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称为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在18世纪还默默无闻。它要通过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峡谷，实现经济起飞，还需要在许多方面做一番艰苦的努力。当时，联邦共和国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这一点。
1791年，在共和国国会就如何推进美国经济发展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辩论中，许多人建议强大的中央政府要建立一种重商主义的管理体制，促进工业发展。其中最为激进的是联邦党人、共和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在一份提交国会的《制造业报告》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而具体的措施：（1）用政府的信用贷款为私营工业提供资本；（2）通过关税法令保护新兴工业，限制重要原料出口；（3）用津贴、奖金的形式奖励必需工业；（4）对极端必需的原料实行免税；（5）限制改良机器的输出。1853年，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在处理沙普里斯案件中明确地指出：建设铁路是一种公共义务。“认为一个国家的责任，只是建立为保持政府的存在所必需的制度……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帮助、鼓励和刺激国内、国外商业是主权国家的责任，这同任何其他责任一样是十分清楚和众所公认的。”[2]
事实上，自18世纪末期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对本国工商业的发展采取了积极的保护和鼓励政策，制订实施了一系列财政资助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扶植援助计划。私人企业分别通过不同的形式得到政府的帮助：如赠与土地，减免特种税，经营某种事业的专利权，各项补助金、津贴等。尤其是在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和社会基本设施方面，联邦政府给以特殊的关注。在美国经济起飞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庞大的铁路运输系统就是联邦政府出面建设的。
美国政府通过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为美国企业的投资、经营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环境。由此，有人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满各种机会的企业家的“理想天国”，凡是富有进取心、精力充沛又具有远见的人，都可以从这棵黄金树上摘取一份丰厚的果实。因而，它不仅刺激着本国企业家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且强烈地吸引着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的人才，历尽艰险、远涉重洋，来到这块开发不久的新大陆，寻找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的资本也源源不断地流向这里，1890年，流入美国的外资高达35亿美元。
德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事实可能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与英、法等国的情况不一样，它直到19世纪中叶仍是欧洲的不发达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痛苦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除了世界商路改道、行会束缚，及封建农奴制的阻碍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德国政治割据的影响。首先，政治割据阻碍了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国内市场无法形成。在众多邦国各自为政的条件下，不仅境内关卡林立，而且货币、商业法规和度量衡也各有不同。其次，由政治割据带来的战争和骑士的劫掠活动，给德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政治割据，使德国缺乏一个类似英、法等国那样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推行鼓励、保护工商业发展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失去了进行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的机会。
1862年9月，普鲁士王国的政治危机把一位名叫奥托·冯·俾斯麦的年轻政治家推上王国首相的宝座。这位容克地主的儿子，在自己庄园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全部意义。因而，上台之后，他利用自己的全部才能和权力，通过铁血手段，致力统一德国大业，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开辟前进道路。1870年，德国实现了统一，建立了以普鲁士王国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之后，这个强大的帝国政府实施各种措施，统一了币制、统一了商业法规、统一了度量衡，从而消除了德国经济分裂、割据的状态，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与此同时，俾斯麦又利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在欧洲大陆搞均势外交，为德国的工商业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环境，争取了发展的时间。结果，仅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德国企业家群的崛起以及由企业家推动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高速度，使全世界都对他刮目相看了。
欧美诸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史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对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它的经济主体企业家的成长来说，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扶植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家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
日本社会：英才荟萃企业界
企业家短缺几乎是非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这些国家不具备诱发企业家产生的社会传统和经济环境。但日本却是一个例外。1853年，当它在欧美资本主义的武力逼迫下打开大门，与急剧变化着的世界发生联系以后，迅速崛起了一批在才能和素质上都堪称卓越的企业家。日本正是在这批人的努力下，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并在战后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
日本的事实，世界瞩目。那么，为什么日本能够成功地造就企业家呢？
一、“高产乃为善之道”
美国人说：“多生产是富足的钥匙。”
日本人说：“高产乃为善之道。”
很显然，这恰成对比的两句话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人来说，创办企业、扩张资本的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满足个人发财致富的愿望。他们认为，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追求会引起竞争，竞争带来社会的进步。用一位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个人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实现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3]
