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
闽都先贤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是我最为倾心的学术著作之一。
多年以前，我曾发表《〈天演论〉：从赫胥黎、严复到鲁迅》（1990，收拙著《鲁迅与新思潮》，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版）、《〈天演论〉思辨录》（1996，收拙著《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和《〈天演论〉札记》（1998，收拙著《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等研究《天演论》的论文。
多年以后，我作为老年学者检讨旧论，知其虽有可以持论不移的部分，亦有应当自我批评的问题。我愿不断追求学术进步。
我们知道，《天演论》是严复以“意译”和随文附加按语（“复案”）之法、据英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译述的。因此，鲁迅尝谓：“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
实际上，严译《天演论》包含了严复的智慧和学识，是严复的译著，亦是严复的论著。
作为译著，《天演论》完整地介绍了赫胥黎原著的要义。
我曾概括赫胥黎原著的要义：
赫胥黎在书中描述了世界进化的三种模式：宇宙过程、园艺过程和伦理过程。按照赫胥黎的解释，宇宙过程指“在自然状态中引起物种进化的过程”，其“倾向是调整植物生命类型以适应现时的条件”；园艺过程指“在人为状态中引起变种进化的过程”，其“倾向是调整条件以满足园丁所希望培养的生命类型的需要”。质言之，日晒霜冻，风蚀虫啄，草木因“天工”存绝有别，是宇宙过程；温室育秧，棚架扶藤，瓜果缘“人事”硕大有加，是园艺过程。这“物种进化”和“变种进化”都是达尔文阐述过的内容，属于生物进化论的范畴。至于“伦理过程”，则是一个“情感的进化”与“社会结合的逐渐强化”同步的过程。赫胥黎解释说，人具有一种天赋的“自我肯定”的倾向（“简单说来，就是只愿望做他们所喜欢的工作，而丝毫不去考虑他们所在的社会的福利”），这种倾向的力量是“在与外界自然状态的斗争中取胜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如果任其在内部自由发展，也就成了破坏社会的必然因素”。因此，赫胥黎主张借助人的“情感”即人际关系上的“同情心”来实行“自我约束”、强化社会结合。在这个意义上，赫胥黎称“自我约束”为“伦理过程的要素”，称“同情心”为“社会的看守人”，并且同意将伦理过程表述为“我们从利己到献身的进步过程”。
并且认定：
严复在《天演论》里将赫胥黎描述和论述的宇宙过程、园艺过程和伦理过程分别译为“天行”、“人治”和“治化”，并且基本准确地译述了赫胥黎就宇宙过程（天行）、园艺过程（人治）和伦理过程（治化）阐述的主要观点，略谓：“天行人治，常相毁而不相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何以明之？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的；天行者倡其化物之机，设为已然之境，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且由是而立者强，强皆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皆悬至信之格，而听万类之自己。至于人治则不然，立其所祈向之物，尽吾力焉为致所宜，以辅相匡翼之，俾克自存，以可久可大也”；又谓：“刑章国宪，未必惧也，而斤斤然以乡里月旦为情，美恶毁誉，至无定也，而礼俗既成之后，则通国不敢畔其范围。人宁受饥寒之苦，不忍舍生。而愧情中兴，其计短者至于自杀。凡此皆感通之机，人所甚异于禽兽者也。感通之机神，斯群之道立矣……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后有，于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以为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群之主，所以制自营之私，不使过用使败群者也。”
宇宙过程（“天行”）之说所讲述的“物种进化”和园艺过程（“人治”）之说所讲述的“变种进化”都是达尔文阐释过的内容，属于生物进化论的范畴。至于伦理过程（“治化”）之说，则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它包括两个观点：加强社会结合（“合群”或“保群”）；用情感（“天良”或“感通”）来强化社会结合。
《天演论》作为严复的译著，确实符合“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的评价。
《天演论》作为严复的论著，主要是透过书中随文附加的按语（“复案”）来阐述严复的意见，引述其他学人如古人班固（“班孟坚曰：不能（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西人斯宾塞（“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斯宾塞《群谊》一篇，为释是例而作也”）的相关言论。
我在旧论里将《天演论》仅仅作为译著来评估，得出了不当的判断：
作为翻译家，严复不愿“直译”，也不满足于通过“意译”来表达对赫胥黎原著的理解，他还要痛快淋漓地发表对赫胥黎原著的见解；当严复如此这般，可怜的赫胥黎已先“于乙未夏化去”（按：乙未为1895年），他再不能说些什么了。“伦理过程”之说（这正是“赫胥黎氏之指趣”）因了严复的译述，在中国行将不远矣。
这是应当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的。
严译《天演论》介绍了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要义，也介绍了严复本人及其他学人的相关意见，是一部内容宏富的学术著作。近代中国思想界从中得到的是“怵焉知变”的危机感、“自强保种”的使命感、“合群”即强化社会结合的责任感、对“众人目光心力所趋注者”即共同目标的认同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感……
危机感、使命感、责任感、认同感、道德感等都属于情感。
鲁迅曾以“沙聚之邦”和“一盘散沙”来描述近代中国在社会结合方面的问题。
严译《天演论》所介绍的赫胥黎关于用情感来强化社会结合的理论，以及近代中国思想界从中获得的危机感、使命感、责任感、道德感等乃是强化社会结合的凝聚力，完全切合于近代中国在社会结合方面的问题。
1996年，我在《〈天演论〉思辨录》一文指出：
《天演论》问世后的100年里，“情感”乃是100年谈论不完的话题。在五四时期，凡是正面宣扬“爱的哲学”和情感力量的作品如冰心等人的作品，正面揭露人际隔膜和情感危机的作品中如叶圣陶的《隔膜》、鲁迅有关“围观”场面的众多作品，都成了名篇，都拥有很多的读者。在今天，人们经常谈论和呼吁的“爱心”、“正义感”、“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等，也正是“情感”！今日的中国，已有充分必要条件来治理社会，用高尚的情感来强化社会结合。
这是我自以为应当持论不移的部分，谨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作者简介〕汪毅夫，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