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输了上面的官司后，也许那个果冻生产商会精明起来，在所有的包装上注明警告。这是不是让我们更安全了呢？即使真能够把所有的潜在危险都标示出来，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得到更多安全。不必要的标签就像不必要的规章，使我们忽视重要的事情，只能造成伤害。每一节电池上都有一个警示：不要把它投入火中，在看到这个警告前，有几个人会想到把它往火里扔？是否还该标注：不要把它当成你的食物？其实，这些警告保护的是生产者——一旦出了问题，可以以此推卸责任。
同样，我们在建造一座桥或一座楼房时，也要考虑足够的安全性，这是必要的，设计和规格的保守主义不是浪费，应该为错误和不可预见的事留些余地。我们享受着这些保守主义的好处（现在流行的“电脑超频族”其实就是在挖掘这些安全余地），但它是一件奢侈品，不可能面面俱到。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在没有多大益处的地方浪费资源，不可避免要剥夺其他可能更有益的活动。
福特有一次委托他人对废车堆放场做一次调查，让他们评估福特车上各零件的损害情况。调查员回来报告说，各种零件的损坏程度差不多，只有一个例外，在这些破车里，所有的转向轴主轴都很完好。福特以无情的逻辑作出了结论：这个零件的质量太好了。于是下令以后生产这个零件时要降低一个等级标准。
这么做似乎有点不对头，理想的做法是提高其他零件的等级，使车的整体质量提高。可是如果那样做，这就不再是一辆普及型车了，而成了高档车。如果你想制造一辆“杂交车”，有些零件是普及标准，有些是高档标准，你得到的是两者最糟糕的组合。正如“水桶定律”所揭示的，一个东西的质量取决于它最差的部分，这辆车的性能仍是低档的，可成本却要高得多。
过于强调安全性的另一危险是：部分的强化可能不是增加、而是降低整体的安全系数，如飞机增加机翼的强度，可能降低飞机的灵活性，增加重量，减少燃料。结果性能更差。
曾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故：一架飞机在航行过程中，三个发动机先后出现故障，幸亏机组处置得当（加上老天帮忙）才没造成大祸。事后调查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的原因：起飞前三个发动机都经过了检修，而检修者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并非特例，在很多时候，人们发现检修过的东西比以前更不可靠。所以有这样一句忠告：“如果什么东西没坏，就不要去修。”
绝对正确的决策是可能的吗？
我们不是因一贯正确而获得权威，而是因获得了权威而一贯正确。
——美国联邦大法官杰克逊
林肯曾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百分之百好或坏，特别是政府的每项决策都是好坏不可分割的结合，因此要求我们对哪方面占优势做出判断。”
现在，人们普遍相信民主政治比独裁政治更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那么，民主是绝对正确的吗？
民主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为什么？这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
人们通常给出以下三个理由：
1.少数服从多数，因为胳膊反正拗不过大腿，真要打起来，少数势必打不过多数。以点人头的方式（即投票的方式）来确定何种意见得到了更大的支持，要比采取战斗的方式成本更低。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这有点像动物在求偶时比羽毛或块头的办法）。不服从，往轻了说是不明智，重了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2.多数人的决定比少数人的明智。这建立在一个假设前提下：人们是知道自己利益所在的。这至少在有时候不是事实。毕竟，希特勒也是通过竞选上台的。
3.多数人也可能犯错，可是不能剥夺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且，只有为自己做主，才能学会怎样为自己做主。
哪个理由都不那么叫人放心。第一个告诉我们：所谓民主，不过是强权的另一张面孔。第二个是说：如果你是那掌握了真理的少数，你只能看着大家裹着你往火坑里跳。第三个呢，是说你有权保持愚蠢，如果你放弃这个权利，别人也会代替你愚蠢。当然，如果你运气好，可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如果运气再好，学到的东西可能用得上——当然，如果还来得及的话。
既然民主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为什么一定还要追求民主呢？
著名哲学家哈耶克说：民主的主要优点，并不在于它是一种竞选统治人员的方法，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大部分人都积极参与了形成意见的活动，所以有相应数量的人员可供遴选。我们可以承认，民主并未将权力置于那些最为明智最为智慧的人士的手中，而且在任何时候，政府的决策若由精英做出，或许能对全体大众更有助益；但是这并不能阻碍我们继续信奉民主，因为民主的价值是在动态的过程中而非静态的状况中得到证明的。与自由相同，民主的禆益也只能在长时期中表现出来，尽管在短期中，民主的即时性成就可能不及其他政治制度的成就那么凸显。
