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兴场（1943年9月～1944年8月）
20世纪末的一年秋天，我重访贵州，寻找年轻时遗落在那里的足迹。秋天，贵州本是阴雨连绵季节，但是这次我的运气好，漫游期间，竟遇到一连串风和日丽的日子。当我漫步在郊野或某个小镇上的时候，半个多世纪前我初次踏入这一夜郎古国时的许多往事不由又涌上心头。我在遵义和湄潭几个地方转悠够了以后，搭上一辆东行的小面包车，来到距湄潭30里路的永兴场。1943年秋至次年暑假，我在这里读过一年书。那是一个我混沌无知却尽情呼吸着自由空气的时代。
我又一次走在永兴小镇自西徂东、不过两三里长的老街上。街道两旁虽然添加了几处网吧和发廊，但是低矮的店铺依然未减往昔破败、凋敝景象。街头行人寥寥。不少店铺在门前架起摊位，徒然把时兴货色陈列到户外。过去泥泞的马路已经铺上一层沥青，供不多几辆机动车行驶。镇上最巍峨的两座建筑仍然是江西会馆（江馆）和湖南会馆（楚馆），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因为浙江大学分校——我当时就读的地方——男生宿舍就设在楚馆。江馆较大，在楚馆东面，共三进，教室、饭厅和女生宿舍都挤在院内，也设有一部分男生宿舍。建筑最后一个院落是一座三层高的魁星楼，那是浙大永兴分校的图书馆。
浙江大学原来在杭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告急，浙大开始西迁。几次转移校址，最后于1940年在黔北落户。工学院、文学院设在遵义，农学院、理学院设在湄潭。师范学院按不同系级分设两地。由于遵义和湄潭两地校舍不足，学校当局又在永兴场建立分校，接纳一年级新生和先修班学员。
我是在1943年年初逃离沦陷后的北平奔赴大后方的。之后，有大半年时间，一直在不同地方漂泊。这一年夏天，我在陪都重庆沙坪坝度过，我冒着炎暑跑了一趟青木关，拿到教育部准许我到浙江大学借读的批文。从四川重庆到贵州遵义是一段艰辛的旅程。我托人请求公路局海棠溪车站的站长帮忙，等待了近一个星期才搭上一辆往贵州运井盐的大卡车。多亏两位同赴浙大报到的女同学照顾，解决了一路食宿问题。从遵义到一年级生分校永兴，近100公里路程，为了节省些钱入学后交饭费，我是步行大半程山路过来的。这些经历我过去在《千里负笈记》一篇短文里记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那一年我徒步走进永兴场，也适逢一个晴朗的秋天。从峦荒郊野乍进一个吵吵闹闹的小镇，眼望一家家店铺（多是应浙大学生需要开设的）簇拥在街道两旁，我的精神不由也振奋起来。我注意到有两家店铺自己很快就必须照顾。一家是文具店，我的一支自来水笔（今天人们惯常使用的圆珠笔是二战结束以后才逐渐普遍的）早已没有墨水，很快就连字都写不出来了。另一处是永兴场西头一家缝制皮鞋的手工作坊，橱窗里摆着用牛皮缝制的粗糙的翻毛皮鞋。从北平出来，我带着两双鞋。一双我寄居在沙坪坝学生宿舍的时候被“川耗子”咬得破烂不堪。另一双随我长途跋涉，鞋底早已磨穿。离开遵义，我只能找两块硬纸板垫在脚下。我希望能买上一双新鞋，或者至少能把旧鞋换上一双坚实的鞋底。
我在学校教务处报到注册，分到一个学号，又缴纳了一个月伙食费。学校在楚馆男生宿舍分配给我一个床位。宿舍是没有隔断的两层筒子楼，楼上楼下挨次摆着一张张上下铺双人木床，沿窗有一排长条课桌，每人一只木凳。这里没有电灯，每个学生都领到一盏陶瓷碗油灯。油灯用的是当地产的桐油，两三根灯草做灯芯，光线昏暗。一年后我升学到遵义后，除少数机关学校有电灯外，我看到有人使用带玻璃灯罩的煤油灯，灯罩安在铁皮烟罐或者罐头盒上。这种改良的油灯亮度大，有人说这是浙大一位进步教授费鞏（此人1943年在重庆失踪）发明的，学生就称之为“费鞏灯”。但当时在大后方马口铁极珍贵，罐头也是稀罕物，所以这种改良油灯并未得到推广。
初步熟悉了环境，安排好生活以后，我开始考虑今后—至少今后一年将依靠什么生活下去。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为支持青年人从沦陷区前往大后方参加抗战，除在各地设有各种职业训练班外，还为有资格入学读书的人每月发给一定数额的生活费，称“贷金”。金额不多，勉强可以支付一个月的伙食费。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从沦陷区来的学生每人都能领到贷金，但是需要证明文件并通过各种手续。当时我担心自己申请不到这笔钱，无法继续读书，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向学校申请转入历史系。因为历史系学生算师范生，而师范生享受公费待遇，就连饭费都不用自己掏了。我离开北平时，英语已有一定基础，远远高于内地高中毕业生水平。如果我有志学外语，靠自修同样可以学成，并不一定非要在外语系攻读。但后来事情发生变化，我转系的计划并未实现。
一年级新生入学后有两门必修课，一门是英语，一门是国文。因学生人数多，程度参差不齐，需要按程度分成三个班。所以开学前举行了一次测试。之后不久学校张榜公布考试结果，我的国文和英文考试均得第一名。国文课测试成绩与名次对我关系不大，且公布的是我的学号，不为人注意。英语考试却写出我的姓名，而且成绩远远超过他人，在同学中引起轰动。分校外语系主任费培杰老师很快就找到我，告诉我贷金会有我的名额，叫我安心读书，不必转系。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费老师兼任先修班英语课，他需要一名助手，帮他批改作业。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可以挣一些生活津贴。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在大后方求学读书的经济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口袋里有了一点富余钱，除了置备一些必要的日用品和文具纸张外，第一个欲念还是把一直受苦的肚子填饱。学校食堂虽然供应一日三餐，但早餐两碗稀粥，中午和晚上八人一桌，只有四小碗不见荤腥的白菜豆腐或豆芽，吃第一碗饭还可以抢到口两三箸蔬菜，第二碗饭就只能靠碗底的盐汤拌饭吃了。我当时正是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一天到晚感觉饥肠辘辘，不得不想办法吃些补充品。宿舍斜对面有一家贵州米粉店，我三天两头走过去吃一碗脆潲米粉，“潲”字我可能写得不对，字典上标义是用泔水、米糠、野菜等煮的饲料。我用来谐音。贵州管猪油炼后余下的油渣叫“碎shao”。一碗连汤带水的河粉，加上半勺油渣，吃到肚里非常滋润，是我在永兴求学时代的营养剂。后来我离开学生宿舍搬到一家专门接待学生的私人小旅馆。旅馆入门处有广东夫妇两人开的一家餐馆，卖叉烧包和汤面，我也常受几位手头富裕的同学邀请去那里打一顿牙祭。
