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安皇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
尚书令祋讽等奏，以为“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断大臣行三年丧”。尚书陈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告宁而群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雕损。陛下听大臣终丧，圣功美业，靡以尚兹。《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臣愿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则海内咸得其所。”时宦官不便之，竟寝忠奏。庚子，复断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
袁宏论曰：古之帝王所以笃化美俗，率民为善，因其自然而不夺其情，民犹有不及者，而况毁礼止哀，灭其天性乎！
在邓太后生前死后，关于二千石以上官员要不要因为父母死亡开缺丁忧，朝廷还是折腾了一下。
“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司徒刘恺以为‘非所以师表百姓，宣美风俗’。”邓太后采纳了刘恺的建议，“初听大臣行三年丧”。
手头没有工具书，不知道这里的“听”是不是可以作“任由”讲，就是说，以前公卿大臣是不能因为父母死亡而回家守孝三年的，大臣们都是拿高薪的，你回家守孝歇着了，工资还照开，皇家的管理费用增加，那是相当不划算的，所以，一般都是号召高管们化悲痛为力量，坚守工作岗位。但是，汉帝国打开国之初起，就把“孝”作为执政的理念，我们看到凡是皇帝死了，都要谥个“孝”字，孝文、孝景、孝武……“孝”字一贴，光芒万丈。朝廷的大官们要“师表百姓”，所以也必须突出一个“孝”字，怎么才是孝呢？圣人说，孝是“无违”，老百姓说，孝顺孝顺，孝就是顺，顺就是孝。但是这个“孝”的原教旨主义不好体现，外人也不容易看到，所以，中国人不是把好的理念落实到行动上，而是落实到标签上。标签一贴，万事大吉。
贴什么样的标签才能证明我孝我存在呢？扮苦瓜脸守在父母的坟前三年不动摇，这样可以证明你丫是孝子。为什么是三年而不是一百年也不是一年呢？因为圣人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样，丁忧三年、守制三年……这样的行为艺术就被创制出来了。这个标签一贴，孝的充分必要条件就都具备了。
老百姓吃饱饭了就讲究礼节了，皇家有银子了，也就不在乎高管们带薪休丧假了。所以，邓太后采取了很稳健的做法，“听由”大家守孝三年，好像是不反对也不鼓励。你回家守孝了，帮俺宣传精神文明；你不回家继续上班，帮俺节约物质财富。所以，“初听大臣行三年丧”挺好。
邓太后死了，安帝刘祜小朋友在“反邓派”的簇拥下亲政。刘祜当时只有十三岁，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真理在他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有位杜叔叔说了声“皇上大了，可以亲政了”。结果被邓妈装在麻袋里一顿乱棍揍个半死，这事不能不在小皇帝心中留下仇恨的种子。所以，邓太后一死，洛阳政局就开始翻烧饼，凡是反邓的都要重用，凡是亲邓的都要铲除。在这种执政理念下，“大臣行三年丧”这事看来也得“拨乱反正”，于是亲政以后的小皇帝终止执行这个制度。
关于官员丁忧出缺的事，后来怎么演变，锐圆没有研究，不好细说，但读明清历史知道，这个制度在后来已经是神圣不可侵犯了。要说丁忧，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变数，官做得好好的，正在兴头上，爹妈不争气，一下不小心死了，就得回老家，任谁也没商量。明代的张居正，权大势重，正威的时候，突然老爹死了，这家伙相当于按了暂停键，再好的节目也得停下来。遇到这种情况，要么立马腾位子，要么由皇上出面“夺情”——也就是移孝作忠，党和国家实在离不开您哪，拜托您化悲痛为力量，为帝国努力干活——心里话，你回家也不可能真的搭个草棚子守在坟墓旁，也还不是闲着？
有意思的是，大臣们有丁忧一说，皇帝本人却不用丁忧，先帝半道崩殂了，太子爷马上宣誓就职，最多派个不听话的哥哥弟弟替自个儿到老爹的陵园守着。北京的皇陵去看过，像锐圆这样积劳成亚健康的主，到那里住个三年，没事看看书倒也不错。
大臣丁忧，职务中断，这对他们造成的损失是相当大的，如果被政敌利用，甚至关乎性命前途。所以，想要长久做官做长久的官，要么得拜托爹妈早死，要么得祷告爷娘长寿，爹娘死得不是时候，做官的儿子不是悲痛，而是气愤。这项制度到底是增进了孝道还是损害了孝道，真是鬼知道。
过去是家国同构，孝子出忠臣，所以国家强调“孝”，至于实际效果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简单了，“祖国，我的母亲！”忠孝咱一并就解决了。领导干部也不必再搞什么丁忧了，否则，组织部门还得给干部的父母建档，父母身体不好还不能重用，这玩意儿多耽误国家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