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斯大林对俄罗斯人民的重视和依靠也是建立在对俄罗斯的历史的认识以及对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了解的基础上的，他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爱好也起了一定作用。他主张全面认识俄罗斯的历史，反对进行歪曲和篡改；他要求正确理解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性格，反对进行丑化和嘲讽；他主张继承和发扬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各种错误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例如他在1930年12月12日给杰米扬·别德内依的信里就曾这样做。信中说，世界各国革命的工人都在向苏联工人阶级、首先是向俄罗斯工人阶级欢呼。世界各国革命工人的领导者都在如饥似渴地研究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最有教益的历史，研究这个阶级的过去，研究俄罗斯的过去，“他们知道除了反动的俄罗斯以外，还有过革命的俄罗斯，有过拉季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热里雅鲍夫和乌里扬诺夫、哈尔土林和阿列克谢也夫这样一些人的俄罗斯。这一切都使俄罗斯工人心里产生（不能不产生！）革命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能够移山倒海，能够创造奇迹”。信中接着批评别德内依“不去理解革命历史上这个最伟大的过程，不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的歌手的任务”，反而“向全世界宣布：过去的俄罗斯是装满了丑恶和颓废的瓶子；现在的俄罗斯是十足的《比里尔瓦》；‘懒惰’渴望‘坐在热炕上’几乎是一切俄罗斯人的民族特点，因此也是完成过十月革命的、当然仍旧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工人的民族特点”，尖锐地指出：“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而是对我国人民的诽谤，是对苏联的侮辱，对苏联无产阶级的侮辱，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侮辱”。信中还引用列宁关于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心的论述来说明这种民族自豪心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
有人认为斯大林对俄罗斯人民采取这种尊重的态度，是因为他“俄罗斯化”了。应该说，斯大林接受了俄罗斯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中的不少东西。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说过“我们家中没有什么格鲁吉亚的风俗习惯，因为我父亲已经完全俄罗斯化了”这样的话。他的儿子瓦西里也认为“爸爸以前是个格鲁吉亚人”，言下之意，后来就不是了。确实，在莫斯科斯大林的家里已看不到格鲁吉亚的陈设，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里却保存着许多格鲁吉亚的东西，他对故土的自然风光充满着眷恋之情。他从来没有否认自己的民族属性，也没有完全弃而不用格鲁吉亚语言。因此只能说他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化”，而很难说他“完全俄罗斯化”了。列宁曾经说过：“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斯大林也可归入这些异族人之中，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们真正崇敬俄罗斯人民，同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这样做一般无须担心被指责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也曾经有人指责斯大林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恢复俄罗斯民族主义。这样说也是缺乏根据的。斯大林反对民族压迫和歧视，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友好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他实行帮助过去比较落后的民族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他像尊重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一样，同样尊重各兄弟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苏联全国隆重纪念各民族杰出的文化活动家的传统。在文学方面，除了纪念俄罗斯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之外，同样也纪念阿塞拜疆诗人尼扎米、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乌兹别克诗人纳沃伊、哈萨克诗人库南巴耶夫、格鲁吉亚作家鲁斯塔维里、亚美尼亚作家阿博维扬等等。与此同时，由于实行大力扶植文学的政策，结果各民族陆续出现一些着名作家，他们在创作上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他们的优秀作品被译成俄语广泛传播开来，并开始走向世界。从这些事实来看，斯大林是基本上遵循国际主义原则的。
斯大林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持坚决反对和批判的态度。1926年7月，他在梯弗利斯党组织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号召“消灭民族主义这条九头蛇，造成国际主义的健康气氛，以便在保持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独立的条件下促进这些国家经济活动方面的联合”。他关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倾向，及时指出并给以批评。例如1944年1月他批评乌克兰作家杜甫仁科在他的电影小说《烈火中的乌克兰》中没有揭露彼得留拉分子和其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站在德国侵略者一边为虎作伥的事实，同时指出，小说把乌克兰历史上主张与俄罗斯友好联合的盖特曼（统领）赫麦利尼茨基称为“大坏蛋”和“乌克兰人民有名的刽子手”，是“对真实的肆无忌惮的嘲弄”。最后他得出结论说，这部小说是“狭隘的、目光短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纲领”。确实，这部小说写作时，战争正在进行，作者没有揭露彼得留拉分子和其他民族主义者投靠德国人的行为，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恐怕主要问题在于对赫麦利尼茨基的描写上。这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不过他反对波兰的统治，在实现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合并上起了很大作用，因而得到了肯定。1943年10月苏联甚至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勋章。小说把赫麦利尼茨基称为“刽子手”，而没有提到他对俄乌合并所作的贡献，这显然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某些乌克兰人的分立主义情绪。斯大林对小说提出严厉批评的怒火，大概主要是由此引起的。
