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狂飙突起：萍浏醴起义(1)

1906年12月4日，在湘赣边境的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爆发了由同盟会策动和领导的、以会党势力为基础的、旨在推翻帝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大起义。这是自1905年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中国南部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范围最大的一次革命。参加起义的基本群众包括安源地区的一部分煤矿、陶瓷工人，醴陵及浏阳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聚众达数万人。义旗所指，云集响应，几天之内起义遍及萍乡、浏阳、醴陵、宜春、万载、修水、衡山、湘潭、平江等10多个县，与清兵鏖战一个月，交战20多次，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清王朝集中了湘、鄂、赣、苏四省兵力才将这次起义残酷地镇压下去。萍浏醴大起义犹如狂飙突起，震惊中外，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敲响了爱新觉罗王朝覆灭的丧钟！

萍浏醴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先声，是中国同盟会领导的最早的一次起义。孙中山在《革命源起》一文中称赞道：“今得湘赣之役，则昆阳雷雨，共见实行家之精神……故此次醴陵、萍乡之役，谓为1878年巴黎劫武库之役可也。”从此以后，革命风潮激荡华夏大地，更为前所未有。

一、革命风潮涌动

孙中山早在1897年8月至1898年8月间，就为寻找一个合适的起义地点而感到苦恼，他在与日本的宫崎寅藏的笔谈中就提到，现在全国有志于革命者到处皆是，重要的是要选择一个最适合发难的“起点”，并表示“有一起点，即如一星火于枯木之山矣，不必虑其不焚也”。萍浏醴地区因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从而成为率先发难之地。

首先，萍乡地区拥有较为发达的教育，加上身为“人口稠密，商贩云集，五方杂处”之所，从而也成为具有革命思想或维新思想知识分子的活跃之地。1901年至1911年的十年间，萍乡先后改设或创办的学堂，据《昭萍志略》记载，计有公学16所，乡学47所，共63所。其中中学堂1所，女学堂1所，小学堂61所。据不完全统计，至清末1911年，芦溪地区有私塾73所，上栗地区有22所，湘东池区有31所，萍乡地区（今城关地区）有15所。本县县学招考时，每有数百人参加，多的时候有两千余人应试。

在江西萍乡，具有革命思想或维新思想的有志之士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外留学的本籍人士。从1903年起，有一批萍乡学生赴日本留学，如汤增璧、钟震川、贺国昌、黄季飞、肖菁茂、文群等。钟震川是同盟会江西支部长，而赣籍会员所办的《江西》是由汤增璧主办。因萍乡与湖南醴陵毗连，两地同时留学日本者达数十人。钟震川与醴陵人宁调元共同倡导并组织萍醴公益社，以联合两邑人士投入革命，清廷侦知，通令缉捕倡导者并责成萍乡知县及家长限期交人。以后经萍乡籍同学黄季飞等向清朝驻日本公使李家驹反复解释，才取消缉捕通令。

1905年7月，中国同盟会总部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相当于副总理），孙中山不在时，黄兴履行总理职务。以后刘揆一任同盟会总部庶务长，刘道一被推为担任书记干事等职，早年就读于湖南，后东渡日本的江西萍乡籍的蔡绍南则列为“分任联络防营，部署会党”的十九人中的第二位。

蔡绍南，谱名蔡源俊，约生于1875年。江西省萍乡市鸡冠山高田人。其父蔡永泉，以务农为业。绍南幼年入私塾，天资聪颖，少习举业，系萍乡县童生。稍长，身强体健，多才善辩，与同乡魏宗铨极友善，两人经常在一起“盱衡当世，探讨时务”。遂弃科举业，赴湘入新式学堂，后又毅然东渡日本，结识黄兴。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绍南旋被接受入盟。翌年夏，受东京同盟会本部派遣，偕刘道一、彭邦栋、覃振、成邦杰等人回国返湘策动革命。蔡绍南与刘道一等人回长沙途次，曾化装成富商，前往萍乡上栗市一带调查哥老会情况，并邀约萍浏醴各地哥老会头目会晤。

