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汽车引进的创新来说明这个问题也许是恰当的。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流行的是高耗能的“大汽车”，因为当时能源价格十分低廉，社会对节能汽车没有“需求”。
1960年代末期，英国某一汽车公司给麻省理工学院100万美元这样可观的款项，供研究汽车性能用。在这同时，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雇员认为汽车搞得太大了，他靠自己的力量研制了一种小型汽车，上面装有精巧灵活的滚动式稳定装置，这种装置与上述的研究自然是有联系的，并可能产生确实的成效。但是，汽车公司虽然接受了所有书面上的研究方案，对小型汽车的开发却并不感兴趣。
1973年石油危机后，能源价格大幅度提高，产生了对“节能汽车”的强烈需求，各汽车厂家把降低能源消耗作为汽车产品创新的重点，各种小型轻便的节能汽车相继出现。20世纪70年代的汽车战，实际上是一场节能战。日本汽车业的企业家及时认识到这一点，捷足先登，生产出各式各样的节能汽车，从而夺得了这场角逐的冠军。
相反，像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则是一个典型的输主，它屡屡失败，就在于对“需要”的判断不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克莱斯勒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较小型汽车“抢手”，可以占领市场，于是从1953年起缩小汽车体积，集中向“小”型发展。实际上，当时“小”型车在美国的销量很小，只占总销量的16%。货不对路，导致克莱斯勒失势，在美国汽车商家庭中的地位由“二哥”降为“三弟”，让位于福特公司。1969年，克莱斯勒改弦易辙，调整方向，再由“小”变“大”，致力于“大”型汽车生产。但时乖命蹇，恰恰遇上1973年席卷全球的石油危机，美国国内油价暴涨，汽车消费者又喜“小”厌“大”。不识时务再次铸成大错。1975年，克莱斯勒创亏损之历史纪录。1979年，油价再次飞涨，克莱斯勒“销售库”里的存货逾8万辆，多是耗油量大的“大”汽车。年度亏损11亿美元，远远超过1975年创下的亏损2.6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公司在国内汽车市场上的销售比重一跌再跌，1979年末竟只占8.1%，积欠的债务高达48亿美元之巨！克莱斯勒在美国500家大公司中的地位降到第17位，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桩企业破产事件在即！要不是季·艾阿柯克的“回天有术”—根据市场需求来确定产品发展方向，这个克莱斯勒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实际上，石油危机对企业家创新的影响可能限于汽车行业，但它使所有西方国家的经济都陷入衰退：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上升、增长率陡降。而振兴经济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创新：开发新的能源、生产出和目前的产品同样吸引人或者更吸引人但消耗能源较少的产品。这种需求刺激出来的远不是某几项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而是一场全面的技术革命。即使像扩音器这样一个小小的产品，也在石油危机的刺激下改观了好多，它现在可以用比以前强得多的永恒磁铁来降低电流耗量，脉冲带宽调制放大器不仅阻抗小，而且效率高，从而降低了内部的功率消耗。
在经济落后的社会，社会需求主要是维持生存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需求”的重点已转向了消费者的爱好上。例如，一个人有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满可以过得去，但他还可以认为，他需要一台彩色电视机。过了一段时间，当别人都有彩电时，他会觉得他也必须有一台，好像这是生的权力似的，直到有别的更好的新东西出现在市场上，来改变他的这种“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与其说在识别需求，不如说在发现需求。他绝不是被动地去取悦消费者，而是主动地诱导消费者。他可以通过广告宣传诱导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先有新产品，然后才有需求。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除非企业家确信有可供他销售其创新产品的市场，否则，他是不会去创新的。
政府与企业家
政府可以代替企业家吗？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现实，即在有些国家，作为生产要素组织者的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政府不仅是生产的决策者，而且是“创新”的领导者。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还因为流行着这样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缺少企业家，不得不由国家来代替企业家执行“组织”和“创新”的职能。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无论是对发达国家来说，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在推动经济“起飞”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当他们开始经济起飞的时候，面临的是强大的、发达的工业国家的竞争，这些工业国家有充裕的资本，先进的技术，能生产成本较低、质量较高的产品。假使没有国家的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就难以发展起来。
而且，确实，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它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遗产。
与发达国家比较，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似乎处于劣势，它们的文化传统和制度似乎不太有利于这样一个阶层的出现。当它们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努力赶超发达国家的时候，它们的企业家资源确实稀少，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精英分子又受到法律和制度的阻挠，没有足够的力量筹措巨额的资本和做出重大的创新决策。面对一个后起的国家来说，一个靠企业家自身壮大的累积过程也确实有点远水不解近渴。
在这种情况下，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中，政府不得不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充当企业家的角色：动员储蓄，从事投资，建立一些工业部门，引进先进技术，把农业中的过剩人口转移到工业中来，等等。
那么，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代替企业家呢？事实表明，政府作为“企业家”是很不称职的。
政府可以从事投资，而且它在组织要素进行生产方面，比企业家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企业家只能用经济的诱惑，政府却可以用超经济的强制，就提高储蓄率而言，政府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榨油机”，它可以不择手段地运用诸如税收、价格、平调等手段，筹措建设资金。它甚至可以从饥肠辘辘的人口中抢出否则就会被他们消费掉的物品，把消费资料变成生产资料，建立起一座座宏伟的工厂，再让这些饥肠辘辘的人勒紧裤带在这些工厂干活。但政府却很难保证投资的效率，很难使要素的配置合理化。经济增长率=积累率×积累效率，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但在政府充当“企业家”的情况下，等式右边第一项的增加往往被第二项的降低抵消了，以至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投资的增长速度。
政府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它的创新成果甚至可以使企业家瞠目结舌。但与企业家相比，它的创新成果不仅数量少，而且每项创新耗资巨大，商业效果也不佳。在这一点上，政府倒很类似一个单纯的“发明家”，它常常为创新而创新，一旦这种创新成果记录在案，它就以为大功告成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政府充当“企业家”的情况下，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率是如此之低的原因。由于社会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来说很难像物理学家那样做有控制的实验来证实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但经验产生了一些东西，很接近于有控制的实验，从而使我们有理由支持我们的判断。
一个值得详细考察的例子是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对比—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最初30年的经历和日本在1887年明治维新后最初30年的经历，中间相隔80年，但在所有其他方面，在我们拿来比较的开始时期，两国的情形很相像。
两国都有古老的文明和发达的文化，又都有高度结构化的人口。日本是封建结构，有大名（即领主）和农奴；印度是严格的等级制，最上面的是婆罗门，最底下是贱民。两国都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安排方面发生剧烈的变化。在两国国内，都有能干的、虔诚的领袖掌权，他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决心使经济的停滞变成迅速的增长，把他们的国家转变成大国。
几乎所有的差别都对印度有利，而对日本不利。日本经过3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在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而印度开放已久，有着一批高度熟练和有训练的民政人员，现代的工厂和一个非常完好的铁路系统。这些在1867年的日本一样也没有。印度在技术上虽比西方落后，但差距小于1867年的日本同当时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印度的物质资源也比日本丰富得多，还有大量的外援，而日本没有得到半点外援（当然靠海外掠夺抢来了一些资源）。也许，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差别是，1947年的印度与1867年的日本相比，企业家资源要丰富得多。
尽管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情况相似，但30年后，其结果却大不相同。20世纪初的日本，已是一个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强国。而1980年代的印度，仍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次大陆。因为他们走了不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