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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端坐在会议室中央的红星村新任书记杨国伟,左手拿着烟,右手握着笔,正在主持召开村委扩大会议。两排坐的都是村里大小领导,这些领导当中,有的脱下人字拖鞋,双脚蹲在板凳上;有的一只脚踏板凳,另一只脚不停摇晃,像做足部运动一样;有的侧着身子,面向墙壁抽大烟;有的用一个铁夹不停地拔胡子……十多年前,这些领导就是这种姿势。种田人,不拘小节的本性一直没改变。会议围绕如何发展村里经济、脱贫致富为议题,杨国伟听取大家的意见。第一村民小组长老田清清嗓子,首先发言说:“要发展本村经济,难啊!一是我村地处山区,道路不畅通;二是我们没有资源,若不是靠各家各户的青年外出打工,我们早就吃西北风了。因此,我的意见是:要发展,要生存,只有一条路,号召村民外出打工!”公安不会来啦(中篇)
晚饭后,我爸爸成守林扛着五十斤大米,背着二十个鸭蛋,要送到两千米外凉棚巷我奶奶家,这是我们家给爷爷奶奶的每个月的口粮。我爸爸为什么扛着五十斤大米,还要背着二十个鸭蛋?他为什么不用一只手轻轻松松地拎着那二十个鸭蛋呢?因为我爸爸只有一只右手,他的左袖空空荡荡,里面什么也没有。他扛着五十斤大米,用去了他唯一的一只手,那二十个鸭蛋只好装在一个袋子里,从右肩到左胯斜背着,像个读书郎背着书包。爸爸扛着大米的身子更加倾斜了。他拐过了一座小桥,刚换上的衬衣就被汗水湿透了,贴在了背上。光禄坊三号
《光禄坊三号》与作者上一部长篇《一九七九年纪事》相仿,透着一种悬疑感。不同在于,其他作者更注重的是在或长或短的博弈之后亮出谜底:谁是凶手,谁是肇事者,因由何在,手段如何。陈永和笔下的光禄坊三号是一个敞开的所在,《光禄坊三号》中也没有如此这般的“凶手”,甚至没有谜底,或者说谜底就折叠并展开于层层叙述本身。这部小说的故事可以粗略概括为:死亡,及其所创造的。男主人公沈一义共立有三份遗嘱,公证后交由律师钟正明执行。出乎意料的是第二份遗嘱:请求妻子陈冬梅跟前妻林芬住进光禄坊三号宅院,并邀请龚心吕女士跟娄开放女士同住。宣读第三份遗嘱的条件是四人共同住进此宅院一年。摆在前妻、未亡人、仰慕者与初恋四位女性面前的是同一问题:住不住进光禄坊?“其实每个人身体都有一座看不见的坟墓,埋葬着被我们卸掉的记忆。”作者以光禄坊召唤自己的人物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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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初,歇洛克·福尔摩斯无与伦比的推理能力在欧洲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尽管有很多案子给予他展现推理艺术的舞台,但鲜有案件会涉及到如此多的显赫人物和离奇的结局。那是在1903年二月的一个傍晚,寒风刺骨,我和好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散步回到巴克尔大街,身上好像结了冰一样,快步回到福尔摩斯那宽敞而又凌乱的客厅,迅即围在火热的壁炉前,搓动僵硬的双手,好像才有血在血管里流动。再见亦是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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