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新教伦理对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起着教育作用。在这里，经过奋斗和艰苦努力而积累资本，获得突出物质成就的商人企业家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人物，一大批具有才能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应运而生。
18世纪中期，诺丁汉郡一位默默无闻的乡村牧师埃德蒙德·卡特莱特变为企业家的过程，描述了一批新教徒走入企业家阶层的轨迹。卡特莱特是一位绅士的小儿子，很早就预定做牧师。他曾在牛津大学和马格达伦学院从事过颇有建树的学习和研究，还写过不少平淡无奇的诗。但当他如愿以偿成为牧师后，却对农学、工场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应该归功于加尔文教信仰中持久而内在的特性—发展经济合理主义倾向的影响。1784年夏天，他在一座名叫马克洛克的温泉小住时，通过与几位从曼彻斯特来的先生一起聊天时得知，由于先进的纺纱机的应用，打破了纺与织的平衡，使依靠旧有织机的织工无以应付。于是，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这个矛盾。他发明了织布机。1791年，他拿出自己的钱和发明物与人合作创办了一座纺织工厂。
其实，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新教教徒是创新企业家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在新教教徒中，创新企业家的比例10倍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因此，有的学者甚至说，新教教徒的叛逆（对天主教的叛逆）给英国带来了工业革命。
新教教徒不仅在欧洲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当他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漂洋过海，来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也在这里掀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创办企业的风暴。美国企业家队伍中，新教教徒占绝对优势。新教伦理激发出来的那种富有竞争进取的精神气质，给这个只有短短200年发展历史的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繁荣。
以上的事实告诉我们：固然，观念是不能改变世界的。这正如马克思所一再指出的，一切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或近或远的枝叶。这些观念终究抵挡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改变而产生的影响。但观念可以改变人，人可以改变世界。在社会经济变革这首气势磅礴的交响曲中，价值伦理观念的变革往往处于主旋律的地位。
三、社会流动与社会开放
在中世纪的英国，人们的等级地位是严格区分的。追逐金钱、利润的商人与尊贵而傲慢的贵族，在举止、着装、礼节、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是不容混淆的，通婚更是闻所未闻。另外，英国的社会结构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差，尤其由下至上的流动。因为处于上层社会的贵族集团利用封建宗法的、世袭的关系，完全垄断了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机会和地位，受歧视的处于下层社会的人不准或者根本没有办法进入通向上流社会的大门。
但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这一切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寓居在英国的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惊奇地发现，旧贵族不仅同商人混在一起，而且还参加他们的事业。“一个贵族的儿子绝不轻视贸易”。内阁大臣汤森勋爵的弟弟甘愿在伦敦商业区做商人，贵族不屑与商人通婚的事也成为了古董。一个名叫笛福的人写道，“商业虽然同绅士的地位不相容，但却创造了绅士。”也只是在一两代以后，商人的儿子，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孙子，就变成一些和悠久世家出生的人同样好的议员、政治家、枢密院顾问、法官、主教以及各等级的上流人士。巴林顿子爵就是一位名叫舒特的麻布商的儿子。过去，贵族炫耀的是佩剑、族徽、纹章，感兴趣的是狩猎和宫廷宴乐。现在，他们当中许多人开始对金钱、利润发生了兴趣，出现了贵族企业家。
英国那些素被尊崇的贵族，降贵纡尊，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去选择和从事历来被认为较为低贱的社会职业，这种出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欧，特别是英国几个世纪以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变革的结果。
前面谈到的文艺复兴思潮的传播以及新教伦理的确立，对贵族的价值伦理观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有些人仍顽固地坚持传统的陈旧观念，蔑视经商事业，蔑视那些浑身铜臭气的商人、企业家，但更多的人则在严密的新教伦理观念体系面前，失去了自信。夜深人静的时候，自身生存的危机感往往油然而生。况且，一旦上帝赦免了商人、企业家经商致富的“贪婪罪”，贵族的最后一道精神堡垒也就被突破了。
当然，比观念冲击更直接、更有力的是经济冲击。贵族阶级尊贵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坚强的经济支柱。中世纪凡贵族大都有上好的庄园和肥沃的土地，经济上处于支配性地位。但自16世纪以来，经济力量的重心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快得多。这除了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外，价格革命的冲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540至1640年间，来自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矿场的金银使欧洲的贵金属供应量增加了7倍，价格上涨了2至3倍。依靠土地为生的封建贵族，由于货币地租的提高没有生活费用的上涨那么快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贵族钱袋里的钱在急剧减少，他们所需要的香料、奢侈品，也因经济困窘而无法购买。在长达1个世纪之久的通货膨胀中，真正的受益者是商人、企业家。因为，高物价与低工资是由利润膨胀引起的，利润膨胀又引起了大量的储蓄和资本积累。
一般地说，当一个社会集团，不管它们过去如何受人歧视，地位如何低，一旦在经济领域里成绩卓著，占据优势地位以后，歧视它的被认为是尊贵的集团就受到了挑战，由优势变成了劣势。这就是社会学中一个为人熟悉的原则—相对地位原则。此外，当贵族阶级“习惯的馅饼”被打碎，依靠传统的道路不能带来满意的结果，尤其是经济上的支配地位的时候，他们必然要寻求新的选择。
英国贵族怀着嫉妒的心情看着商人和企业家在他们下面壮大起来，他们真的睡不着觉了。一方面他们以一种奇特的、由骄傲与贪得二者结合着的心情来恨那些“有钱的人”，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他们追逐利润和发财致富的欲望。
在金钱替代族徽、纹章和头衔而日益成为衡量威望和权力的天平的时候，贵族们开始在“敛财”方面煞费苦心了。他们放下不屑与商人为伍的臭架子，拼命地向企业投资，向一些可疑的、臭名远扬的骗局投资，甚至从事那些并不光彩的冒险事业，以寻找新的财源。英国在殖民过程中建立的南海公司和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些贵族与商人们合伙演出的大骗局。
