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或谓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忧死。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敦诚悫,内失君心,外困于俗,卒以自危,岂不惜哉!
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矫惧,以告其子骞。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意果解。
刘晔是三朝元老,在曹操时代,他是重要的谋士之一,但位置在第二梯队,在《三国志》中,荀彧、荀攸、贾诩合为一卷,排在前面;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刘放等谋士合为一卷,排在后面。
刘晔是淮南人,年轻时就敢于杀伐,做事颇有决断。他和蒋济等五人一起投奔曹操帐下,曹操经常找他们谈论军国大事以及臧否扬州人物。这时其他四人总是踊跃发言,言无不尽,尽倾才识,而刘晔则默然不语。刘晔只是在独处的时候,才由远及近,谈论时事。曹操发现刘晔最有水平,“而授晔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则以函问晔,至一夜数十至耳”。
一般人见老板不容易,一有机会,恨不能将平生所学倾囊而出,全部空仓,反而露出虚浮的一面。刘晔的经验是:“远言宜征精神,独见以尽其机。”你的精神境界必须在从容状态下,才能表现;你的权略机锋只有在私下沟通时,才能尽显。所以,想在领导和老板面前一展才华一跃龙门的兄弟们,要掌握好分寸,把握好时机。
刘晔在曹操取汉中时立了大功,在曹丕时期,刘晔任侍中,为曹丕咨询军国大事。他预见刘备出兵东吴,“以示有余”,在孙权会不会亲自犯魏、孟达是不是真心投降等很多事情上都有准确判断。
到了曹叡时期,刘晔更见重用,但是明帝曹叡只用其智,并未视其为股肱大臣。真正委以重权的是宗室曹真、曹休,以及华歆、王朗、陈群和司马懿。
刘晔这样的老资格,虽然所献计策屡中,但是官职升得稍稍嫌慢,从刘晔少年的行状看,他是个果敢有为的人。曹操帐下的谋士,多熟谙法家的路数,看人看事多从人性的基准点出发,因为非如此不能明见千里之外,也谈不上出谋划策,所以给人的感觉不免狠毒深刻。
刘晔没有像汉高祖刘邦的谋士陈平那样,有意矫正自己阴毒的一面,所以,脱离群众,加上他三朝元老恃才傲物,连曹叡都敢教训,不免招人嫌恶。
于是有人告发刘晔“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并且给曹叡出主意,如果陛下您不相信的话,不妨测试一下。您本来向西,故意说要向东,看看刘晔怎么说,他肯定会附和您的意思也说向东。
曹叡年轻,一看有这么好的测试人臣忠不忠的方法,自然会兴致盎然地使用这个新玩具。如果皇帝真要和臣子玩这样脑筋急转弯的游戏,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经不起考验的。用挖陷阱测试干部的方法,可能会测出某些人的真实情况,但是这样的方法对组织的损害极大,会误伤很多好人或不那么坏的人,会导致组织内部的沟通障碍和相互信任。
刘晔到老更为热衷权势,因为恋栈才会时时处处讨好幼主。对于这样的行为,人主基于对人性的理解,适当点拨一下,用其所长摒其所谀,不应该因此废人。
后人评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这事如果搁在曹操身上,刘晔哪些话有价值,哪些话是拍马屁,都能听出来,时间一长,以刘晔这样聪明的人,就不会用拍马屁的方式讨好主子。曹叡不能深察,所以刘晔才会“善伺上意”,他受到了刘晔的蒙蔽而亲近刘晔,他受到了别人的蒙蔽又疏离了刘晔,所以前后都“眩以伪”。
傅玄在《傅子》中批评刘晔“巧诈不如拙诚”,这是大道理,问题是再拙诚的人也经不起预设陷阱的考验,何况拙诚的人也不定有好下场。
侍候曹叡这样容易受蒙蔽而又自认为聪明的主子,想想也确实是个难玩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