为什么我离开集体宿舍，搬出来住呢？这里面有个故事。原来我住进楚馆宿舍后，隔两张床住着一位四川籍的先修班学生，名叫张六平。他要在浙大先修班复读一年高中课程，然后重考大学。和我熟悉以后，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张的老家在四川涪陵，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家中有不少田产。学成回国后没有外出谋职，只在家乡过着乡绅生活。几年之后这位留日学生在长江中游泳，不幸溺水身亡，便由母亲出头管理田产，操持家务。张六平和他哥哥都出来读书。哥哥在内迁到四川九龙坡的交通大学读航海系。很久以后，我和张六平更加熟稔，他才透露给我，原来他母亲是日本人，是父亲当年留学时结婚带回国的。中国同日本后来打起仗来，而他母亲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一口四川话，早已成为一位乡下老太婆，也没有人注意她原来的日本国籍了。我和张六平从认识起就成为好友，至今联系未断。五十年代中我去上海找他，他已把母亲从老家接出来和他同住。我见到的是一个慈祥的小老太太。她同我叙家常，谈上海洋场的生活同四川农村如何不同。她很为自己两个大学毕业、为中国海洋事业作贡献的儿子骄傲（我的同学张六平在我认识他的第二年也考取交通大学航海系）。这位日本老妈妈让我深感贤妻良母型日本妇女的美德。我新交的同学张六平曾参加过高考，因英语太差，没有被录取。认识我以后，就求我为他补习英语。他的经济情况比较宽裕，嫌住宿舍太嘈杂，所以在街上找到一处公寓，租了楼上一间屋子，邀请我和他同住。
自从搬到小旅舍同张六平同住以后，我在永兴场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认识了不少人，交际圈子扩大了。每天不仅是机械地上课、下课、吃饭、睡觉，而是平添了不少消遣、娱乐。和同学聊天、叙叙家常，也不排除畅谈各自的抱负和对未来的希望。这家作为学生公寓的小旅舍除了我同张以外，还住着另外两三个学生。一个叫陈雍的农学院学生，是个来自上海的白面书生，嘴里总哼着歌，不停给在贵阳工作的一位海外归来的广东小姐写英文信。我住进来以后，自然成为他的英语顾问。时间长了，我们自然也常常谈故乡的事。有一天，我信口哼唱当年流行的一首英文歌：《落日红帆》（Red？Sails？in？the？Sunset），陈雍听到，马上接茬唱下去。他告诉我，这首歌他很熟悉。抗战爆发，日本人进攻上海，炮弹已经频频落到离他家不远的闸北，她姐姐却不管不顾，一边整头发，一边哼唱这支歌。当年我们这些流落异乡的游子就是这样，只要有人提个头，说到老家的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起来就没完没了。而最引起人思乡情绪的，莫过于哼唱过去常唱的老歌了。我本无音乐才能，唱歌荒腔走板，可是在当时的氛围里，确实也借助音乐解除了不少寂寥。同旅舍的学生，还有一个与我同系级的学生向联银。这人本是孤儿，是川东长老会一位美国传教士太太把他抚养成人的。他用略带美国音调的英语说一些日常用语没有问题，只是词汇量不大。向同学最擅长的是弹风琴，在家乡的时候，教堂做礼拜，他总是弹琴为教徒唱圣诗伴奏。可惜当年浙大分校穷得连一台风琴也没有，让这位同学英雄无用武之地。1943年年底，第一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时机来了，学校突然来了一位身份不凡的客人。这人身材不高，穿一身西装、足登尖头皮鞋，是一位满口宁波话的“小开”式学生。他是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广西几省长途跋涉来校报到的。难为他大箱小笼居然随身带来五六件行李。自九月初动身，路上走了三个多月。学校虽然早已开学，却允许他注册入学，毫不留难。原来这个人大有来头，他叫翁心梓，是中国鼎鼎大名的地质学博士，也是国民政府一位高官翁文灏的侄儿。翁心梓到永兴后，也住进我们旅舍。他带的箱笼，装满四季衣服和内地稀缺的生活用品。最令人吃惊的是一只小提箱里装的竟是一台舶来品手风琴，声音洪亮，音色优美。这次会弹琴的向联银可以大显身手了。翁心梓不只喜欢音乐，而且颇有组织才能，没过多久，他就把小旅舍的全体住户组成了一个合唱团。我们既唱聂耳、黄自作曲的中国歌，也唱福斯特的黑人歌曲和像《当我们年轻时候》那类美国电影歌曲。合唱团给我们在永兴上学的平凡、单调的日子带来了活跃的、生气勃勃的气氛。我至今仍然佩服这位远方来客，聪敏、活泼、脑子十分灵活，翁来了以后，我们这些只知道死读书的人仿佛被吹了一口仙气，开始手舞足蹈，准备上演一出活剧了。翁野心勃勃，在指挥我们唱会几支短曲外，竟准备排练至少有双声部合唱的《蓝色多瑙河》。他梦想扩大合唱队伍，招进几名女生来。可惜第二年开学，正当万物回春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家中拍来的电报，叫他急速去重庆。原来他的有财有势的亲族，已经为他安排好去美国留学的手续。他一到重庆，就将出国了。我们这帮同学，自然非常惜别，但也为他能有机会出国深造感到高兴。翁为了轻装走上征途，行前他把他带来的绝大部分衣物都分散给同学。一套西服他本想送给我，可惜他身躯瘦小，衣服我无法穿。我只拣了一件比较肥大些的春秋衫留下，作为对这位朋友的纪念。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因特网，看看有什么关于这位老同学的资料。我查到的信息说，翁心梓先生是著名旅美华人，曾任美国多种资源公司顾问，美国国会中国问题顾问。也曾担任过我国冶金部钛公司顾问。他在国内创办过宁波中原小学，80年代曾不断回国探视。我不知道翁先生今天是否仍然健在，如有机会我真愿意同他畅叙一下当年在永兴场共同度过的时光。
该简单谈一下我在浙大永兴分校学习的情况了。先说说在学校教英语的几位教师。前面已经谈过，负责外语系的教师是费培杰老师。费是贵州人，清华大学毕业，在美国留过学。在永兴他教我们英语精读和语音学。费老师精通音乐，会拉小提琴（在新年联欢会上表演过）。据我的一位老同学说，过去他教外文系学生英文语句声调时，有时会借助一支笛子，吹奏出高低音调示范。费老师身体不好，患有肺病，但教学非常认真。他教我们的教材均系自编。另外，由于学生基础知识差，他每周又增加两节英语辅助课，并为之编了一套简易教材，通过问答，既让同学熟悉英语基本句型，又扩大了词汇，纠正学生发音。我的英语程度虽然比同学略高，这一辅导课却也参加了。在当时那种既听不到英语广播，又无录音设备的年代，能有机会多多听说一些简单英语也是好的。一年级第二学期有一段时间，费老师因病不能来校授课，我们全班学生就自己组织起来胡乱学习。后来他病情有些好转，我们开始去他家上课。费老师住在永兴场东头郊外的一幢平房里。他并无家室，只有一名中老年男仆服侍他。我看到他家中有一个玻璃柜，装着二三十本原版书，多是社会学、教育学等专论书籍，也有一两本语言学理论书。我在永兴一年，感到最苦恼的就是无书可读。图书馆可以借到的英文书只是抗战前商务版的《莎士乐府》、《伊尔文见闻录》、《威克斐牧师传》等二三十种老书。国内新文学创作和文学刊物也极少。缺少书籍，是抗战期间内迁学校的普遍状况。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读书人无一不感到文化饥渴。
浙大永兴分校的英语老师除费培杰外，还有三位教公共英语的教师。学生按程度分成三个班，三位教师各准备一个学期三分之一教材，同一材料，轮换为各班上课。这样也好，教师节省了备课时间，学生也可以吸收每个教师的长处，比一个教师一学期（或一学年）从头到尾教一个班更可取。我们外文系学生在上费老师的专业课之外，也必须上公共英语课。一位说话带浓重南京口音的矮胖老师我对他印象不深，至今连姓名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的教材中有一篇选文名字是《新哀洛伊斯》。这篇文章我知道，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原来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卢骚，但内容同语言都没有什么特色。这位南京口音的老师讲起课来摇头晃脑、声调铿锵，充满感情，非常好笑。另两位，一位是个学者型中年人，名宋雪峰。解放后他可能在张家口军事外语学校授课，我在五十年代曾在某个刊物上读到过他翻译的几首英文诗。另一位是永兴唯一的女老师，冯斐女士。