要什么。他说他什么也不缺，只要一套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所以我跑了几家旧书肆，选购到一套大字本梁任公著作。上次带走的衣物既已被人骗走，家中剩余的也不多，我去了一次天桥，在估衣摊上添了几件质地坚固的旧衣服，买了一双牛皮鞋。我抽空见了两三个朋友，告诉他们这段时间我的经历。我把沁阳县那位村长的姓名、住址留给他们。万一有谁也想长征，村长是可以送他们过河的。一切打点停当，我再一次踏上征途。一路顺利，只是我带的一小包外文书给我带来些麻烦。这件事我已写在一篇题为《癖好之累》的回忆文章里，这里就不赘述了。应该略作记述的是我重返沁阳县境遭受困厄的村落后，把我的欠债、《饮冰室文集》和一点点薄礼送到我的庇护人手里，他又惊又喜，紧握我的手不放。他称赞我言而有信，说自己没有看错人。他留我在村子里多住了一天，置备了几碗乡下饭菜款待我，还邀请了两三个乡佬作陪。这位好心人以后我一直没有联系过。我猜想他多半是一名国民党党员，可能还担任什么职务。但愿日后他能平安度过土改一关，没有遭难。在洛阳城我住进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接待站，填了申请入学表格，等待教育部分配到一所大学。这次吃穿不愁，逍遥自在，除了偶尔和几个同伴逛一趟龙门石窟，归途顺便看看传说埋葬蜀将关羽首级的关林外，每天就是看外语书。我已有足够的精神食粮，不愁日子难熬了。转眼到了夏季，换上单薄衣服，但分配入学的指令一直没有下来。我又坐不住了，蠢蠢欲动。同三两个同伴商量，都认为与其坐等，不如进行一次远征，干脆到重庆去申请入学。政府的教育部就设在重庆，会很快就有结果。更重要的是，在重庆会分配到一所比较好的学校。主意已定，我数了数从家里带来的钱，省吃俭用，去重庆勉强够用。准备南下的连我一共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姓冯的十三四岁小孩，是家中托一个商人把他从东路带过来，准备去内地上学的。小冯有个表哥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他正找人搭伴上路。这是个好机会，我们一起走，在路上我们照顾他，到了重庆他的表哥会为我们找个落脚的地方。六月底的一天，我们一行四人拿着接待站开的请求免费乘车的学生证明，登上西行列车。陇海路我已经往返走了两次，可谓识途老马。在西安我并未下车，和几个同伴一直乘车到了宝鸡。从宝鸡再往南当时没有铁路，只能乘烧酒精或木炭的破烂长途车，一路颠簸着坐到广元。中途汽车爬过秦岭，地理环境有了差异。秦岭海拔两千多米，是我国南北分界线。秦岭以南即属亚热带区，不仅水资源丰富，草木葱茏，连风土人情，饮食衣着也与北方不同。这种差异越往南走越显著。第一次走进四川一个小镇，眼前景色叫我目不暇给。青石板铺路的狭窄街道，街道两旁一家挨一家的古旧店铺，卖药草的，卖土织布匹的，打铁的，缝衣的……仿佛都已经在镇上伫立了好几百年了。居民的住房是灰瓦覆顶的木结构建筑，没有窗户，房门大敞，老人坐在门前竹椅上，吸着长烟袋。再看街上行人，男人白巾缠头，妇女有的背着竹篓。竹篓里装的不是柴米，不是青菜，而是活生生的一个娃娃。如果碰上赶场的日子那就更热闹了，店前摆满地摊，人群熙熙攘攘，几乎把路堵塞。我在一个饭摊上看见有人吃馄饨，也要了一碗。可是老板听不懂我的话，原来馄饨这里叫抄手。我又要了一碗炸酱面，发现面条是泡在半碗汤水里的。这些印象都非常新奇，以后一直印在脑子里。一年半以后，我又在四川南部当过半年兵，看到更多景物：竹林、水塘、梯田、淳朴的人民……我对这块古蜀地一往情深，永远也不能忘却。
从广元到重庆，如果走陆路，须先乘车过剑门关，绕道成都，再转车往南。这条路不仅购买车票困难，花销也非常大。幸好我们到达广元的时候，交通部门刚开辟了嘉陵江水运航线。我们赶上驶往重庆的第一班小火轮。偶然邂逅随船视察水路的一位航运局科长，乘他热情帮助我们买到船票。两天后，船就启程了。这是一次非常惬意的旅行。白天坐在船上观赏青山绿水，傍晚航船靠岸，到岸上打尖、寻宿，游览市镇风光。四五天后，经过阆中、南充、武胜、合川几个城市，我们在重庆小龙坎上了岸。小冯的表哥安排我们住进重庆大学学生宿舍。暑假里宿舍有很多空闲床位，找个歇脚地方并不难。上岸后首先要做的事是给教育部写信，再次申请分配入学。不知是因为我们的收信地址没写清还是别的原因，过了一个多月也没得到回复。8月底，我不得不亲自跑了一趟青木关（教育部所在地）。接见我的办事员凑巧是辅仁校友，给了我很大帮助。听从他的指点，我选择了浙江大学借读。浙大校址在贵州遵义，较之重庆、昆明等地，贵州物价低廉。另外浙大拥有不少名师，校长竺可桢是一位德望很高的学者，办学有方。唯一的困难是从重庆到贵州遵义需要一笔路费。我没有为这件事发愁。当时我已经找到在外交部任职的一位长辈，他是先父在中长铁路工作时的同事。这位伯父家眷仍滞留北平，我写信叫家中送过去一笔钱，伯父在重庆就能兑给我法币了。数目不大，却救了我的急。
