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桓皇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
冀遣书诣乐安太守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称他客求谒蕃；蕃怒，笞杀之。坐左转修武令。
桓帝刘志登基三年了，十八岁的他已经完全具备亲政的条件了。但是，朝廷的大权依然控制在大将军梁冀手中，梁冀如愿地杀掉了李固。李固死后，杜乔任太尉，这位老兄也是硬茬，梁冀于是又杀掉了杜乔。他俨然以皇帝的身份生杀予夺，并无任何顾忌。
这一年，梁冀不知因为什么事，派人投书给乐安太守陈蕃，让他帮忙办一下。不论当时，还是现在，能给中央的大老办点私事，那就等于给自己的仕途铺了条高速公路，一般人是绝对求之不得的。但是这位叫陈蕃的太守不买大将军的面子，第一，不见送信的使者；第二，这位使者为了达成使命，换了个名字身份见到了陈蕃，陈太守一听是梁冀的信使，怒火中烧，喝令手下衙役一顿皮鞭，把这哥们儿抽杀了。这不是一般的快递公司的员工哦，他是大将军府里的员工啊，陈蕃既不按官场的规则给大将军面子，也不按现代法律讲究人权，把个送信的活活打死了。
梁冀是什么人呀，是可以左右皇帝命运的跋扈大将军，睚眦必报的性格，一言不合，狼牙棒直接就照着你天灵盖招呼。在后来揭发他的材料里记载，说有位新任官员上任离开京师时，没有到大将军府拜谢辞别，梁冀一生气，就把这位新官腰斩了。陈蕃一个小小太守，居然这么不给面子，悍然向大将军发起公然的挑衅，结果会是什么？
基本上没事，这位滥杀无辜的陈太守没有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只是被降了一级，做县官去了。——怪矣哉！
这位陈蕃陈太守显然是别着劲冲着梁冀来的。他后来官运亨通，拜为尚书令（相当于中办主任，绝对实权岗位），后来又升至太尉和地位崇高的太傅，陈蕃在后汉晚期不仅是朝廷柱石，更是士林领袖，这些我们以后讨论。现在要说的是，当时像陈蕃这样的士大夫官僚，和外戚的对立已经相当严重，水火不容，连表面的面子都不给，这种激愤的情绪是这一时期朝廷政治的一大特色。
清代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中，论及后汉末年的政治乱象，他用了一个字来形容，这就是“激”。他说，后汉的士大夫的“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求快于愚贱”，做事总想整点动静，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知道还不算，还要博得一些喝彩才行，这里的“愚贱”，恐怕也不全说的是乡野百姓，还包括太学里的年轻学生，在众人的喝彩声中，表演者多多少少有些癫狂状态，这对于艺术家包括体育明星来说是绝对必需的，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样做容易失掉真正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事本易而难之，祸未至大而张之”。李固抱着质帝的痛哭，具有表演的性质，当着基本上可以断定为真凶的梁冀口口声声要追查真相，就是典型的“祸未至大而张之”。
激是左派的特征，而左派容易犯幼稚病，把容易的事搞得纷繁复杂。“激”的第二个表现是“傲岸物表，清孤自奖，而坐失可为之机”。激进分子都有政治上的洁癖，他们对外戚攻讦不已，认为他们在政治上的正当性不够，这还不算最严重的，最要命的是他们耻于和宦官同朝为伍。读《后汉书》，经常遇到一篇又一篇的书奏。这些士大夫大臣上书，言及皇帝，无不以尧舜禹汤的标准要求；言及朝政，无不痛心疾首；言及宦官，无不深恶痛绝，非置其死地不可；言及施政，无不以废黜外戚诛杀阉宦为先决条件。后汉诸帝，要么少不更事，要么都是庸常之主，更有的如顺帝是在宦官的帮助下才登上帝位，桓帝是在宦官的帮助下才真正获得皇权。一上来就让他们诛灭宦官，他们如何能够接受？
正是儒臣“有闻则起，有言必诤”，让这些没什么才具和领袖能力的皇帝时时处在士大夫的蔑视和讥讽下，反而不论外戚还是宦官，却能比较冷静地抓住儒臣的辫子，迎合皇帝的心理，常常一举而中。
后汉知识分子的左倾过激思潮，起于何时，揭橥者为何人，没有细考。后来党锢一案，跨时二十年，祸害千百人，最后政治彻底崩溃，社会陷入战乱，都与士气相激有关系。
当然历史责任不能推给这些有基本价值观的士大夫阶级，但是，在皇帝昏暗，外戚、宦官弄权的时代，他们的责任更重，智慧也应该更高，在政治斗争中也应该更清醒、更注意手段。
史书记载，当李固被撤职拿下的时候，“朝野丧气”，“丧气”两个字极准确地刻画了当时的整体心态，先有丧气，后有过激，末世之丧乱，多缘丧气而起。人有气，社会有气，国家亦有气，一旦丧气，结果是多半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