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哲声
汤哲声,苏州大学教授。
老舍作为一个重要的新文学作家被列在各类《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其文学史定位似乎没有什么可置疑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将老舍的文学实绩与中国五四新文学观念对比起来思考,将会发现老舍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五四新文学观念,某种程度上说,很多方面是与五四新文学观念“拧”着写的。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开始分道扬镳:新文学作家主要创作农民和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通俗文学主要创作都市市民题材的作品。新文学创作农民题材是因为农民代表着底层社会和劳动阶级,创作知识分子题材是因为知识分子最需要人性自由和最愿意展示人道主义。通俗文学创作市民文学是因为市民是文学作品最主要的阅读者,只有大量地阅读通俗文学才能生存和发展。正因为通俗文学主要创作市民文学,新文学作家几乎不承认市民文学是新文学作品,他们将市民文学称作“封建的小市民文艺”,将通俗文学作家称作“封建的小市民作家”。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有茅盾1933年发表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在文章中,称小市民是小资产阶级,将那些市民小说看作给封建的小市民灌的“迷魂汤”。鲁迅也不承认新文学是市民文学,他在1927年发表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明确认为新文学没有平民文学。鲁迅说:“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参见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页。虽然鲁迅是从新文学的性质的角度论定什么是新文学,什么是平民文学,显然,他是将当时大量出现的市民文学排斥在新文学之外。问题在于,老舍并没有延续这些五四新文学作家的创作路线前行,而是创作出了大量的市民文学。老舍在作品中并没有如五四新文学作家那样对市民一味地批评,而是客观地写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和酸甜苦辣。写市民生活必不可少地要写到中国市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必不可少地要写到中国市民的价值判断。在题材和价值观念上,老舍很自然地与通俗文学有着更多的交集,反而与五四新文学作家有着不同的评判立场。
老舍生于北京,作品以写北京市民生活最为成功,那他是不是“京派”作家呢?并不是。五四新文学发源于北京,主力作家主要是由强调人性和人道主义意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组成。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作家是新文学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以后而留在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老舍创作的辉煌时期虽然与这些“京派”作家是同时期,却不能等同于“京派”作家,理由有二:一是“京派”作家主要表现知识分子的情趣并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社会世态进行褒贬,老舍主要写北京市民的生活并站在平民的立场上表现北京市民的悲欢离合;二是“京派”作家延续着五四新文学作家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改造人生、改造自我的工具和手段的观念,作品中的故事和情节只是一种铺垫,追求的是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但老舍的创作思维与他们不一样。老舍创作小说从来是重故事,轻观念,他的那些优秀作品都故事完整,情节曲折,而且都有生活素材(例如《骆驼祥子》)。他的这种创作思路不同于那些五四新文学作家,倒是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家相同。
从创作手法上看,新小说是题材小说,通俗小说是类型小说。对于类型小说五四新文学作家从来不碰,只是尽力地批判。但是老舍似乎并不忌讳,他写了《断魂枪》这样的武侠类型的小说,写了《猫城记》这样的科幻类型的小说,写了《四世同堂》这样的弄堂类型的小说。如果仅仅从类型小说划分,这些小说似乎都可以划到通俗小说中去。
与五四新文学作家作品相比较,老舍作品有别样的感觉。市民生活、故事思维、类型结构,似乎同现代通俗小说同调。那么老舍作品算不算现代通俗文学呢?并不算。以他的《断魂枪》为例,虽然是写镖师镖局,写神拳神枪,但作家并不着意写武德、武艺、武技,反而是写时代变迁而带来的人生寥落,一个人再有本领又怎么能和时代的变化抗衡呢?“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写的武侠故事,表现的是人生理念。我们再以张恨水的小说与老舍小说做个比较。张恨水同样以写北京市民生活而见长,故事生动好看。在题材和创作风格上,张恨水与老舍有很多相互交融之处。但是在创作取向上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张恨水人生的悲欢离合中写出故事来,侧重点在故事;老舍是在人生的悲欢离合中写出命运来,侧重点在命运。就以《骆驼祥子》为例,张恨水如果发现这样的素材,也会写进小说中,但是他可能会写成一个车厂老板的女儿与一个人力车夫的恋爱悲剧;老舍则将这样的素材处理成一个进了城的农民命运的转折点。张恨水可能会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评判这个故事,老舍却从社会的逼迫中写了人性的堕落。
与五四新文学相比,老舍似乎“俗”了;与现代通俗文学相比,老舍似乎又“雅”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与老舍的文学启蒙有相当大的关系。虽然在很多文章中,老舍都说五四给了他文学创作的胆量和文学创作的方向,但是他并不是五四文学的参与者。1919年20岁的老舍是个小学校长,正如他自己在《自传》中所说:他是这场大运动的旁观者。正如很多研究者所说,他的文学启蒙来自于英国文学的学习。中国的五四新文学是向西方学习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方法,如朱自清所说:“我们是接受了种种外国的标准,而向现代化进行着。”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页。老舍的文学启蒙来自于英国文学,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影响使得老舍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作家同调,使得老舍在创作理念上与新文学作家一致。又由于他的文学启蒙没有中国五四社会环境的直接影响和在本土接受外来文化、文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争夺的牵扯,使得他在文学写作中少了很多的历史负担。这些历史负担正是五四新文学在争夺中国文学正宗话语权时所付出的代价:一是矛盾律所产生的非此即彼的文学的思维观念;二是启蒙意识所产生的重观念轻故事的文学的创作观念;三是工具价值所产生的重现实轻传统的文学的文化观念。五四新文学的这些历史代价我们都可以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文学的实际状态中加以理解和解释。但对老舍来说,却有了轻装上阵的机会。老舍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绝不会刻意地考虑到哪些文化思想已经成为了封建的文化思想而加以排斥,绝不会刻意地考虑到文学创作要听“将令”作为民众启蒙的工具,绝不会因为是通俗文学作家常用的题材就避而不用。他只是根据自己在英国接受的文化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同样,老舍直接取法于英国文学,又使得他少了通俗文学作家对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因袭传承,他直接用英国文学的人生理念和创作方式来讲故事、写人生。因此,老舍就能创作出一种“俗”的创作方式、“雅”的文学理念并存的“老舍式”的现代文学作品来。
这种“老舍式”的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体现出的是既有西方人道主义观念又包含着中国传统优秀品质的现代文化精神,既有人文关怀又有生动故事的现代创作观念,既有历史哲学思考又有世俗性、大众性的文本描述。它给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念增添了新的内涵,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文本。它也成就了老舍的文学理念和人生态度,使得老舍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涉及题材最为广阔(雅俗兼有)的作家,成为了朋友相交最多(各个社会阶层均有)的现代文化人。这才是老舍的文学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