四
上面说过，斯大林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并对它的基本原理作过论述。他在讲到物质、存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时，强调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是观念意识的来源，而观念意识是第二性的，是物质、存在的反映。不言而喻，在他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来源于物质，来源于社会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斯大林把自己的文学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他不会赞同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文学观，不会认可所谓的“自我表现论”，“纯文学论”之类的学说。而他的艺术趣味和艺术鉴赏力主要是通过阅读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逐步形成的，这就使得他对现实主义文学情有独钟，不大欣赏各种先锋派的作品。
斯大林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要求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在他看来，苏联文学首先应该反映苏联各族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建设新生活的斗争。他考虑到文学创作是对现实的一种独特的掌握方式，文学作品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的反映，而不是根据理论条条的机械的模写，强调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反对作家闭门造车，鼓励作家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参加实际的斗争，以求了解生活，对生活有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他在对作家的谈话中，在讲话和书信中不止一次地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和提出这样的要求。
斯大林重视正确的指导思想对进行文学创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鼓励作家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要求作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加以融会贯通，真正用来指导自己认识世界和反映生活的活动。不过他强调在这方面对作家和艺术家同对政治家和理论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并不希望作家成为全面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有的人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然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反对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而主张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讲到。
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作家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与他的创作的关系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两者之间是一种对立的统一的辩证关系。前者对后者既有制约、影响的一面，同时后者又有能动的一面，这使得两者之间有时存在着差异和矛盾。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谈到巴尔扎克时说：“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物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1929年斯大林在谈到《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时明确地说布尔加科夫不是自己人，说他站在反苏维埃的立场上要写反苏维埃的东西，可是说了自己不愿意说的话，他笔下的主人公承认人民反对他们，除了屈服没有别的办法，从而说明共产主义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当然这个剧本根本没有巴尔扎克的作品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其中表现出的作者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则是一样的。斯大林对它的分析所遵循的基本观点是与恩格斯的观点一致的。他后来还运用这个观点来说明果戈理的创作。1937年他在与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谈话时曾经强调指出“不能把作家的世界观与他的作品混为一谈”，这样说道：“就拿果戈理和他的《死魂灵》作为例子。果戈理的世界观无疑是反动的。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绝不认为农奴制应当崩溃。认为果戈理想要与农奴制作斗争的看法是不对的。这一点可由他的充满反动观点的通信来说明。然而果戈理的《死魂灵》违背他的意志，以其艺术真实对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好几代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影响。”
斯大林特别重视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他所说的真实性是指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生活而言。在评价苏联文学作品时，他特别注意这些作品有没有真实反映苏联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有没有传达出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有没有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前进的东西。而对历史题材的作品，则要求有文献资料作为依据，所写的事件和人物以及所作的评价符合历史真实。特别要指出一点，即斯大林并不主张粉饰生活，并不喜欢一味歌功颂德的作品，相反，他看重那些深刻地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作品。肖洛霍夫在他的《静静的顿河》写了顿河地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他的《开垦的荒地》则对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过火现象作了描述，斯大林在指出某些缺点的同时都加以肯定。又如乌克兰剧作家柯涅楚克在战争年代的1942年写了一个叫做《前线》的剧本，尖锐地揭露了部队高级领导之间的矛盾，同样得到斯大林的肯定。这些作品下面还要具体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