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的结果是社会开放。贵族阶级与商人、企业家在经济倾向上的趋同及职业选择上的融合，最后必然影响政治结构的变动。那些受歧视的社会阶层，由于经济上的优势，逐渐得到了社会承认，过去一直不许他们染指的政治机会、职位开始向他们开放。商人、企业家作为新的经济主体，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取得支配地位以后，企业家成倍地、甚至几十倍地产生，就是毋庸置疑的了。因为，这时在企业家成长的道路上已布满了阳光和鲜花。
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错误认识，即有人认为，第一代企业家是除了金钱以外一切都不顾的“纯经济人”。事实并非如此。“纯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商人、企业家从他诞生起就在痛苦地追求一种社会价值。加尔文新教伦理的确立，是他们得到“社会承认”（这里的社会主要是上帝）的理论依据。以后，在社会结构的变动中，企业家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则满足了他们的社会需求。这种满足对于企业家的产生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企业家：依靠强有力的国家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
1776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哲学家亚当·斯密所撰写的著作《国富论》发表了。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自由市场调节力量要取代国家官僚机构做出的经济决定，企业家要更多地依靠市场机会和市场的自由竞争为自己开辟前进道路。不久，斯密的观点就在西欧，继之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付诸实践了。此后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就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建立的。
斯密的观点无疑反映了那个时期企业家的思想和利益。事实上，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从活跃的格拉斯哥城的商人、企业家的思考和争论中产生的。但当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读完《国富论》，并深为斯密精彩的观点、论述所震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早期，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恰恰扮演了企业家的“助产婆”的角色，企业家以及企业家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体系所需要的主要条件，都是通过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国家政权之手实现的。这里有一个既矛盾又互相联系的事实是：正由于国家政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做出了贡献，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才得以产生和实施。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早期，企业家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是由企业家的性质、特点决定的。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封建地主来说，他所从事的是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经营方式。在这种经营方式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没有交换或很少交换，人实际上是与他生存的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并且生产单位之间像一个个马铃薯，处在互相孤立、互相封闭的状态下。尽管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会对这种生产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整体上看，自然经济是一种自然因素起决定作用的系统。它对自然的依赖性超过对社会历史因素的依赖。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共同体还依赖于自然界，“共同体的基础”和“经济制度的基础”，物化于自然界中。因而，封建地主生产、经营、消费，即进行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他那与社会几乎完全隔绝的城堡和庄园里解决。
企业家则不同，企业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市场经济系统。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要以物质生产的全面变革和发展为前提”，完全受自然因素制约的生产瓦解了，而社会的生产—经济整体性的程度有了极大的增长，社会变成一个发达的、完整的社会—生产类型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依赖全体人的生产，而所有的人都依赖每一个人的生产。并且，劳动的社会分工越发达，社会需求系统越复杂，个别人的生产就变得越片面，每一个个别生产者都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它在每一种产业的基地上挖去了它自然生产的基地，而且把它的生产条件从它自身之内转移到一般的社会联系里去……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一切产业的一般基础不仅是一般的交换，而且是世界市场，是世界市场所构成的全部活动、贸易、欲望等。
因此，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有没有一个良好的企业投资、经营环境和机会，有没有一个健康运转的市场机制，或简言之，有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所要求的“社会普遍联系”，或曰“整合性”，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经济冲击力量，它在向总体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求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而且要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市场经济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市场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形态，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它还很弱小，其独立进行创造的经济能力很有限，并遇到来自旧经济体系的强大反抗。因而，它需要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强有力的超经济力量把它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建立起来，将它送入自动运行的轨道。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起码有以下一些条件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必需而又无法“独立自主”实现的：
其一，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它的创办与发展离不开资本与劳动力。因而，资本与劳动力供给机制完善与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最关键，同时又是最基本的因素和条件。
其二，企业的生产目的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值。交换就需要市场，它不仅需要在国内建立一个没有关卡和关税壁垒的统一市场，而且要求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
其三，在建立统一市场的同时，企业也要求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和金融制度。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和金融制度，企业的资金周转与商品交换是不可能的。
其四，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因为企业的运行不可避免地要与股票、证券、合同、信托书打交道。这就要求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并像机器一样靠得住的法律制度做保障。况且，就企业经营者本身来说，也要求自己的活动，如企业经营、投资、攫取利润等具有法权意义，而那些为观念，甚至通过宗教力量而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所承认的东西，最终要硬化在法律制度上，赋以法的权威。
