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发布了一项人事任命：魏斯、赵籍、韩虔三人由大夫晋升为诸侯。
我的老乡司马光慧眼独具，选择这一年发生的这一件事，开始他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为什么单挑这事呢？
元代有位历史学家叫胡三省，他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学家，就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对《资治通鉴》进行了注释。胡三省解释说：魏、赵、韩三家世世代代为晋大夫，都是晋国的高管，突然宣布要拆分晋国，重组资产，都做法人代表，负责天下秩序的周天子威烈王不但不能诛除他们，反而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这是奖励鲸吞国有资产自己给自己分股份的奸臣，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天下大乱都是从这儿发端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这儿开始，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强调“名分”的重要性。
事实上，魏、赵、韩早就不听晋侯的招呼了，他们已经代替老板行使权力了，到周王这里只是履行一个手续。当时的周威烈王只是名义上的共主，没有强制执行的实力，他自己都被强势的诸侯国挤一边去了，而现在晋国又被家奴瓜分，他拿什么诛除奴才的奴才呀？！
上古三代，夏、商、周，和秦汉的差距那还是相当的大，更遑论唐、宋、元、明、清了。差距不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么概念化，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生产力为标志，差一大档次，那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差距。特别是交通和通信，就现在我们还有“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地区。那时，周天子根本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各村的地道都自己挖，各国的事务都自己管，大家只是遥尊周王为老板而已。
司马光花了十九年的时间编撰《资治通鉴》，基本上是在客观地讲述中国帝王家的故事，但遣词用字是很讲究的，这叫春秋笔法，很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每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会站出来直接发表评论。因为这部书一开始就是写给皇帝作参考书用的，没有打算出版赚银子，所以司马光的评论都以“臣光曰”开头。
在一句话说完“三家分晋”这个史实后，司马光来了第一篇“臣光曰”，这篇“臣光曰”比较长，有一千多字，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资治通鉴》的序言来读。他在“序言”中夹叙夹议，一边有选择地讲述了晋国分裂前的故事，回顾了一下过去；一边用选择过的历史事实证明自己要强调的东西是多么重要，这个东西叫“名分”。我们现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司马光说：“名分是个好东西。”
司马光讲的“名分”，核心内容就是孔孟等老前辈宣传了N年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屁股指挥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司马光曾是大宋国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他著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大宋的稳定，他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披阅了无数史料，编撰了这部中国历史上地位崇高的巨著，目的是给皇帝们提供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资治通鉴》皇皇二百九十四卷，我看到的中华书局版有六百万字（包括胡三省的注释），厚厚二十册，读起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司马光一开始就为我们提炼了一个关键词：“名分”。
中国古代的立国之本和执政之基就是一个字“礼”，就是严格的等级制度，礼纪纲常，绝对碰不得。皇帝再浑蛋，臣民们只能“守节伏死”，既不能弹劾罢免，更不能杀头枪毙，“礼”就是这一切的维系。统治者用“名分”确立等级、维护等级，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久而久之，就是要让老百姓明白：天地君亲师，哪样也碰不得，安分守己是我一生唯一的选择。
孔夫子老人家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三段论，大家克制自己的欲望，就能建立“礼”的秩序，有了这个稳定的秩序，就能建立起以“仁”为内涵的和谐社会。孔夫子建立的逻辑，实践起来有难度，首先大家都能够“克己”难度就很大，就算全体老百姓遵守“礼乐制度”，是不是就能达到“仁”的终极目标，我看也成问题，碰到一个不仁不义的浑蛋做皇帝，以万物为刍狗，我们怎么办？
司马光提炼了一个关键词以后，就开始讲故事了，历史是客观的，起码他参考的两百多种历史典籍的文本是一种客观存在，他讲完回头就会发现，他强调的“名分”在后来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他的读者反而给《资治通鉴》提炼了一个更准确的关键词：“相斫（zhuó）”，也就是“相砍”。
人人是刀斧手，个个是权谋家，“天下以智力相雄长”，治世，大家内部相砍；乱世，天下人人相砍。有的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来就砍；有的权谋算尽，专找关键部位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