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张謇在由状元转向企业家以后，一直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士大夫的尾巴，也是他企业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年，张謇之所以弃绝功名和似锦般的仕途跑去经商，一是愤于“利权外溢”、“国之不振”；二是深受儒家宣扬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激励，不满意当时大多士子空言、轻世、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社会现实，欲以自己的行动，实践明末思想家“经世致用”、“有益于天下”的准则。
因此，与欧洲人读着加尔文的新教著作走上企业家道路的情况不同，张謇是读着顾炎武的《日知录》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走上企业家道路的。他在价值观念上表现出严重的双重性。作为企业家，他要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贯彻“利润”原则，拼命追逐剩余价值和扩张资本；但作为封建士大夫，他又要追求一种理想人格的完善，以不失儒士的“风度”。在他的思想中始终没有确立起“金钱至上”、“利润就是一切”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而封建士大夫那种“非功利主义”的观念却根深蒂固。当社会舆论攻击他经商办企业是“嗜利之徒”之举时，他曾厉言声辩说，自己经商办企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福利。这并非自我标榜和粉饰，而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其实，如若经商不是建立在如此崇高的目标上，很难设想他能完成由状元到企业家的伟大转变。
后来，当他由创办企业取得一些成就以后，立刻从企业的积累中拿出大笔的钱办博物馆、戏院、学校、慈善机构；兴修水利、搞垦牧、办地方自治事业，把南通办成全国首屈一指的模范县。其成绩不仅受到国内报纸、舆论的赞誉，而且也引起了国外人士的极大关注。美国、欧洲、日本的许多知名人士纷纷前往南通参观、访问。
但就在他追求这种社会名望、地位，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时，其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本质渐渐消失了。大量的非生产性开支，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积累和发展，社会效益损害了经济效益，从而使他长期陷入一种不可解脱的两难困境之中。
实际上晚年的张謇失去了当年励精图治的雄风，其主要精力和兴趣已不在“企业经营”方面了。他把纱厂的事均委其叔兄管理，金融及其他工业、教育事业则委其子张孝若管理，而自己则整日忙于会见政客、官僚，在野不忘情于政治，极力发挥自己在政治上的影响；结交绅士、名流，沉浸在考古、赏花、谈诗、写字的雅兴奇趣之中，终归没有跳出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框子。
在近代企业家中，与张謇齐名的是著名的北方资本集团创办人周学熙，时人有“南张北周”之称。周学熙的企业家生涯是从1906年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开始的，以后他又陆续创办了滦州矿务公司（1907年）、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厂、京师自来水公司、中国实业银行等企业。1924年，当张謇走向衰败的时候，周学熙则登上了成功的巅峰。为发挥资本联合的优势，坚固基础，在与国内外企业的竞争中竞胜图存，他将自己创办的所有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实业总汇处，形成一个相互联系（在资金、业务等方面）、相互依赖，集轻工业、重工业、金融保险业于一身的综合性资本集团，其资本额至少已达42，608，390元。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创办经营的启新洋灰公司不仅垄断性地控制了中国市场，而且产品亦销往国外，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有一席地位。
周学熙的企业家道路有点形似盛宣怀，办企业与做官交织在一起。但究其本质却大相径庭。周学熙1903年到日本考察以后就确立了自己“经营工商”、“实业救国”的抱负和志向。他之所以利用父亲周馥与袁世凯的亲戚关系和私人友谊，跻入北洋派系，结纳大批北洋派军阀、官僚，并且自己尽量不放弃“仕途”的晋升机会，由天津候补道、一步步升到直隶按察使、长芦盐运使、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先后两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办企业离不开官僚政府的保护和帮助。因而，他以精明的企业家头脑和练达的政治家手腕，操纵权势，为其企业的发展开辟道路。一方面他利用自己各大企业公司主要设在京津一带，紧靠政治中心的地缘之利，把许多官僚、军阀都拉入董事会中，北洋时期的风云人物龚心湛、徐世昌、言敦源之流都是周氏资本集团的重要董事，从而在企业周围形成一道厚厚的政治屏障；另一方面他默察“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北洋政局，在北洋各个派系中搞“均衡外交”，并随时局变动经常变动其企业集团的高层权力核心人物。1925年，周学熙在举荐启新公司总理代理人时说，“公司总理一席，按今日时势，以对外联络为要义，且以与北洋派素有感情又不偏不倚者为宜。”而“言敦源在北洋派中资望最著，若推为代总理，于公司前途裨益匪浅”。[8]
由此，他在寻求官僚政权的保护时，又可以避免官僚政权的控制，保持企业独立的私营股份公司性质。他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形成一个资本逾4000万元的大资本集团，其奥秘也在这里。
周学熙资本集团从1920年代末走向衰落，至1936年，大部分企业公司不是被外国垄断资本挤垮、兼并，就是被四大家族垄断资本攫夺了去，或成为其附庸。而在外国资本和四大家族垄断资本浩劫下幸存的资本，则改变生存方式，由过去以经营工业为主，变为以搞商业投机为主了（这部分资本转移到上海，办了许多商业投机公司）。
关于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不需要更多的论述。中国民族资本头上始终是挂着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1920年以后，外国垄断资本尤其是日本垄断资本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并且把政治、经济压迫与军事强制结合在一起。“九一八”日本占领了东北，不久占热（河）攻冀（河北），周学熙资本集团的主要生存地华北地区惨遭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失去了市场和原料来源的周氏企业公司，在强大的外国垄断资本压力下，除了倒闭破产以外，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
周学熙资本集团衰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局的变动。1928年，北洋官僚政治集团垮台和国民党南京政权的建立，使周学熙猝然失去了政治支柱。而在当时的情势下，他又无法迅速改变与北洋官僚集团联系的结构，重新找到政治靠山。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心主要集中在上海、江浙一带，与国民党官僚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江浙财团和四大家族垄断资本集团则“问鼎中原”了。周学熙曾利用“政治靠山”避免了企业经营中可能遇到的许多政治风险，但他也承受了由利用这种政治靠山本身所带来的政治风险。近代中国政治环境的险恶，使一代企业家陷入不能依靠官僚政权，又不能不依靠官僚政权的矛盾之中。周学熙的晚年是在冷清、孤寂的居士生涯中度过的。“此生十事九事空”是他临死前的感叹，它透露出一个企业家多少辛酸和痛苦！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没能在一代企业家手里完成，民族的崛起和腾飞，这个由许多志士仁人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没能实现。这与其说中国缺少企业家，不如说中国缺少企业家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
历史的车轮已滚到20世纪80年代，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做出选择，那就是创造一个适应千百万个现代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
[1]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05—806页。
[2]参阅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参阅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
[4]参阅吕不韦等编著：，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卷，第4页。《吕氏春秋》
[5]参阅叶晓青：《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6]参阅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16页。
[7]参阅张季孙录：《实业录》。
[8]参阅郭士浩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174页。
问：您认为目前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环境方面的翻天覆地的社会意义何在呢？
答：这意味着长征、它所展示的道路、它的巨大的即兴之作的终结，也是一代人和地上之神的结束。
企业家上来了。
—弗朗索瓦·密特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