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是在日本受到欧美的强烈冲击而出现的历史旋涡中铸造成企业家的。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率领美国舰队把西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带到日本海岸，迫使日本打开封闭的大门，与急剧变化的世界发生联系。继美国之后，英、法、德、俄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势力也进入日本。
日本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强烈冲击，使它深深地陷入民族危机之中，并迫使它迅速做出迅速的选择。来自西方世界的严峻挑战，首先激发了武士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他们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迅速做出了成功的反应和富有远见的选择，即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一批最早受到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武士，致力于明治维新，做了明治国家的“庙堂栋梁材”，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另外一批武士则集聚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响应新政府“殖产兴业”的号召，步入企业家行列，为实现日本的经济起飞和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
前面我们提到的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就是由武士转化而来的。他的转化过程有一定的典型性。
涩泽一生的经历比较复杂。他1840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早年跟爷爷学过经商。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表现出极强的反封建意识。他不顾父亲的阻拦，参加了尊王攘夷运动，并亲自组织过武装暴动。当然，他失败了。但奇怪的是这次失败却成了他跻入武士阶层的重要契机。因为，他认识到，单靠组织武装暴动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经人介绍，于1864年投到德川幕府的直系大名德川庆喜的门下。当时，德川庆喜不仅是“贤明之君”，而且实力雄厚。他已取代病弱的德川将军德川永茂，成为幕府的中心。涩泽的目的很明确，依靠“庆喜”之力，实现自己振兴日本民族的政治抱负。德川庆喜欣然接纳他为家臣，涩泽由一介农夫跻身于武士阶层。这多少反映出幕末时期，社会等级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开放。
1866年，德川永茂在第二次长讨伐中驾崩，庆喜取而代之，成为第15代将军。深受庆喜赏识的涩泽，对这次政治变动最强烈的感受是：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完全破灭了，他陷入失望的痛苦之中。不久，他受命陪庆喜之弟昭武，参加在法国召开的万国博览会，并留在法国学习。
涩泽在法国学习了两年。这期间，他游历了欧洲的一些国家，充分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了工业企业的发展，并对其产业经济制度、政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欧洲的学习与游历对涩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重新确立了他的政治信念，即日本的富强和独立，必须倚赖工商业的发展，而在工商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企业家。此后，他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实现“商工立国”的伟大目标之上。
1868年，日本政局变动，庆喜奉还大政，王政复古，幕府统治彻底瓦解。涩泽一行因财源断绝，遂辗转归国。涩泽回国后，荣任明治政府大藏省租税司正，主持财政部工作。于是，他开始利用手中权力实施“商工立国”的计划。他在主持财政部工作的三年期间，先后颁发了“度、量、衡修正案”、“租税制度”、“铁路敷设案”等，为建立日本近代金融、税收制度和交通运输体系奠定了基础，为企业家的产生和成长创造了条件。1873年，久有素志做一名企业家的涩泽，以创办日本第一银行为由，毅然辞去令人艳羡的官职，转入企业界。此后，他在创办企业及协调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方面，倾注了全部精力和热情。据统计，他一生参与创办的企业达500多家，形成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为发展日本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当92岁高龄的企业家涩泽安详地闭上他的双目时，人们感到，日本企业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其实，一批过去处于社会上层的武士，在基本上毫无困难和痛苦的情况下，跨过由长期历史形成的巨大障碍，转向企业家，其价值观念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日本封建社会中，之所以武士者尊、商人者卑是因为社会对这两种阶层所从事的职业评价不一样：武士参与政治活动，为国家社会工作，职业比较崇高，故受到社会的尊重；商人经商，赚取利润，为个人致富奔忙，则受人贱视。但由铃木正三与石田梅岩创立的原始资本主义道德观，抹去了武士与商人这种职业、身份上的差别，强调商人创造利润与社会整体利益是统一的，商人取得经济成就与武士参与政治活动一样都是对社会的贡献。这样，社会价值天平就把武士与商人等同起来，为武士向商人的转化消除了心理障碍。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整个社会追求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然而，“富国强兵”离不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由此，商人、企业家被推向历史前台，成了时代的宠儿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有抱负、有才能的人开始向企业界集聚，承负发展工商业的重任，为社会进步、国家富强贡献力量。社会整体追求目标的转换，强烈冲击着武士阶层。既然武士的抱负是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价值追求是“公为天下”。那么，在近代社会中，他们就可以适应时代的变化，把经商当做一个正当而又有价值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向企业家转化。因为，商人企业家所具有的重要社会地位与武士传统的价值观一致起来了。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武士转化为企业家之后，对日本企业家精神、价值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用自己的颜色编织企业家的乐谱，用自己的面貌塑造着企业家的形象。因而有人说，日本企业家精神，即爱国心、公共心，非经济追求，是建立在武士的传统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
此外，应该承认，在武士向企业家转换过程中，来自经济方面的刺激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非经济的刺激，解除了武士转向企业家的精神痛苦的话，那么，经济刺激则给他们在解脱经济困境上展现出美妙的前景，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