这批在外求学的知识分子，既有民族民主的革命思想，又在本土具有一定的声望，能与同乡下层民众打成一片。如起义前夕召开的第一次会议——长沙水陆洲会议时，刘道一在回长沙途中，约集同志蒋翊武、龚春台、刘重、刘崧衡等在长沙水陆洲附近的一只船上秘密集会，到会38人。会上，刘道一传达了黄兴的指示，分析了当时湘赣境内军学各界及洪江会党的状况，提出宜以潜伏会党较多的安源矿场为“组合机关”，并与驻扎省垣的新军官佐取得联系，而且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多是学生出身，其中不少与维新人士有联系，运动较为容易，而巡防营头目虽然不如新军官佐那样容易发动，但是官兵中有不少洪江会党徒，于是再以洪江会同志游说，不难归顺。因而贯彻“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的上策是完全可行的。即就次策来说，就是以会党万人，组成整齐军队，率先发难于浏醴，而后直扑长沙，各军队反戈相应，之后占据省垣重地，继而光复全省，扩展到全国，这样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会员都表示赞同。会后进行了具体分工，于是蒋翊武、刘岳峙、覃振、刘承烈、成邦杰、易本羲、文斐等人负责运动新军；彭邦栋、蔡绍南、刘重、龚春台、瞿光炆等人则担负“联络防营，部署会党”的重任。一旦军队运动成熟，就约于阴历十二月底清吏封印时举事。根据会议的安排，蔡绍南回萍乡上栗市原籍，继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刘道一则留驻长沙，掌握起义全局，并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本部及各方面的联络。这次会议主要是把起义的策略方针、具体步骤和起义时间基本上确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这批革命知识分子提出了起义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与具有下层民众组织性质的会党的联络。

二是就在本土附近活动的，既有一定的声望、财力，又有维新思维的本籍人士。如出身殷富之家的萍乡本土人魏宗铨。

魏宗铨（1881—1907），字月辉，萍乡上栗市人。大父祖锡，承先人遗产，富甲一乡。宗铨五岁失怙，随母与伯父德照一起生活，聪敏异常，性喜研究新学。十九岁之时，学业初成，其伯父要他应试，宗铨说：“今之时，记诵不足以致用也，非攻科学不可。”遂请赴湘求学，在长沙明德学校结识黄兴、宁调元等革命志士。并与蔡绍南、邓坤、李金奇等“盱衡当世，探讨时务”。当时，黄兴在长沙策划起义，魏宗铨亦“醉心革命，拟请命回萍起事”。

魏宗铨具有一定的革命思想，与当地的会党又过交甚密。魏出资3000余元的“全胜纸笔店”便是华兴会与会党联络的据点。当时萍、浏会党派别甚多，自清光绪甲辰年（1904）哥老会举事后，人民排满思想稍稍萌芽。哥老会头目潜处上栗市内人员众多，其时姜守旦所率之洪福齐天党由浏阳来者，亦称洪福会，两会党处于接近地位，虽然没有明显的联合，但是以江湖口号相见，彼此互约各不侵犯。除两会党之外，又有5月13日地方俗习之盟会节，届期人民各自选择一个团体，三五成群，合二三十人同拜盟为兄弟，宴请庆祝。聚众最多的各武教师家，如龙人杰、陈仁初、饶有寿、万木匠、廖叔宝、沈益古等，各有门徒，自两三百名至七八百名不一。哥老会头目冯乃古之下的会党人员更是达一两千名，他们多是以传统祭拜、议事等名义聚合，因为地方旧俗与风土人情，一般官府不会干预。

1906年12月，清统领袁垣以巡防勇二哨的兵力突然开到魏宗铨家，搜劫财物，并下令族长限期交出宗铨兄弟。族长被迫无奈，即日调集族丁80名搜捕宗铨，并悬赏五百金购宗铨，三百金购宗铭。当时的萍乡县署也已悬银五百购捕宗铨，清哨宫王魁伍则奉令驻扎在宗铨家附近。12月9日，清哨官吴某领军四五十名把魏氏宗族的人全抓起来了，要他们交出宗铨母亲魏刘氏。当时宗铨、宗铭躲藏在大凹口姨母家的地下室，闻听母亲已被逼死，于是决定外逃。当夜他们沿山向醴陵逃走，准备从湘、鄂，再转走上海、香港，不料在醴陵西乡之邓家店为清军获得消息，被逮送到醴陵县，转而解往萍乡县署，非刑逼讯。宗铨不屈，1907年正月二十三日，就义于萍城大西门。

这类革命分子不但在本乡本土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对本地老百姓的亲和力，而且往往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为革命提供活动经费与场所等物质基础，为革命的产生准备条件。