浙大迁返杭州后我听说她因为思想左倾曾被国民党逮捕，后来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把她保释出来的。宋、冯两位老师当时都是单身，有时我去看其中一位，常发现另一位也在座。我之所以同这两位老师比较亲近，是因为从他俩授课、选材中感受到他俩都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冯斐为学生选定的教材中有济慈、雪莱的诗。我那时正做着文学梦，迷醉于写新诗。但是我的品位不高。何其芳当时已经去延安投身革命，但我还是抱着他早年写的《画梦录》不放。我喜欢的另一位诗人是个大学教授翻译家赵瑞蕻。抗战期间，赵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曾先后在云南南菁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和四川中央大学外文系执教。我偶尔在后方报刊上读到他翻译的法国象征派诗歌，总是抄下来赏读。宋雪峰好像同赵有一定关系。我从宋口中听到不少有关诗歌翻译同写作的谈论。但我却从来不敢把自己的幼稚习作拿出来向他们求教。在永兴读书的第二年春季，某一佳日，遵义来了一位外语系老师看望我们读英语的学生。这人不是遵义外文系主任（主任是佘坤珊），但却与学生关系非常密切。他不只在教学上循循善诱，而且在课后与学生打成一片，言传身教，引导年轻人认清国内形势，树立正确人生观。这位老师就是引导我走进德国文学之门的张君川。外文系同学1943年在遵义成立“戏剧班”，研讨西洋戏剧理论，实践戏剧活动，张君川老师亲自指导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张君川老师思想进步，对国民党各种反动措施非常不满。1945年冬，西南联大惨案发生后，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浙大同学在遵义举行的追悼会。1946年四、五月，浙大回迁杭州，因校舍需要整修，开学推迟，夏秋两季，他在上海《侨商报》当记者，写了不少文章，抨击国民党独裁、腐败，招致当局忌恨，多次图谋暗害。幸赖校长竺可桢庇护，才未遭毒手。此事竺可桢在他的日记都有明白记载。但这些事已是后话，此处暂不多谈。我还是继续说说在永兴同张君川老师接触吧。他知道我学过德语，也胡乱涂写过一些诗文，来永兴后，曾单独同我谈过几次话。我在永兴没有德国文学书可读，手头只有一本上海盗印本的《奥托德语口语及语法》，书后附有几首小诗，我在闲暇时把其中一两首翻译成中文。张君川老师看过后为我指出几处误译的地方。他答应我，等我转到遵义本校后，他要单独辅导我读歌德、海涅、荷尔德林等德国诗人的诗篇。张君川毕业于清华大学，与吴宓是先后班同学，也是好友。吴宓后来去美国入哈佛大学进修，张君川却一直留在国内。他精通几国语言，研究西方戏剧，抗战后期，导演了好几出德国、俄罗斯名剧在遵义上演。1944年秋，我到遵义上二年级课，张老师果然辅导我阅读了不少德国诗歌。他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另一位清华校友，就是那位古稀之年费时十八载翻译了但丁传世之作《神曲》的田德望老师。田自从在欧洲学成归国后，一直教德文，但专长却是意大利语言和文学。我到遵义后，当了一名工读生，为田先生教授的德语教材刻钢板，我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德语知识。
回顾我在永兴浙大分校度过的一年，虽然跻身高等学府，却实在没有用功读书，大部分时间是在懒散和放荡中过去的。事后回忆，一是由于我离家后生活虽然苦了些，却感到无拘无束，成绩略优于他人，没有与同侪竞争的压力，便以无书可读为借口，索性什么书也不读了。更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做文学梦，这时依然未从梦中醒来。在北平读书期间，曾经写过几篇幻想式的故事。走出“象牙塔”以后，虽然经历了社会现实不少磨炼，更目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平民老百姓的苦难，我却没有能力把所见所闻诉诸笔墨。我的思想那时非常浮浅，许多事我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不能推究其根源。我受的生活教育刚刚开始，或者说还处于启蒙阶段。直到很久以后，时间和阅历才叫我明白了一些事理。现实中的不少惨烈事例扑面而来，我的冥顽的头脑逐渐苏醒。我在下面记述一件我亲眼看到的事，初次经历叫我惊诧惶恐，百思不解。几年后，我的脑袋已开了窍，又看到某一高明人把同一件事形象化地呈现出来，令我叹服。原来我和张六平几个同学租住的小旅舍，门面房是一家小广东开的餐馆，前面已经说过，后院住房分上下两层。浙大学生住上层单间。楼下是两大间统舱，旅舍用来接待赶场的商贩和农民，有时也整间包赁出去。我有两次看到国民党某个部队到乡下抓来壮丁，住在楼下。几名下级军官像赶羊似地把一群农民赶进楼下统舱。这些年轻农民面黄肌瘦，衣不蔽体，有人脚下连一双草鞋也没有，就打赤脚蹚趟着泥水。更令人惊诧的是，他们都用一条长绳缚在一起，就是吃饭、睡觉绳子也不解开。开饭了！院子里地上摆上一篓糙米饭，一钵飘着几片菜叶的清汤，壮丁争先恐后地抢吃，有人有一只破碗，有人连碗也没有，只能用手抓起往嘴里填。这些人能到前线上去打仗吗？我不禁问。到部队里，绳子解开，他们不逃跑吗？他们要训练多久才开往前线？这些问题我当然不能解答。同抗战期间很多年轻人一样，摆在眼前的许许多多矛盾都为一个最大的矛盾——民族矛盾掩盖住，认为一切灾难都是日本人入侵带来的。只要抗战胜利，问题就都解决了。前面我说的某位高明人把我在永兴看到的事形象化，那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四川方言剧《抓壮丁》。到大后方以后，有时我也把看到的事记载下来，但我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我更喜欢写早在北平读书时就不断编造的浪漫爱情故事。我当然也写个人的痛苦和欢乐，怀念和追求。川贵一带的胜景叫我对大自然之美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或许会隐遁到某一幽僻的山谷中做一个自然之子。但时不时又思念大都市的音乐厅、咖啡馆、灯红酒绿的夜生活。这些混乱无序的思想叫我写了不少毫无思想内容的诗文。
在一个闭塞的小地方，一个人常常会找到几个和自己气味相投的友伴。我在永兴也同三五个“文学青年”常常凑在一起。第二学期开学后，有一位女青年成了我的文友。她是天津人，可以算作我的小同乡，在浙大读园艺系，开始时我们只是通信。她很大胆，不久就约我会面，因为有些想法似乎只有面对面倾诉才能说得清。为了制造更多的见面机会，她提出要跟我学英语，问我有什么英文书可以借给她阅读。我从沦陷区出来虽然带了几本书，但大多是工具书和字典。英文读物只有一本——德国施笃姆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茵梦湖》，这是我很喜欢读的一本小说。日近黄昏，一个孤寂的老人散步归来，独自坐在书房里沉思。当月光从窗外照到挂在墙壁上一个少女的肖像时，老人开始回忆他早已逝去的一段恋情。这个故事我已背得烂熟，这次随身带来，只是为了我正在读德语原文本，想用英译本进行对照。我把英文本借给她，每周学三两次，从此不愁谈话没有话题了。正当我们的关系日渐亲密，向情侣方向发展时，她接到了家中发来的禁令。原来郑（她的姓）的父亲是贵州省省政府一名高官。听说女儿在学校受一名流浪儿引诱，行将出轨，就发出禁令，要她立即同我断绝往来。我这位女友是个乖女儿，果然不再来找我学英文了。