日本武士与欧洲骑士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有封地，他们和封建领主是共命运的。而日本武士则大部分不直接掌握土地，只有禄米把他们和封建领主联系在一起，武士只不过是依附于封建领主的“寄生物”。因此，他们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与封建领主没有那种生死与共的牢固关系。一旦领主遇到困难和发生经济危机时，武士的经济利益就会立刻受到损害，“禄米”只给规定的一半，以致许多武士不敷生活，困苦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的地步。
幕末时期，闭关锁国了200余年的日本，突然受到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冲击，引起了难以想象的后果：物价上涨、黄金外流，幕府各藩都出现了财政匮乏的困境，而这种经济危机很快转嫁到武士身上。因而，武士难以依靠自己的收入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生路：有人兼营手工业。当时，日本的许多农副产品，如“米洋的笔，长门的伞，锅岛的竹笠，秋月的印盒，小仓的油布雨衣等”，都出自这批贫困化的武士之手。另外一部分人改事商业。
19世纪初，有人做了一个统计，江户共有商店250家，出身武士浪人的就达48家。还有一部分人，宁愿放弃族籍，成为无主浪人，从事教师、医生、作家等自由职业。
武士阶级这种由经济地位的衰落而带来的社会阶级地位的转
换，在明治立国之后，更加普遍、更加迅速了。原因在于：1.新政权通过“废藩置县”和地税改革，摧毁了旧的领主制，从而也摧毁了武士世袭官僚阶级地位的基础。2.明治政府强制推行改革武士俸禄制度和废除武士特权的政策，促使封建武士“解体”。武士的津贴以小笔现金和政府公债的形式一次支付后，他们就成为“单纯”的公债所有者。一部分获得高额公债的武士，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把它转化为资本，投资到银行、铁路、棉纺等近代企业中去。3.明治政府在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同时，实行“士族授产政策”。所谓士族授产政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直接借给武士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分为创业基金、劝业委托基金、劝业资本金三种形式；（2）把过去采用国家投资形式创办的官营企业，低价或无偿地转让给武士中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并给予特殊保护。由此，一批武士在明治政府的有力帮助下，转向工商业，成为有作为的企业家。这方面岩崎弥太郎、五代友厚等都是典型。
当武士在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转化为企业家之后，不仅打碎了日本原有的政治结构和等级制度，而且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人才流向由过去的武士阶层变为企业界人士。日本社会明显表现出“英才荟萃企业界”的特征。
三、战后派企业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企业家资源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开发，出现了一个“竞争激烈”、“人才辈出”的战国时代。其具体表现是：在已有的财阀企业公司中，当战前派“企业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整肃以后，许多新的企业家从他们那里拿起接力棒，发挥了卓越的洞察力和指挥才能，推动了公司的发展。其典型人物有安藤丰禄（小野田水泥公司）、石田退三（丰田汽车工业）等。
另外一些经理人员，原来不过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平庸”职员，战后，当他们受任管理一些企业时，突然显现出经营企业的勇气和卓越才能，很快使企业有了大的发展。属于这种类型的有：西山弥古郎（川崎制铁公司）、上野次郎男（积水化学公司）、太田垣士郎（关西电力公司）等。
还有一部分人，在自己的企业因战后经营环境的变化，岌岌可危、濒临破产之时，激流勇进，身负大任，发挥了企业家特殊才能，使企业得以重振。它的代表人物有土光敏夫（石川岛播磨重工公司）、川又克二（日产汽车公司）等。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战后白手起家的企业经理人员，在很短的时间里，创建了一个庞大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公司，有的甚至声震世界。中国人十分熟悉的盛田昭夫（索尼公司）、本田宗一郎（本田技研公司）、井植岁男（三洋电机公司）等都属于这种创业型企业家。
日本战后派企业家成倍地崛起，一方面与来自战争惨败而带来的危机的挑战有关。日本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每当她受到危机的强烈挑战时，会以极大的热情和历史主动性，做出迅速而又成功的选择。
战后，一批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正是在摆脱占领枷锁、振兴日本经济的崇高奋斗目标的刺激下，走上企业家道路的。
另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强制下推行一系列民主改革：如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等。这些改革清除了日本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封建因素，推进了日本的民主化，并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强调以市场机制为主，鼓励个人和经济主体自由竞争、自由选择，促使生产的各种要素通过市场自由组合和流动，从而为私人企业的经营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当然，这里最值得重视的是，解散财阀以及日本政府一直努力采取的正确的禁止垄断措施，为个人和经济主体发挥创造性提供了一个均等的竞争机会，每一个人和经济主体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企业的成败及经济成就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才能而不是别的什么因素。这样，就使那些具有潜在企业家才能和素质的人，有了一个有利的成长环境，其才能和素质得到诱导和发挥。
另外，战后，企业的经营权与资本所有权的彻底分离也为企业家的成长创造了条件。我们知道，在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没有分离的情况下，企业家必须同时是雄厚资本的所有者，这就把那些具有企业家才能和素质而缺少资本的人拒之于企业家门外了。但当企业经营权与资本所有权分离之后，“没有股票”的经营者照样可凭自己的才能登上企业家宝座。况且，战后日本企业资金集筹方式，更多的是依靠银行贷款而不是集股。在一般企业的资金中，银行贷款要占80%以上。因此，人们摆脱了资本方面的限制，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上，纯粹靠组织、组合生产诸要素的才能和创新精神，推动企业发展，创造卓越的经济成就。
战后，日本企业家生存、竞争环境的确立，不仅刺激了企业家的成长，而且进一步加强了“英才荟萃企业界”的人才流动趋势。人们，尤其是广大的青年，都把“上一流学校，进一流公司，当一流企业家”作为最高追求，把在扩张企业方面有一番成就作为最高理想。日本社会表现出来的优秀人才聚集企业界的特点，提高了企业家的质量，刺激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从而使各企业之间都在一种比较高的层次上进行竞争，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近代中国：痛苦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