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完全不是这样。
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在封建经济解体的情况下产生的，而是在民族灭亡的危机中被逼出来的。它没有也不可能经过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资本积累更不用谈。因此，在建立现代大机器工业中，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资金不足。这不仅是指整个社会可以利用的资金绝对量少，而且，已有的资金难以向资本转化。当时，真正的货币财富占有者是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经济力量，作用于这些财富占有者并把大量资金投向土地、典当、高利贷等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场所。利用外国资金，对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下，国内已有资金的很大一部分被外国资本拿了去，并变成加深对中国剥削和掠夺的手段。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一整套社会基础设施，如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交通运输体系及民主政治体制等都没有建立起来。清末的那一整套社会机构和政治管理机构都是为适应封建自然经济的发展而建立的，它不会也不可能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一支愚蠢而缺乏近代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封建官僚队伍，必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1903年，清政府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推行改革的。旧有体制和管理机构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使改革一开始就被导入歧途。许多京城和地方官僚用自己已有的观点意识去解释、推行改革，有人则纯粹把改革当作获得赏识和往上爬的条件。中国政治的特点历来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些在清末大谈新政、改革的人中，就有在思想价值观念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格格不入的顽固派。因而，虽然工艺局各省都办了，但真正有成效者实属罕见。
在这样一种环境和条件下，民族企业要单纯依靠经济的力量取得生存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它必然要去寻求官僚政权的扶植和保护，利用超经济的力量为其开辟前进的道路。这不能不给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打上深深的烙印。
盛宣怀的企业家才能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他最早认识到官办工业的弊病，极力主张建立一种“官督商办”的企业体制，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利用筹集商业资本商办的形式，在创办民营企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创办和居间操纵的企业有电报局（1882年）、招商局（1884年）、汉阳铁厂（1888年）、上海织布局（1893年）、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等，其资产总数高达1726万规元两，是当时中国（1882—1910年）最大的企业家。
但需要指出的是，盛宣怀的成功不仅仅因为他具有卓越的企业家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一个颇为显赫的官僚地位。他先后担任过天津兵备道、商务大臣、邮传部侍郎等职，并投靠具有实力的官僚李鸿章、张之洞等。因此，他创办企业时，可以在资金和经营等方面获得许多有利条件。
其实，非正途出身的盛宣怀去办近代企业的真正动机就是适应当时“致富求强”的政治需要，办成一些“大事”，跻入官僚阶层。经商、办企业只不过是他的“晋身之阶”。确实，当他在创办企业方面取得辉煌成就、充分显示出自己的企业家才能时，他的官位“电梯”也在迅速地上升着。
但正是这种“办大事”、“做高官”的性格决定了盛宣怀悲剧性的结局。事情非常简单，既然他经商是为了做官，那他就必须考虑官僚政府的利益、意志，就要与企业中的商人利益发生尖锐的矛盾，官夺商权，以官凌商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要求盛宣怀把官僚职能与企业家职能统一起来是不可能的。顾此必然失彼。
在轮船招商局，盛宣怀与徐润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官与商的矛盾。他为了获得清政府和当权者的赏识和宠爱，大事报效，仅1894年西太后的万寿庆典，他就献银5.2万两。1899至1903年，招商局从折旧项下共“垫支38万余两”报效银。这种报效损害了商人利益，影响了资本积累，窒息了企业发展的活力。
另外，既然官僚的地位、权势与企业的发展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宦海沉浮必然会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产生影响。1911年，随着盛宣怀政治权势的衰落，他作为企业家的影响也逐渐减弱了。他控制的企业大都被袁世凯的北洋派系所攫夺。盛宣怀不乏涩泽荣一那样的企业家才能，而他的企业成就及影响却比涩泽荣一逊色得多，这很值得人们深思。
张謇是与盛宣怀不同的一种企业家类型。当盛宣怀不满意自己的非正途出身，拼命想在官场飞黄腾达的时候，张謇却由一个正途出身的状元，转变为一个商人企业家了。
张謇的企业家生涯是从1895年在家乡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开始的。他在创办企业阶段，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多少次“事败垂成”。最后他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首先应归功于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大生纱厂筹办时，他组织了6人董事会。这6个人是沈从夫、刘一山、潘鹤琴、郭茂之、陈惟镛、樊时薰。但最后除沈从夫一人始终支持他以外，其他几个人或中途退出，或釜底抽薪，或践踏前约，都成了可耻的逃兵。创办企业的困难全压到张謇一人身上。为筹集资金，他奔走于南京、武汉、上海、南通各处，周旋于官绅富商之间。旅费拮据之时，“曾卖字以求之”。他屡败屡进，从不气馁。
其次，他具有卓越的企业家才能。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他不但一直坚持完全“商办”、“私营”的企业体制，建立了一套健全的管理制度，而且，他已知企业一体化和整合的优势。在创办大生纱厂以后，他又根据棉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先后开办了一系列相关企业：为解决原料的来源问题，他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专门种植棉花）；为解决棉花、棉纱的运输问题，他办了大达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为解决棉籽出路问题，他办了广生榨油厂；为解决机器维修问题，他办了资生铁冶厂；为解决金融问题，他办了淮海银行；为解决技术管理人才缺乏问题，他办了南通师范学校和南通纺织专科学校，从而在南通形成一个以棉纺织工业为主导的具有托拉斯性质的资本集团。1922年，总资本额高达3000余万元，以致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洛克菲勒”。
此外，张謇与官僚政权的特殊关系也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依靠这种特殊的关系，他可以得到政府和官僚的挹注和保护。如大生纱厂创办时资本额为100万元，其中官机作价25万元。在私人投资中，60.4%的资金是与他有关系的官僚出的；他还通过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获得了“30年内，百里之外，不准他人设第二厂”的垄断权。
另外，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来自官僚、政府的干扰破坏。就张謇的身份而言，他也拥有企业家与官僚的双重职能。但与盛宣怀不同的是，他的官僚职能是服从于企业家职能的。尤其是在官与商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他总是利用自己“通官商之邮”的条件，从中斡旋，保护企业和商人的利益。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有人担心接受官款资助，会带来官僚政府的愚蠢干预，而张謇却非常自信地说：“官有干涉，謇独当之。”[7]张謇创造的这种既有官僚政府保护，又始终保持私营企业独立性的“企业模式”，适合中国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显示了它蓬勃的生命力。
张謇一生的事业在1922年他70岁寿辰时，达到了兴盛的极点。此后则由兴盛走向衰败。至1924年，偌大的一个资本集团，已基本上崩溃瓦解了。
张謇资本集团由盛至衰以至崩溃的重要原因是外国垄断资本的竞争和压迫。1922年后，外国垄断资本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使民族工业尤其是棉纺织工业深受打击。张謇资本集团的主干企业大生纱厂过去利用南通一带产棉销纱的绝好市场获得蓬勃的发展。而在外纱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大生纱厂的产品销路受阻，严重积压，以致资金周转不灵，陷入搁浅的境地。大生纱厂一倒，其他企业也“一损俱损”，纷纷倒闭破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