但她似乎还没有完全绝情，求我不要停止给她写信，她愿意继续做我的笔友。我同意了。我接着写信，写得杂乱无章，实际上是在进行文学创作。当然了，我也痛苦了一段，但我自我宽慰说，痛苦或许是诗人必经的淬炼吧。只不过郑却逐渐不再给我写信了。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星期日，我同几个同学到乡间远足。黄昏，倦游归来，我发现门后边有郑留给我的一封信。这一天中午，她家派来一辆小轿车，把她连同行李接走了。她在信中说，家中已为她办好转学重庆中央大学的一切手续。她离开永兴，并未回贵阳的家，而是直接去了重庆，因为行色匆匆，未及把我写给她的那些信和一两本书整理出来还我。她暂时带去重庆，以后会找机会再处理。这次一别，我同郑就再没有见过面。抗战胜利，我从部队复员回浙大，接到她从中大来信，除了告诉我别后她的生活情况外，还问我当年我在永兴写的信要不要她寄回。我回信说，当年的书信我都不要了，就由她自由处理吧。这以后，我俩断断续续又通过不少信，直到我回北平复学。时局同我的思想这时都有了很大变化，郑同她做官的父亲回到南京。父亲仍然做高官，她在大学读书，或者已经毕业，做什么工作。我们各走各的路，永远不会再汇合在一起了。最终我接到她最后一封信和一张与一位男士合照的照片。告诉我她已经同照片里的人喜结良缘。我写信祝贺她。从此，我在贵州结识的那位小女孩的倩丽身影就从我生活中永远消失了。
我并不珍惜年轻的时候写的那些幼稚的东西。张君川老师到永兴来看望外文系学生，在和我交谈时嘱咐过我一句话：要想写作，对人生必须有正确的认识。什么是对人生正确的认识，我当时并不明白。如果当时我就认识自己，认识我个人的处境和国家、社会的前途，也许我会做另外一些事而不去做白日梦了。
二、遵义（1944年9月～12月）
1944年秋季开学前，我离开永兴来到遵义。遵义地处内地南下北上通道，除省会贵阳外，是贵州省最大商埠。几年前浙江大学迁来落户，更增加了这里的繁荣。闹市区有一家播声电影院，另外还有一家湘江戏院，戏剧班就曾借这两家剧场的舞台公开演出话剧。这一年冬天，为慰劳南下抗敌国军，两处剧院也都作为活动场所。我到遵义后，没有搬进何家巷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在老城杨柳街巷内），而是听张君川老师安排，把简单行装搬到文庙街一幢居民楼里。文庙街是一条幽静老巷，离校本部只不过几步之遥。如果不去校本部，沿商业街东行就可以走到一个丁字口。那是遵义南北通道上的闹市口。跨过马路，可以到街对面的电影院。大学的图书馆和一部分教室也簇集在近处的山坡上。如果从文庙街不去闹市转向西南，走过一座宽大石桥就进入荒僻的老城。我搬进去的文庙街小楼有上下两层。楼上一侧是外文系戏剧班活动的场地，那是一间近三十米的厅房，位于楼梯左手。戏剧班几乎每周都在这里集会，研读戏剧，排练中外剧作片段，或者听君川老师请来的外人做学术性报告。楼上右侧分隔成前后两间，住着外文系两位高年级生，薄学文和汪积功。这两人是我的学兄，也是戏剧班的发起人。我搬来以后，硬是在他们两人中间安置了一张行军床，从此便和两位学长成为室友。薄、汪都比我年纪大，在学习和生活上对我多有照顾，全国解放后，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执教，我的小女儿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于80年代初在外院毕业的。汪积功学兄，50年代曾蒙受不白之冤，半生颠顿坎坷，直到改革开放后，不仅重返人间，而且由于他同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姻亲关系（连战夫人方瑀是汪的外甥女），多次与连主席会面，一时间成为新闻人物。汪积功学兄现在荣任新安江市政协主席，为两岸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薄学文和汪积功两人在学校读书时，学习都极勤奋，而且都担当了不少社会工作。
我在遵义外文系二年级就读，主要课程是英国诗歌和英文习作，两门课都由系主任佘坤珊讲授，教西方戏剧的是张君川老师。天气好的时候，张老师喜欢把学生带到野外，在青草茸茸的山坡上席地而坐。别的课程还有法语（教师黄遵生广东人，是一位同盟会老党员，对学生很亲切）、哲学等。我的老毛病仍然不改，上课不好好听讲，课外却胡乱翻一些我似懂非懂的闲书。遵义校图书馆在市内丁字街外侧的山坡上，藏书倒也丰富。我不爱听佘坤珊按部就班讲他自编的英国诗歌，却从图书馆借了一些玄奥、晦涩的作品，像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有人说他是现代派英美诗歌的先驱），19世纪后半叶的唯美派、无神论诗人斯温伯恩（他支持欧洲人民革命运动、攻击传统礼规，因此被反对者用他姓的谐音讥刺他是“罪恶之火”、“地狱中的火魔”）。
这些诗我当然只看得懂片言只句，却每天捧在手中。倒是张君川老师教我读了不少歌德的诗，不只内容讲解透彻，而且为我分析语法和用词，使我获益匪浅。若干年后，我翻译了两三部德国文学重头著作，不能不感谢君川师这时对我的培育。
戏剧班成立于1943年冬。平日聚会除研讨文艺和戏剧外，有时也选择中外名剧片段，分别由学生来朗读或排演。在我去遵义前，戏剧班至少已对外公开演出过两次。一次演《寄生草》，另一次演出的是一出德国三幕悲剧Maria？Magdalena，中文译名为《悔罪女》，作者弗利德里希·黑贝尔。张老师是这个剧本的译者，演出也是他指导的。竺可桢校长在他的日记中对此事有过记载（见《竺可桢日记》1944年5月28日日记）。我到遵义后，自然也参加了戏剧班的各种活动。我对戏剧和表演虽然兴趣不大，但这种增长知识，与同学交流思想的活动我还是乐于参加的。一次活动，戏剧班排练曹禺的名剧《日出》，我也被赶鸭子上架硬分配了剧中方达生一个角色。虽然台词不多，但穿上不知从哪个同学那里借来的一身西装，马上就手足无措，连脚步也迈不开，更不必说摆各种姿势了。我的缺点一向是不善表演。这在二十余年后我国经历的一段非常时期中对我非常不利。应该欢呼雀跃的时候露不出笑容，该义愤填膺的时候又不能做怒发冲冠状，这就活该倒霉了。但这是离题的话，就不多说了。
杨孔娴和另一位女生萧绿石是和我同时在永兴报到入学的，她俩是当年外文系与我同年级的唯一两位女性。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同这两人只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同学关系，后来相处日久，我才发现，这两位原来也是“才女”，不仅爱好文学，看书很多，而且课余也写散文、短诗。杨笔名叫卡斌，萧笔名消逝，是萧绿石的谐音。这两位女性脸皮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写作向外公开，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到遵义以后，外文系有一位从浙江龙泉转来的写诗的学生杜念绍。我们四人凑在一起，经常单独聚会研讨新诗写作，就成立了一个诗社，杜建议叫黎明社，显示我们的朝气。当时还油印过两三本薄薄的册子。后来我参军离开学校，抗战胜利后复员归来，油印小册子在杜念绍一人操持下已经发展成一本铅印刊物，而且流传到当时后方好几所学校的文学青年手中。我译的一首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当你年老、发白、睡思昏沉，在炉火边打盹……”也刊登在上面。我在永兴一度关系密切、转学重庆的女友估计就是看到我的译诗才又写信来同我联系的。杜念绍重听，与人交谈困难，但也正因为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向诗神缪斯求教，才写得一手好诗。