永无穷尽的追寻
罗伯特·华莱士在《人、自然和神的诸景观》一书中，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心、仁慈地构想出来的乌托邦社会的详细情形。这个乌托邦社会建立在等级和财富的平等、公正、节俭和荣誉的基础之上，并由温和仁慈的政府来管理。然而，华莱士不肯被自己的幻想冲昏头脑。他在我们时代文学的最有远见的一章中怀疑这个社会是否能实现。华莱士的第四章“景观”的副题是：从前的政治模型虽与人类的情欲和欲望一致，但整个说来却与地球上的人类环境不一致。
他的论证极其简洁。他指出，不管国家或政府设计得多么周全，它都不能无限期地发展，不能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保持它的制度。
“因为不论从本性上说它们可能多么出色，它们与自然的现有结构、与地球的有限范围却完全不一致。……不错，要给人类、知识和幸福等划出界限，定出在适当范围内有限的东西是什么，确实违反自然。但按每个事物的本性来划界限，使一切事物都以适当的比例相互协调，却肯定有道理。毫无疑问，上帝实际上已在他广阔领地上的所有作品中建立了这样一种秩序。不过，自然中有些事物是主要的，一切次要事物都要适应主要事物。”
经济学家舒马赫也说：“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决定论的体系。对于过去的活动或事件，我们可以肯定地谈论；……但对于未来的事件，我们只能依据假设谈论。……显然，由于变化是一个时间函数，较远的将来比较近的将来更难预言。实际上，一切远期预言都有点自以为是、荒诞不经，除非它陈述的只是那种十分明显、极其平常的事情。”舒马赫的论证主要依据个人决定的不可预言性，即人类自由的观念。而气象学家埃里克·克劳斯提出了三条充足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就连非生命过程的无期预言也是不可能的：
“第一，我们永远也不能完全认识现在；第二，我们不能从我们认识到的东西中作出没有一点错误的推论；第三，我们有限的想像力可能使我们无法正确提问。由于我们涉及的系统极其复杂，我们或迟或早总要达到一个终点。在这点之外，对科学分析的依赖就变成了迷信。因为科学分析此时告诉我们的东西，也不过是直觉或碰运气。
“谁也无法预言一只球撞到院墙往回蹦几下后的精确位置。这个球的初始运动是永远无法准确认识到的。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很小，但球的每一跳都扩大了它。……大洋某处一只海鸥拍翅，可能推动一场飓风……
“最初把滴滴涕当作一种杀虫剂引入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农场时，谁也没有问一问它是否会影响太平洋岛屿上的塘鹅蛋壳……
“一切科学都包含着变化。科学模型与极其丰富的经验世界之间必然有不一致之处。……这意味着模型并没有包括为再现现实过程所必需的一切信息。正像别的不确定性一样，结果的不确定性也随时间而增长……
“一般说来，不确定性随着一个问题的潜在答案数目而增加。……人们只能在回答相对简单的问题时作出较好的预言。信息容量和可靠性总不能同时兼顾。”
一个答案就是下一个问题
有许多次，人们陷入了“证明完毕”的喜悦，一次社会革命、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一种新机器或新药品的问世，都给我们以希望：某个问题已经被我们全部解决了。
有人总结出一个“社会学三定律”，其中第二条就是：人们在某个问题、某个阶段或某个范围的解决方案，将造成下个问题、下个阶段或下个范围的矛盾。
正在显露的图景与我们关于现代“奇迹”药物和治疗的经验绝不矛盾。这些药物对于多数病例是有疗效的。尤其是抗生素，它整整消灭了好几类病害，使它们成了医学里的古董。问它的代价——估量它的全部效果，是不是不知好歹呢？
就连抗生素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福音，它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似乎无法解决的新问题。病人要求不恰当地使用这类药物，如用它们治疗大多数病毒性疾病，而医生也常常默许病人这么做。结果造成了不必要的药物反应和药物过敏。更糟的是，这种做法无论在哪里都造成了抗药物细菌的增加。我们现在知道，细菌的这种抗性可以转移，从一个细菌传给另一个细菌；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发生在人和家畜之间，因为人们常给家畜注射抗生素，以便促进生长。医院里抗生素用得最多，抗药物的有毒菌株也极多，从而使护士认为必须用剧毒物质擦洗新生婴儿，以便预防皮肤感染。现在，几乎所有细菌性疾病都有了中度或高度抗药物变种。我们完全陷入了一种要命的竞赛：我们必须比细菌发展抗性更快地发明新的抗生素。而且，抗生素消灭了几类细菌，但它们的生态学空间又由以前无害的各种有机体填满了。通常有益的大肠杆菌，现在感染的机会比抗生素时代以前大得多。
在无往不利地运用技术手段时，最好不要忘了爱因斯坦的忠告：“手段的完善和目的的混淆似乎是我们时代的特点。”
大自然并不残忍，只是无情地不偏不倚。这是人类最难学会的课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