但日本人的观念与此相反。他们认为，“那种强调以个人利益为主的企业经营目的，会搅乱社会秩序，损害国家利益。企业家经营的崇高目标是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每一个人的利益包含在为国家和社会最高利益的奋斗之中，只有以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繁荣为创办企业的目的，才有希望实现自己的荣华富贵。”因此，日本的商人及传记作家极力避免用物质标准来衡量他们身份、地位的高低和事业的成败。
日本企业家的价值观念是建立在儒教资本主义道德观念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大致是公元4世纪传入日本的，后经奈良、平安时期，逐步传播开来。公元17世纪经过朱熹修订的“新儒学”吸引了关原战役中的胜利者德川家康。他把朱子儒学当做保持社会安定、巩固德川幕府统治的工具，以儒家观念确立了日本封建统治结构。之后，他的继承者沿袭了他的做法。这样，就在日本幕府时期形成一个儒学传播的极盛时代。当然传入日本的不只是朱子儒学，在陆九渊心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阳明学也同时渗入日本。
儒家传统思想本身具有双重性，它重义轻利，这对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阻碍作用的。但同时它又有强调节欲、勤奋的一面，这在一定条件下，又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酵母。另外，它以修己达人为宗旨，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主观能动性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积极的。
十分有趣的是，儒家思想在它的发源地中国，由于受“自尊自足，泥古拒变”的传统心理的影响，加上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的强化，它基本上变成一种僵死、呆板的礼仪法典，其不利的一面得到了放大，有利的一面受到了抑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以致今天，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人仍然感受到这个历史包袱的重量。
然而，在日本它却是另外一种命运。这与日本的历史传统和国民素质有很大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日本跨入文明时代比较晚。在整个古代历史中，它并没有形成可以与世界先进文化相媲美的文化体系。相反，它一直处在中国文化的强烈辐射和影响之下。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得多、付出得少。这样，日本不但形成一种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心理传统，而且在文化体系上表现出无构造性和无限包容性的特点。日本文化体系的这种特点，为它本身的发展、更新、再创造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儒家思想传入日本以后，日本人既没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也不是生吞活剥。相反，它根据自己的国情和需要，加以吸收、消化、创新，巧妙地抛弃其不利的一面，发扬其有利的一面。
日本儒教资本主义道德观念就是德川时代的两位大思想家在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两位思想家一个名叫铃木正三，另一个名叫石田梅岩。
铃木正三生活在17世纪，原来是一个武士，曾随德川家康参加过确立幕府统治的战斗。中年以后，受儒教、佛教思想的影响，脱尘超俗，成为禅宗创始人。这位禅宗法老在他宣扬的禅宗教义中，巧妙地吸收儒教、佛教的思想内容，贯彻一种朴素的实用主义原则。他写道，要摒除私欲、全神贯注地去追求利润，但你永远不要享受利润。相反，你应该用你的利润为别人做好事：“人应该积累资本，最后为社会和慈善事业再投资。”在这里，铃木以独特的逻辑把创造利润与社会整体利益巧妙地统一起来了，从而为人们经商和追逐利润提供了一种合理化的依据。
石田梅岩比铃木正三晚了一个世纪。他出身于下层商人家庭，早年经过商。也许家庭背景和早年经商的痛苦经历，促使他要创造一种“商人”的哲学。中年以后，他在继承铃木思想的基础上，兼采儒教、佛教、神道教三教的一些教义，创立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他劝诫世人“必须清除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要多劳动、多挣钱，少花钱”，“只有这样做，一个人才能达到与自然之道和谐一致，并为国家服务。”但他同时认为歧视商人，把创造利润视为“贪婪”是不公正的。由此，他提出一个带有深刻哲理的格言：“商人之利就是武士的俸禄和农民的耕地所得，都是义，而不是利。”目的在于解除商人的精神痛苦。
铃木与梅岩创造的这种原始资本主义道德观，在日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企业家的产生中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有人指出，明治时代，人们开始创立企业时，在组织方面靠的是德川时代商人的旧学徒制度，在合法化方面则是铃木、梅岩的原始资本主义道德观。
首先，这种原始资本主义道德观影响了日本的商人阶层，他们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精神支柱。人们知道，日本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是建立在僵硬的世袭制基础之上的，决定各个等级地位的不是才能、贡献，而是家庭背景和血缘关系。由此，等级之间的流动渠道被封锁了。这样，对于那些被逐于社会之末，并失去了参与政治活动的商人来说，确立自己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是：把取得经济成就本身赋予极高的社会价值。具体地说就是，商人创造利润，同样是对国家和社会贡献的一种形式，因此，它是人们追求的一个崇高目标。原始资本主义道德恰恰在这方面满足了商人的需求，为商人及更多的人经商铺平了道路。因此，日本在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时，在价值观念方面较少矛盾和痛苦。发源于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在古老的东方国家日本顺利地运转起来了。
其次，这种道德观念影响了一批社会地位很高的封建武士。在日本近代社会初期，崛起一批武士企业家。关于武士转化为企业家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论述，这里从略。
铃木和梅岩创造的原始资本主义道德观被日本近代企业家继承和发展了。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日本企业家精神导师的涩泽荣一。涩泽荣一踏入企业界的一个明确目的就是“给企业家带来尊严”。但他认为，企业家的尊严并不取决于对利润和财富的追逐。一个想赢得社会尊敬的企业家应该把国家和社会的繁荣、进步放在第一位。“只要是为了国家，即便是有失败可能和利润很低的企业也应该毅然决然地去办。”他了解西方文明，同时对中国的儒家思想有很深的研究，经常把孔子的《论语》带在身边。他主张“现代企业应建立在《论语》与算盘的基础上”。《论语》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算盘解决经济核算问题。晚年，涩泽荣一提出了“高产乃为善之道”的观点。后来，这句话成为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一种高度概括。
二、武士企业家群体的兴起
在日本封建社会中，等级之间的划分及界限是十分严格的。整个封建制度自始至终以权力世袭为基础。尤其是在德川幕府长达250年的统治中，形成了“士、农、工、商”依次排列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武士阶层处于社会的顶端，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国家政权的高级职位多被他们垄断。这样，社会上具有知识、才能的志士仁人，多以做幕府将军、大名的家臣，跻身于武士阶层作为最高的理想追求，并通过对将军、大名的效忠，实现自己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力量的远大抱负。整个社会呈现人才流向武士阶层的特点。
但从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旧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动摇了，武士阶层虽然还保持着与众不同的风度和尊严，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一部分消失在企业界，成为著名的企业家。日本明治时期的企业家大部分都是由武士转化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