自1944年夏6、7月开始，美国海军展开强势反攻，日寇因在太平洋战争中连连失利，与南洋的诸多占领区联系日趋困难，6月初在侵华战场发动了湘北攻势，急欲在旱路打通一条南北通道。国民党政府军队无力抵抗，在短短几个月内，连失名城，军队南溃五六百公里。到了11月，桂林、柳州失手，月底，日军先头部队已入侵贵州。12月初，独山陷落，贵阳岌岌可危。这时，贵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先后停课。浙大在校务会议上，有人主张疏散入川，但更多人赞成留守当地，在黔北山区打游击。形势紧急，国民党政府甚至在做迁都西康准备。传说蒋经国已奉命至西康部署。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号召：“国难严重，爱国青年应该投笔从戎，执干戈以卫社稷”。又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壮烈口号，宣传大反攻将以青年军为主力，接受美国援华的新式武器，经过三个月训练，开赴前线，收复失地。
在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蒋的号召甚至在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中，也得到不少响应。特别是像我这种家乡已经沦入敌手，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大后方的人，原来就是来参加抗战的，如今敌人更侵入内地，连一张摆书桌的空间也要失去，与其等到敌人打来再去打游击，真还不如穿上军装，到前方战场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呢。就这样，没有太多的犹豫和思考，很多人都下决心报名参军了。我也是其中一名报名者。但在离开学校去四川部队受训前，自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传到我的耳中来，那是一种谨慎的、暗中带有某种警告意味的声音。那声音说：蒋介石此举其实是在树植个人势力，准备在抗战胜利后与共产党抗衡，争夺中国的领导权。只可惜这种声音在国难临头、几乎人人处于亢奋与忧惧的当口发出来，而且讲得不够清晰，对我这种思想尚在混沌状态中的人，更难明白话中的大道理。当然了，也许先知先觉的人根本就没想对我提出任何警戒。从在永兴起，我就认识一位哥们儿，一位小同乡。后来知道他是南方局派来学校的地下工作者。可能在他眼中，我是个只懂吟风弄月的纨绔子弟，不配和他坐以论道，所以就索性让我到反面教员那里去接受教育去了。这也好，后来我逐渐明白些事理，确实都是受了现实教育的结果。但这已是后话，这里先不说。
我是这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遵义浙大报的名。同我一起报名的还有我的两位好友，机械系的韩有邦和土木系的张澄亚。他们两人一个老家在徐州，一个在江阴，都早已沦陷。我们三个人，另外还有一位在永兴读过浙大先修班的北平老乡沈正衡，那几年总是摽在一起。就是在青年军，后来又考取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派往昆明受训准备当译员，也一直没有分开。虽然由于美国投掷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满洲，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都没有轮到上前线作战的机会，但我们始终是生死伴侣。1946年浙大复员以后，我同韩、张分开了。从此天各一方，一直无缘相聚。前两三年，他们两人先后走完人生旅途，奔往另一神仙世界，走时都没想到拉我一把，就不辞而别了。
自从1943年初离开北平，我在漂泊中时不时写些东西，记载我遇到的人和事。积少成多，倒也写满三四个练习本。后来生活上几次变迁，再加上“文革”中的一场劫难，早都荡然无存。前些年偶然翻找旧书，竟在乱书堆里翻出半本残破的稿本，只剩下二十余页，记录的恰好是我在遵义读书和报名参军前后的一些情况。这次又翻阅了一遍，寻找回忆往事的一些线索。
根据当时记载，自当年十月起，前线吃紧，政府即派遣援军从四川，陕西等地不断源源南下。遵义是南行必经的通道，浙大师生积极开展劳军活动。遵义市内要道丁字口设有一个献金台，浙大同学轮流值班，接受市民募捐，并向过境国军捐献慰问品。戏剧班的学生积极参加劳军活动，并抓空排练了一出话剧——《人约黄昏后》，为部队慰问演出。男女主角分别由外文系潘维白和萧绿石扮演。
既然谈到潘维白，我就再啰嗦几句，介绍一下我这位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外文系学长。潘比我大概长一两岁，同上文谈到的汪、薄两人同班，我同他后来一起参加青年军，又一起赴昆明当译员。在青年军里，他是合唱团指挥，带领几十人的乐团高唱抗战歌曲，在译员训练班他是篮球队健将，同另外几名健儿奋战美军篮球队，为国人争光。大学毕业后，他在高校从事英语教学，钻研古英语，成为这方面专家。可惜同大多数单纯、幼稚的知识分子命运相同，五十年代遭受无中生有的打击，罚去农场劳改，度过一段血泪生活。“文革”结束后，他重返讲坛，曾写诗明志：“愿将蜡炬春蚕意，换取清清雏凤声”。两年前一个冬天，我突然接到他打到家里的电话，原来他退休后，费了一番力量已经把户口从遥远的边陲迁来北京。我们约定几天后再找几位老校友聚会一次，共忆往昔峥嵘岁月。可惜还没等到聚会，他老兄就遽然离去，想来天国那边已有人等着听他讲授古英语呢。
在戏剧班的一些活动中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述。由于日寇逼近桂林，原来滞留该地的文化人（不少是从香港撤回的）纷纷避难北上。这些人经过遵义，有人略作停留，也有人匆匆赶赴陪都重庆。还有极个别的人觉得遵义人杰地灵，文化气息浓厚，便有了长期居留的意愿。张君川老师不仅在文化界小有名气，而且同很多人是旧交。他总是拉着过境客不放，请他们到戏剧班来给学生讲点什么，或者讲文学艺术，或者介绍时局和形势，让我们这些长期处于闭塞环境中的年轻人长些见识。在他请来讲话的人中，有一个人是我国当代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张君川老师请他来分析介绍罗曼·罗兰的名剧《爱与死的搏斗》，张老师有意以后在遵义上演此剧。那一天正赶上我值班劳军或者做别的事，没有赶上参加这次座谈。另一位请到戏剧班的名人是我很喜欢的作家端木蕻良。日寇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继续向绥远、内蒙一带扩张势力，端木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愤而投笔从戎。他和几个同学到绥远投入孙殿英的骑兵部队，准备同日寇一搏。但是他们几个“学生兵”并没有捞到上战场杀敌的机会，倒是常常骑马在草原上奔驰，练就了精湛的骑术。端木蕻良在部队里待了三个月就打道回府了。这以后，他并未在清华复学，不久就去了上海，专心从事写作。他是我非常心仪的一位作家。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就读过他写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当时这本书刚出版不久，在爱国青年中风行一时。后来我又看了他写的一些短篇。《遥远的风沙》是他在绥远参军后写的一个名篇。张老师这次能把这位大作家请到戏剧班和我们座谈，叫我非常高兴。座谈结束后，大家自由发言。