1943年7月初至8月底，我在重庆大学困居了近两个月。重大校址在沙坪坝，与中大、南开中学同设在一条小街上。小街很热闹，除了茶馆、食肆外，还有四五家旧书店。我在学生食堂包了一个月饭，饭后就夹着书到茶馆泡茶、读外语。晚饭后在嘉陵江江边洗个澡，再同北平来的同学聊聊天。偶然我也到重庆城内逛逛街（从沙坪坝步行至城中心近十公里），到书店看看有什么新书，到中苏协会翻翻近期报刊杂志。归来的路上经过两路口，那里有市政府办的一家廉价餐厅可以吃餐客饭，打打牙祭。有一回，走过两路口街头公园大门，看到大门前一张电影海报，设在公园里面的一家电影院正放映施特劳斯的传记片《翠堤春晓》。这是我在北平就迷醉的一部电影，片中穿插着华尔兹王创作的七八首名曲。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还够买一张电影票，于是毫不犹豫地买票走进放映厅。整个电影放映期间，我一直如醉如痴地沉浸在在优美的曲调里，把现实窘境抛在脑后了。电影已经终场，随着人群走出大厅，我仍然舍不得走开。太美妙啦，我必须再看一场。但这时口袋里已经没钱，我只能做一件不太光彩的事了。我绕到大厅后面，跳过不高的围墙，大摇大摆地又从正门进去，再一次陶醉在音乐里。第二场电影演完，已经到了午夜。我不敢惊动宿舍的同学，无法回重大，只能在公园的游椅上露宿过夜了。从外交部伯伯那里兑款以前，我常常挨饿。第一个月在食堂包饭，尽管饭食粗劣，还可以按顿吃上两碗干饭。第二个月因为凑不上伙食费，只好到街上胡乱买些什么填肚子，饥一顿，饱一顿，有一两次甚至一整天没有东西吃。有一回，经人介绍，为一家评论时事的杂志《时与潮》从英文报纸译了两篇短稿。拿到报酬后，立刻去一家饭馆，同两三个同学开了一顿斋，那是我离家以后第一次享用的“丰盛筵席”。
从重庆去贵州的经历，过去我曾为浙大校刊写过一篇回忆。现在把其中一小段抄写下来，结束本文：
在重庆南岸海棠溪车站等了几天，终于搭上一辆往贵州运盐的卡车。但在买了车票后，我凑集的一点路费已经所余无几，多亏同车去浙大上学的卢莆英和另一黄姓女同学，慷慨资助给我食宿费用，夜晚我才能住进旅店。到遵义以后，得知一年级学生要去永兴场上课，还有近100公里行程，我还需要一笔路费。幸好同我一起南下的冯姓小朋友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介绍信，引见我到浙大以后认识一位在英语系执教的佘坤珊教授。我面见颜从素无一面之识的佘教授手里拿到一些钱。但是我想，这笔钱不能用来买车票，到永兴以后，我还得交饭费吃饭呢。于是我托卢黄两位同学，替我带走我的行装，自己则安步当车，步行两百里路。为了抄近，到湄潭以前，我走的是山间小径。一个人走在莽莽森森的山路里，耳边听到的是海潮一般的松涛和远处传来的丁丁伐木声，除了头上偶然掠过一只飞鸟外，山间寂无行人。我这个一向居住在大都市的人，感觉像是回到了洪荒的世界。但当年年轻气盛，只想到能够入学读书的光明前景，对旅途艰辛，并不放在心上。在湄潭住鸡毛小店，如厕时几只肥猪鼻息咻咻，在木条板下面有所期待地挤动。在饭摊上打尖，只付米饭费，六七种腌菜敞开吃，并不收费，对我说又都是新奇经历。第三天上午，走到永兴，我报到入学。
再一次走进校园，又闻琅琅读书声。一个只身到内地求学的流亡学生，校园生活有很多事可以述说，但这已不是本文记叙的范围了。只还要说一件事，一年多以后，日寇南侵，先锋部队已经打到独山（贵州境内），浙大被迫停课。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也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参加了青年军。这是我再一次告别大学生活。他日有暇我将写一篇《从军记》，讲讲我怎样当大兵吧！
（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