其次，辛亥革命的另一主力就是会党，而江西、湖南交界的萍浏醴地区，是哥老会在长江中游的一支——洪江会会众活跃之处。作为湘赣交界处的萍乡，历来是会党活动的一个中心点。这个县的好几个乡镇就是由秘密会党控制的著名的赌博与娱乐中心。当地政府也无可奈何，也是听之任之。20世纪初，当安源煤矿在萍乡发展起来，成为汉冶萍煤铁联合公司一部分的时候，潜在的会党势力也在增长。为了把煤炭运到湘境，从萍乡到株洲的铁路线铺设起来了。顺着湘赣之间以往的商业路线，这条铁路不但带来了贸易额的增长，以及与贸易相伴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增长，而且便利了湘赣地方性秘密性社团之间的交流。

1905—1906年萍浏醴地区会党势力的急剧膨胀的原因，固然离不开太平天国运动后清王朝频繁的招募与裁汰湘勇，以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迫使本地区的自然经济破产而抛出大量无业游民，但最为重要且不可忽视的两个原因则应该是：第一，筑路开矿吸收、后又加以驱散的大量民工的存在。1903年萍醴铁路通车和1906年株萍铁路完工后，大批的筑路民工被遣散；安源的矿工、醴陵的泥工、浏阳的窑工，或因工厂倒闭，或因被矿主解雇而失业。这批人数众多的民工，大多来自本已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当社会再次将他们抛向街头巷尾而衣食无着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投向了会党组织而义无反顾。第二，自然灾害的侵袭。1906午春夏间，长江中下游各地淫雨连绵，洪水横流。江西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南部遭受水灾。湘赣两省接壤的萍浏醴地区灾情更重，官僚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致安源矿工的生活急剧恶化；贫苦农民的生活更因此举步维艰，对于地方官也是大为愤恨。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和矿工入会的急剧增多。洪江会党徒发展迅速，贫苦农民纷纷加入。不到几个月，就广布萍乡、宜春、分宜、万载、浏阳、醴陵数县。事实上，翻开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萍浏醴一带的自然灾害之多且严重数倍于往常，旱灾、涝灾、虫灾频繁地出现，各地方官有关灾情的奏折和电文如漫天流星，不胜枚举。时而虫蝗遍地，时而又汪洋一片，大批居民在灾害的驱赶下，流离失所，为了生存和求得一定的庇护，他们也是义无反顾地扑向各类会党组织，当局更是防不胜防。

早在清光绪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892年9月18日），萍乡、醴陵、宜春、万载、安福、莲花等县的哥老会聚集在萍乡县属的大安里，就举行了以“反清灭洋、铲富济贫”为宗旨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以邓海山、罗凤冈、李保山、黄仁伢等人为首领，聚众达八九千人。聚众之多，声势之大，威慑着满清朝廷。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皇帝）多次降下谕旨给南方各省总督、巡抚，命派清军前往镇压。江西巡抚张德馨（满族）即从吉安派刚字营、从弋阳派吉字营、从南昌派振字营奔赴萍乡；湖南巡抚张煦飞调原陕西陕安镇总兵（清朝军衔，相当于现在的师长，统辖一省或几省边境的兵力）余虎恩复职，统带振字全军奔赴醴陵围剿哥老会众。起义军不畏强暴，英勇奋战，历时20多天，先后在芦溪、上埠、南坑、湘东、宣风、沂源等地与清军和地方团练交战10余次，终因武器低劣，军事素质差和叛徒出卖，使起义惨遭失败。但这次起义却展现了农民的力量及其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的顽强精神，打击了地方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给后来反清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萍乡县大安里为哥老会邓海山起事之地。乱局平定之后，曾任江西巡抚的德氏就一再责成萍乡县令每年每个季度都要亲往偏僻村庄巡视一次，防患于未然。久而久之，成为该县县署约定俗成的惯例，以致此次麻石一带，聚集洪江会党，多至数千人，县令还是认为不大可能。及至10月21日，会党攻据上栗市（二十五日夜被清军占回），其势不可收拾，才匆忙电告省吏请速派兵，湖南省派了三营的兵力前往镇压，而此时已经是数日之后，起义部队声势渐强。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境况，湖南之醴陵、浏阳，江西之萍乡、万载等县更为湘赣两省哥老会党聚会之渊薮。江西萍乡安源地区聚集了不少煤矿工人和陶瓷工人，他们几乎都加入了哥老会党。如醴陵人马福益就在醴陵发展了一批防营兵士（马曾为兵弁）和陶瓷工人入会，并培养了一批骨干，日后成为码头官的李金奇、李香阁都是由他介绍入会并培养起来的。浏阳是会党头目龚春台、姜守旦的家乡，整个浏东和浏南，差不多80%的人入会了。姜守旦的老家云山更是武术之乡，人们终日弄拳习武、耍刀舞棍，荟萃了一批武艺超群的绿林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