端木答应我们他愿意回答任何有关文学和创作的问题。我记得我曾问他，在颠沛流离的日子，一个人无法携带很多家私，但书还是要带的。爱好文学的人随身应该带几本什么书。端木没有具体说什么书最好，他只是说，看什么书主要还是依据个人兴趣。值得反复阅读的大概还是那些经典著作和诗词。《红楼梦》、《聊斋志异》、唐诗、宋词等等。我曾读过端木用现代小说笔法演义而成的几篇红楼梦故事，刊登在当时桂林出版的一本文学刊物上，写得确实很好。解放后，他又创作了《曹雪芹传》，看来端木是极其喜爱《红楼梦》的。不过我怀疑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有谁的行囊中总带着这样一部大部头书籍。他又说，懂一点儿外文的当然也可以带一两本外文书，甚至带本外语词典。端木还说了一个故事，西南联大有一名学生，抗战期间从长沙步行去昆明。随身只带着一本英文字典，每天背若干英文单词。一路走来，背会一页单词就撕毁一页，就这样在他走到昆明以后，一本字典已经撕完，但是他已经把里面的词汇全都记在脑子里了。端木讲的这件事实有其人，那人就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查良铮（笔名穆旦）。这是若干年后我热衷阅读查译普希金抒情诗时，出版社一位老编辑告诉我的。我在后方东奔西跑，因为生活不稳定，所以一直不肯用功，时间虚掷，叫我深感愧悔。见到这位我倾慕的作家后，我曾记下他给我的印象：“身材高大、长方脸、高颧骨、五官棱角分明。穿一件半旧的方格西服上身，外套灰布短大衣。与人谈话时笑声朗朗，让人感到亲切”。总的来说，他的既落拓不羁、又豪迈飒爽的姿态，正是我心目中一位带有某些浪漫情调的年轻作家形象。当时知道一点文坛内幕的人都在议论端木与萧红婚变的事。但在座谈会上，却没有人敢提这个问题。
三、綦江（1945年1月～5月）
1945年1月，青年军201至207六个师正式成立，分驻四川不同县份。3月又在江西成立了208和209师。浙江大学入伍的学生，根据竺可桢日记及个别同学记载共九十四人，加上浙大附中及另外几个与浙大有关系的青年，参军总数超过一百。这些人于1944年年底，次年年初陆续到四川綦江202师报到，编入驻在綦江三溪镇的604团战炮营，在进行短期入伍培训后，再分入不同兵种。入伍后除分发了新军服，每天起床集合，在操场听训话，做些徒手操练外，军营生活并不紧张。倒是当时已临近旧历新年，部队正准备过年。除了写标语、出壁报外，还预备搭一座戏台演出节目。士兵们有时被命令到乡间去砍竹、伐树，准备搭舞台的建筑材料，这倒给我们一个远足的机会。一年半以前，我初次入川，搭乘一艘小机轮沿嘉陵江南下，四川农村的田园风光令我心醉。现在终于有机会进一步欣赏这里的优美景色了。如果以前还是从远处观赏一幅画，现在却已是走入画中。可惜同美景一同收入眼帘的还有令人心酸的四川农民的悲惨处境。我们从一家农舍砍倒两棵竹子，正在往外拖，一个白发老太婆哭哭啼啼拉着我们军服不放。我们砍走的是她们一家的命根子啊！最后还是我们几个大兵掏腰包自己凑了些钱塞到老婆婆手里，才略觉心安一些。
准备新春演出，我最高兴的是练习大合唱。我们高唱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也唱一些老歌：《满江红》、《白日登山望烽火》……。随着嘹亮的歌声在溪谷中荡漾，我们一些游子胸中的郁结也发泄出来。虽然还没有置身战场，却已经热血沸腾了。合唱团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浙大学生，指挥就是外文系那位天才文艺家潘维白。他不只精通音乐，还有一副好嗓子。在遵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戏剧班在播声电影院公开演出一出话剧，大幕开启前，潘维白在幕后引吭高歌一首英文名曲，使全场震动。
新兵集结的战炮连营房在三溪电化冶炼厂（那里还有几位浙大早期毕业的校友）对岸山上。一月的三溪已是隆冬季节，早上到营房山下溪水中洗脸，冰冷浸骨。然后回来吃早饭，略事休息，就开始一天的活动。
战炮连营房下瞰三江。江上有一座木桥，虽然建造了没有多久。我们住进营盘时却已未老先衰，桥身明显下沉，只能通行人，不能再承担过往车辆了。过了桥，就是古旧的三溪镇，唯一一条主街沿江而建，呈弧形。镇上只有几家茶馆和小餐馆，供农民购买日用品的杂货店和三两家小旅舍。倒是每逢三六九赶集的日子，狭窄的街道总是挤满用白毛巾裹头的农民，熙来攘往，一片繁忙景象。我们在营房里每天的日课是七小时以上的操练和掘战壕等体力劳动。连里偶尔抽调几名士兵（多半是浙大从军学生）到镇上巡逻是我们企望得到的美差。原来青年军师部接获情报，有个别四川当地的“兵油子”混进青年军，一旦五千元法币安家费拿到手，穿上军装以后，就偷偷溜进某个小城镇，把军服脱下卖掉，开了小差。然后再重新入伍骗钱。战炮连派人到镇上巡逻就是检查到镇上去的士兵，有没有上级颁发的通行证。我也有两次被选派当了大半天巡逻兵。同三两个同伴装模作样地在街上兜一个来回，就找了一家茶馆，泡上一杯沱茶，一边望街景，一边摆龙门阵。在四川生活，泡茶馆实在是一种享受。我走遍大半个中国，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四川看到那么多茶馆。从在重庆沙坪坝，我就已经养成在茶馆消磨时间的习惯。参军以后，旧习难改，仍然抓空（比如派到外面出公差）坐两三个钟头茶馆。
春节到了，我们自然松散了两天。翻看我当年的记载，除夕下午军中举行庆祝会，士兵们早有准备，上台表演了几个节目。晚餐非常丰富，有鸡有肉，还破例喝了几口酒。平日吃饭的时候总要喊的“立正、稍息、开动”一套口号也免了。大家都争着嬉笑、喧哗，把一切烦恼事暂时抛在脑后。晚饭后，有人留在营房里写信、聊天，也有些人簇拥着到镇上去消磨时间。根据四川人的风俗习惯，过年要吃汤圆，镇上的三四家甜食店家家挤满顾客。这个晚上我同韩、张等几个好友，在镇上找到一家北方老乡开的馆子，吃了一盘水饺。之后又买了不少花炮，一边走一边放，身后跟了一大堆孩子。我们给了两个穿新衣服的小女孩一大把旗火（一种带一根苇秆儿的小火炮，点燃后可以钻到半天空上，当地人叫火龙）。这两人说普通话，原来她俩是南京人，父母都在冶炼厂工作。走到大木桥的时候，我叫大家每人擎着一支旗火，口喊：“一、二、三”，一齐点放，霎时，一条条火龙飞上半天。只可惜火药燃烧的时间过短，片时的光焰，片时的兴奋和欢乐，很快又都包围在暗夜里。这就是我流浪到大后方过的一次除夕夜。
春节过后，军营中有两件大事值得一记。一件是从军人员分科，根据个人填写的志愿，分到不同兵种。我大致记得浙大学生分别分配到工兵营（原来浙大土木系的几个同学分去）、通信营（电机系的同学）、山炮二营（即迫击炮营）、师直属连、辎重连和搜索连几个单位。我同几个要好的同伴不愿分开，被分到搜索连。我们原来填写志愿填的是辎重连，因为我们梦想从印度各驾一辆载重卡车回来，不仅学到驾驶、修车技术（战后如不读书，也会有吃饭的饭碗），而且能到境外游历一番，长长见识。但是后来因为报名学车的人多，所以把一部分人分到了搜索连。搜索连在作战时是尖兵，须要侦查探路，危险性较大。但我们参军既然抱着“为国捐躯”的志愿，危险不危险也就不计较了。四个月以后我和一部分同学离开青年军，考取翻译，也不是因为怕去前线打仗，而是国民党最初应许的诺言并未兑现。什么在青年军训练使用新式武器啊，三个月开赴前线啊，都是空炮。继续待在青年军，只是时光虚掷，只好另寻出路了。搜索连与辎重连营盘相连，我们在辎重连的操练场地还看到停着一辆十轮卡车，士兵轮流实习驾驶掌舵。而在搜索连，两三个月过去，只进行过两次真枪实弹打靶。还有一次旁观别人拆卸一只轻机枪，我们士兵却根本无缘插手。促使我们离开青年军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军中几个月，我们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把这支精锐当做自己私产，即使最初还没有以之投入内战战场的明确想法，至少也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