其五，企业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体系既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那么，它就需要一系列社会基本设施作保证，如交通运输（铁路、公路、航运、海运）、港口、码头，必要的社会公共工程，以及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商道。很难设想，离开上述的社会基本设施，商品能够充分地流通，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配置，生产要素能够得到充分的流动，社会分工、经济一体化能够实现。
其六，一个贯彻自由竞争法则的市场机制，对企业及企业家的成长至关重要。在这个市场机制中，每一个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拥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天赋和才能的均等机会，它不承认任何特权和垄断（经济的、非经济的）。然而，市场机制的建立及健康运转都需要有一套有力的措施、政策和制度。
因而，在这里，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实，上述观点不只是一种理论推理，它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所证明。
我们先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英国说起。
1431年，在孱弱的英王查理二世的统治下，英国出现了一次银根抽紧的现象。为此，国会指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首次以贸易平衡的概念讨论了它的主要特征，并制定了一些紧急措施，其中包括禁止进口和鼓励出口等办法。1440年，英国在这方面又进了一步。在它颁布的法令中，明确提出：外国商人装运货物到英国，必须将全部货款转换成英国货物；英国商人到海外经商，至少需将一部分售货所得用现金的形式带回本国。这被认为是英国重商主义的起源。当然，英国在完整的意义上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是从都铎王朝开始的。
重商主义的实施前提是开辟财源，其实质在于把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观点灌输到政治中去。因为，对于国家来说，它的财富来源于纳税能力，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增加人民纳税能力的重要条件。这样，迫切要求强化和发展国家政权的专制王朝，去积极推行保护、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除了一些具体的鼓励、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条例、法令、措施外，它的重要贡献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用暴力手段强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建立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与劳动力供给机制。英国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是通过圈地运动的形式实现的。大致在16世纪前后，英国一大批贵族领主，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利用暴力手段，强制圈占农民的公共地、份地，或者把原来租给小佃户的土地收回，圈围起来，变成牧场和租佃大农场。同时，专制王朝把没收的教会土地（当时英国天主教会占有全国1/3的土地）赠给宠臣亲信和低价卖给乡绅、土地投机者、商人和企业家，又加速了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
对农民土地的暴力剥夺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它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在农村的发展，促使一批贵族、富裕农民、商人转化成资本主义大租佃农场主，即企业家；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大批雇佣劳动者，扩大了国内市场。
其实，单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那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英国那些被暴力从土地上驱逐出去而变成流浪者的农民，是由都铎王朝制定的一些血腥立法，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的。另外，新兴的工商企业家，在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的时候，也运用了国家权力[1]。
二是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和海外扩张，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创造了国外市场和巨额货币资本。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引起世界通商航道的变更，英国处于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由一个偏僻的岛国跃居世界航运和贸易中心。
专制王朝及它之后的英国政府，不但采取积极地鼓励与保护政策，推动商人、企业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向海外商业和殖民掠夺事业，而且，还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为他们进行对外贸易、海外扩张及殖民掠夺开辟道路。
1580年，英国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消除了它海上活动和通向世界的一大障碍。1652至1674年，英国政府连续发动三次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的海上势力，确立了英国海上霸主地位。至此，英国通往世界的大门被完全敞开了。它依靠残酷的暴力，先后把印度、北美、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的许多地区变成了殖民地。18世纪的最后30年，英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商业和殖民强国。英国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但正是这种罪恶的殖民制度，为英国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进行直接地掠夺奴役、杀人越货，甚至贩卖黑人奴隶而获得的财宝源源流入英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
迅速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广阔的海外市场，为资本主义企业投资、经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机会。于是大批企业家如鱼得水，应运而生了。
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从17世纪末期开始的。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成功建立了“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但这个专制王权为恶劣的财政状况所困扰，急需建立一座牢固的财政大厦。由此，路易十四的首席大臣柯尔柏提出了一套经济政策（史称柯尔柏主义）。柯尔柏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发展工商业，开辟财源。于是，法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积极鼓励商品输出；奖励本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保护新兴的工业市场，对外国的竞争商品征收高额进口税。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创立海外商业扩张公司，如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北方公司、中农公司等。通过这些公司建立与殖民地的联系，建立国外市场。此外，在国内，政府颁布法令取消各种税卡，消除商品流通的障碍，并拨出大批经费来改良公路，开凿运河，完善各种基本设施。贯通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朗基多克运河就是那时开凿的，这无疑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成长。柯尔柏政策为法国工商企业带来了机会和繁荣，其中工场手工业的数量几乎增加了1倍。随着法国工商业的发展，一批有作为的企业家、金融家也迅速地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