而那部分没有离开土地的贵族，也设法在他所拥有的土地上下功夫，以开发已有的财源。结果，人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被贵族引进到农业中，近代大农场在英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那些一向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贵族，开始注重市场、交换和经济效益了。圈地运动在英国从16世纪开始，以后愈演愈烈，不可阻挡，这应该归功于这些贵族老爷们的发财欲望。因为，对于已经受到新时代商业精神熏陶的大大小小的贵族来说，土地就是资本，并力图通过有系统的经营从中获得更大的收入。他们所依据的原则与商人、企业家一样，即减少费用，增加利润。在英国，资本主义的毛纺工场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市场对羊毛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把耕地圈起来变为牧场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当时，改革农业经营方式最有名的贵族叫汤森勋爵。这位爵爷早年的经历是很辉煌的：他曾担任过驻荷兰大使、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谈判者、上院议员、爱尔兰总督、枢密院院长等职。1730年，因政见问题，失去官职，结束了他的官宦生涯，在诺福克郡他的雷恩哈姆大庄园中隐居下来。他在荷兰等地的经历，使他受到了新时代商业精神的影响。他决定在他的庄园里仿照荷兰人的样子，改良土壤，发展畜牧业。他相信，由于地靠诺里奇羊毛大市场，发展畜牧业一定能得到丰厚的酬报。不久，他拥有的地产成为大不列颠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邻近的贵族受到他的刺激和吸引，如法炮制，30年时间（1730—1760年），整个诺福克郡的地价增加了10倍。很快，这种刺激就遍及整个英国，出现了大批近代大农场主。农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投资。他们在农业中，和商人、企业家在工商业中运用相同的首创精神和注意力。
因此，就英国来说，在经济、思想、观念的冲击下，大批的贵族通过两种途径成为近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部分直接投资工业、商业、金融业；另一部分投身于改变农业经营方式之中。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英国贵族之所以能在较少痛苦和社会震荡的情况下，放下佩剑，蜕变为追逐金钱、利润的商人和企业家，与一场进行了30年的贵族战争有关。15世纪中叶，英国的旧贵族分别集合在约克族和郎卡斯特族的旗帜下，为争夺王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历史上称之为蔷薇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30年，英国的旧贵族几乎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也就是在这场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贵族，则是他们时代的“儿子”。对于这一时代来说，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他们的习惯、倾向、观念，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懂得金钱的价值，懂得发展市场经济的奥秘。他们不但不反对工商业发展，而且致力于从中获得利益。成百上万的佃户被他们赶走了，历代种植谷物的土地变成了牛羊成群的畜牧场。并且，经常有一部分贵族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走入企业家的队伍。30年的贵族战争，不啻是上帝奉献给英国的一份珍贵礼物。当那些旧的封建贵族互相残杀、陈尸疆场时，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企业家产生的路就悄悄铺下了。
在英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法国的商人、企业家与贵族之间的严格等级界限，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变得模糊不清了。许多商人、企业家在自己手里积聚了越来越多的资本之后，开始寻找跻入贵族阶层的机会。与此同时，那些显赫的贵族老爷们也对他们的钱袋表现出艳羡与逢迎的表情，通向显贵宫殿的大门为他们敞开了，相互之间的联姻司空见惯了，甚至国王和那些姣美的情妇也在庇护他们……这就是16世纪至18世纪在法国社会中发生着的事情。
比起英国与法国来，德国的容克贵族要顽固保守得多。直到19世纪初，他们仍然恪守着陈旧的封建等级制度原则和观念，十分看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与地位，经济上则推行落后的农奴制庄园制度。当然，这与德国市场经济不发达有很大的关系。
但到19世纪5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工业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引起粮价高涨。另外，德国的马铃薯酒在国外市场十分畅销，从而使那些酿酒厂老板大发其财。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生活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贵族，他们意识到，实行资本主义式的经营将更加有利。同时，德国自1848年以后推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改革中农民通过交纳赎金或出让土地的方式，赎买封建义务。这使容克贵族从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有了进行资本主义经营所需要的资本。
于是，一部分容克贵族开始在自己的庄园里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生产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化肥，庄园里的劳动者由雇农变为雇佣农业工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如亚麻、大麻、甜菜、马铃薯等。与此同时，农产品加工工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容克贵族利用农民的赎金兴办了酿酒厂、制糖厂、面粉厂和锯木厂。经营资本主义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而致富的农业资本家，又逐渐向工业投资，成为工业企业家。也有一批容克贵族利用与政府和官僚要员的特殊关系，垄断经济机会，直接将前资本主义的货币资本，投入到近代企业。
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德国19世纪末期的大企业家和资本巨头，多半是由容克贵族转化而来的，或与容克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上可见，在英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最早一批商人、企业家是社会中那些被剥夺和被封锁了沿着传统道路向上流动的阶层。但正是他们被迫进行的职业选择和经济活动，培育了新经济关系的种子，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一旦这个阶层在经济上成长壮大起来，以致取代原来的上层集团而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以后，必然会冲击原有的社会结构，引起社会流动。那些历来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受相对地位下降规律的制约（当然不能忽视思想、文化及伦理观念冲击的作用），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被迫走他们所鄙视的商人、企业家的道路，去追逐财富和利润，注重商品生产和交换。贵族阶级这种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的深刻变革，释放出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新社会结构的经济主体在旧社会结构的崩溃中产生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