这从我们在军中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中都可以清楚看到。二月底，202师举行入伍典礼，师长罗泽恺（亦作闿）出席，给全师官兵讲话。罗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已提升为中将。蒋介石为表示对青年军重视，要他降格当青年军师长。罗在大会上的发言，不仅笑话百出，充分表现他的无知，而且并不掩饰他的反共立场。罗吹嘘自己在西北多年（他曾任胡宗南一战区参谋长），对共产党了如指掌。说时还做了个手势，意为共产党掌握在他手心里。罗泽恺的发言有很多毫无水平的话。譬如说他把那天的入伍典礼比作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又说年轻人在军中应如何注意“阴阳调和”，将来反攻武汉收复失地后，可以放假三天。这些无耻言语让我们从高等学府出来的人听着实在不堪入耳。最后引起大学生士兵和这位师长发生公开冲突的是有一名浙大学生当场质问他，青年军究竟是“国军”还是“党军”。罗大怒，指着军帽上青天白日帽徽说，这是什么？你们头上不都戴着党徽吗？一时台下大哗，不断有人高喊：我们来当兵，是为了打日本，保卫国家，不是为了党。罗泽恺非常尴尬，词穷而退。会后，同学仍然十分激动。这场纠纷最后是由政治部派来一位副主任，对参军学生讲了一通和稀泥的话，并明确表示，政府不会叫青年军去打内战，事情才算平息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党军”“国军”之争竟触动青年军202师中反共成性的高官神经。他们秘密商谈，阴谋报复。一个月后，山炮二营四连，就发生了浙大参军同学李家镐、易钟熙等五人被秘密逮捕事件。
这五人被逮捕的时间，大约在3月底。消息传出后，同学气愤填膺。部分同学立刻开会抗议，决定一方面派代表去重庆找训练总监罗卓英和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交涉，一方面迅速把这件事向校长竺可桢汇报，请他出面与军方交涉迅速放人。竺可桢当时正在重庆开会，并为浙大失踪教授费鞏奔走。听到这个消息后，于4月中旬到綦江面见罗泽恺，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罗开始搪塞说，这件事可能是下面人所为，自己并不知情。后来不能再为自己开脱，只能承认拘人是不对的，他会查明办理。这件事前后经过竺可桢校长在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被捕的五个人于5月获释。但其后不久，战炮连余红基、熊易生两位同学又因出墙报刊登了“言辞不妥”的文章被关禁闭。熊后来因精神失常由家人接走，余据说直到9月才被释放。在这几个被捕同学中熊易生和李家镐后来同我关系都很密切。熊在抗战胜利后到了北京，和我都是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社团呐喊社成员。解放后在育才学校当教员。李家镐同我一样，从青年军考取军事委员会译员，后来在跳伞部队工作。“文革”后任上海石化总厂厂长，曾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可惜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两人都已弃离人世了。
1945年从1月到5月中下旬我在青年军服役近五个月，级别一直是二等兵。编入搜索连后，因为个子高，列队时站在队首，所以被连长指定当连属六个班中的某班班长。班长的职责包括早晨起床检查内务，看看士兵的被褥是否折叠整齐，要叠成豆腐干形才合格，列队时点名，喊立正、稍息口号，向连长报告。唯一的“特权”是有时出勤务，可以领几名部下走出营房，外出执行某项公差，乘机换换环境。连长隔一两周会把全连班长（我记得共六人，都是浙大参军同学）召到他的住所，同我们谈些“知心话”。譬如说，不久师里要对全体士兵进行一次笔头测验，考查文化水平。他会在事前泄露两三个题目，希望搜索连在考试中，与其他连队评比时名列前茅，为他脸上增光。连长姓名我不记得了，他年纪不大，从军前曾在北平志成中学读过书，自认与我们从军同学同属知识阶层。他说话没什么顾忌，常常发表一些过头的甚至荒唐言论，什么胜利后，青年军要驻日本本土啊，等等。綦江县城里有从下江来的母女两人开了个猪油菜饭馆。母亲已经徐娘半老，女儿倒还年轻。“这两人行迹有些可疑，会不会是敌人派来刺探军情的呢？”到底是我们的连长警觉性高。他告诉我们，他正着手侦察。连长这一席话，引起不少士兵兴趣。我也同两个伙伴趁周日休假，去綦江县城吃了顿猪油菜饭。我们发现，开餐馆的“菜饭小姐”也不是什么出众的美女，只不过来自沿海地带，衣服穿得时髦一点，讲话也带着明显江浙口音而已。据连里同伴说，最近确实有人看到连长频繁出入这家餐馆。看来他已对这母女两人下功夫。不过他扬言开餐馆的女人可能是间谍却没人相信。事实是，入伍以后，我们经常听到“首长”们讲一些荒唐话，大家多半一笑置之，只是叫我们日益对青年军失望，感到这些带兵的人实在不是称职的军人而已。
近三个多月过去，新式武器连影子也未见到，开赴前线更是遥遥无期。再加上李家镐等同学被捕，暴露了军中思想专制。另外，我们还听过从小道传来的消息，蒋介石曾经放过话：训练期满还要延长，经国的嫡系部队（指青年军）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就更加使我们寒心，不禁怀疑，到青年军入伍是不是抗日救国之道。要是真想上战场杀敌，一定还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难道一定要在这里死熬吗？这种思想在我们参军的大学生中逐渐滋生、蔓延，个别思想激进的人甚至提出浙大同学可以考虑“集体退伍”。这当然并不现实。办了正式入伍手续，穿上军服，就很难再换回早已丢弃了的老百姓的衣服了。知识青年参军，举国都在众目睽睽的注视着，我们已经迈开步子不可能再退缩回去了。
我和两三个要好的伙伴，不断议论这件事。当然了，我们议论不出什么更好的“自救之路”，唯一能做到的只能等待。时间会改变一切。在青年军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前，我们要争取到一点自由空间，多看几本书充实自己，尽量不要荒废在大学学到的一点知识。我为自己想了两个办法逃避军中的机械生活。我得到连长同意，同三两个同伴为连里编写墙报，每十天出版一期，写稿、抄录、张贴，减少了我不少出操的劳役。另外，我和一个爱读书的安徽小青年约好，每天清晨早起一个半小时，点一盏油灯，在饭厅里用功看一点书。如果可能，我还要争取写一点随笔、日记类的小文章。同我一起起早读书的小友姓裴，家在徐州，家乡早已沦陷。他跟随做小生意的父亲逃来内地，勉强读完中学，无力升学，就参加了青年军。裴几次表示要我教他英语，他说把英语学好，抗战胜利后起码能在学校教书混碗饭吃。我告诉他，学一门外语，必须长期坚持不懈。我不能保证我能在青年军里待多久。我说我可以帮助他学好国际音标，他今后可以自学。我还给他讲了那个西南联大学生一路走一路背英语词典的故事。裴同意我的办法，很快他就托人从重庆弄来一本用国际音标注音的英语词典。我同裴的早读计划进行了一个多月，虽然因睡眠少白天有些困倦，但我们一直坚持下来。
5月初来了一个好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这时胜利结束，美军把反攻重点移至远东，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大批美军进驻国内，英语译员需求随之大增。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想方设法挖掘这方面人才。我们参加青年军的大学生自然是一个丰富资源，不久师部就接到命令，叫会英语的士兵踊跃报名。五月中，外事局派来一位考官，到202师下属几个基层进行面试。至今我还记得当年面试的一些情况。考场就设在我们的饭厅，考官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参加考试的人一个个走进考场，坐在对面椅子上等候考问。我注意到这位考官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虽然是文职官员（级别可能是上校），却穿了一身笔挺的军服，桌子上摆着他随身带着的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我们应试的人自然有些惴惴不安，不知考试是什么架势。没有想到，考试很容易，搜索连报名应试的近二十人，大部分都通过了。我记得口试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个句子，从中文译为英文，其中一个句子是“从中国乘船赴欧洲需要一个多月时间”，对一些英语句型不熟悉的人可能难一些。第二部分是口语问答。考官的一个问题是：“你对今年三月宪政协进会提出要还政于国民大会有何看法？”，当时舆论正在争议：是该还政于各党派联合大会还是还政于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我心想：这可能是考官用以考察我们的思想、立场问题。我不想明白表示看法，陷入考官设的圈套，就回答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进行反攻，打败日本鬼子。没有时间考虑国内政治问题。我的回答得到考官赞许。过后，他对全体应试人总结时说，如果外国人问你这类棘手问题，你完全可以避而不答。
很快就放榜了，202师考取译员的共约四十人，乘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被送往重庆。几天后，一架美国空军货机又把我们转载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代外事局设立的议员训练班（Interpreters’School）培训，正式取得译员资格。
四、昆明（1945年6月～8月）
1945年5月下旬，一辆十轮大卡车把綦江202师考取译员训练班的青年军士兵接往重庆。在重庆市内临江一条街的空房里住了两三天以后，立刻飞往昆明。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一架美军运输机，机舱里只有两排彼此面对的简易座位。我不记得座位上安装着什么安全带，我们随身带的简单行李就放在脚下。飞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估计不到两个小时（我当时还没有手表，无法知道准确飞行时间）就在昆明呈贡机场着陆。我不敢相信这么短时间自己就已经置身于千里外的另一座城市，但重庆为两江挟持，机场常常笼罩在迷蒙的雾霭中，而这里的机场不但非常辽阔，机坪上停着更多飞机，而且碧空如洗，空气清新，虽然已进入夏季，却凉风习习，一点不感到郁热。译员训练班在市区尽西端，靠近郊野。有时进城逛街，多走几步路，就可以穿过翠湖，在长堤上漫步，欣赏一下湖光水色和拂波垂柳。训练班离西南联合大学不远，训练班除生活、后勤由军委员外事局派了几名下级军官负责外，教学及行政管理均委托西南联大代办。西南联大社会学、民族学教授吴泽霖担任译员训练班主任。吴泽霖从事教育多年，抗战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由于他同联大关系密切，译员训练班历届授课教师，除一部分直接聘请美国军中人员担任外，几乎清一色都是联大教员。我是第八期译员训练班学员，时间大约是1945年6至7月（训练期为六周，我与一部分学员提前结业）。我们上课有一套40课的英语教材，主要是日常生活用语和军事用语。上午上大课，主讲是两个美国人（他们的身份都是传教士），另一个中国人张上校在课堂上作翻译和解释。下午分小班上课，练习口语。我不喜欢为我们上口语课的那位中国教员，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但记得他上课没有教材，每次选定一个题目，如国外生活习惯，礼俗，美国的政治，之后便滔滔不绝地信口讲下去。每节课结束前向学生提问几个问题，算是练习口语。我还记得有一次他选择的讲题是如何用英文写求职信。我心里想，我一辈子也不会写这种信，从此对上他的课就毫无兴趣了。我感觉兴趣的是，译训班每周都请一位联大老师给全体学生作报告。留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潘光旦来作报告，另一次是费孝通。当时德国***已经垮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败局已定，美国轰炸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人们对抗战胜利信心加强，转而思考胜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联大来译训班作报告的教师或多或少对这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在青年军参加译员面试时，考官曾经问我对政府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有何意见，那正是当前国内有识之士热议的问题。国民党坚持还政于自己一手操办的国民大会，而思想进步坚持中国必须走民主道路的人则主张“还政于民，还军于国”。来作报告的教授都学有专长。当时我对他们的大著，什么优生学啊、乡土建设啊，都一无所知。但是他们谈到的中国人口问题，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等问题，都与中国前途息息相关。我一向耳目闭塞，对现实认识不清。译训班组织的这些报告会开启了我的脑子，有如呼吸到一股清新空气，朦胧中，引起我对民主、自由的向往。
在译训班受训的一个多月可以说是从我参军以来最愉快的一段日子。思想上，视野比以前开阔了；生活上，译训班组织的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叫人不再感觉日子过得单调。我们喜欢跟一位美军军士学唱英文歌。他发给每人一本歌集，美国民歌、电影插曲、一战期间军中流行的歌曲，非常丰富。“It’s？a？long？way？to？Tipperary”（“到蒂珀雷里去是一条漫长的路”，蒂珀雷里是爱尔兰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小镇）是派往欧洲大陆作战的英国士兵唱的思乡曲。歌中还有匹卡底里、莱斯特广场等一些英伦著名的街区名。我们引吭高歌，不由也勾起自己的思乡之情。译训班也很注意我们的体育活动。从202师考取译训班的浙大同学，有七八个人都是篮球健将，刘长庚、潘维白、陈强楚、孔祥玑、沈正衡……一上球场个个有如生龙活虎。每隔三五天译训班的篮球队都同近邻的美国驻军进行一次友谊赛。美军篮球队员虽然人高马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