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孟子》的作者
先秦圣哲贤智的著述，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它们最初与最终的目的，并不在于著书立说，创立一家之言。而是希望拯救时世。而这，必然造成他们对藉书留名的作法采取漠然的方式，这种做法就使后人常常被迫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这本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哪怕像《孟子》这样一本广为流传的书，也同样无法逃避这一追问。
对《孟子》的作者是谁，在争论与研究中便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孟轲自己写的。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焦循《孟子正义》引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阐明此说云：“《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他揣测孟子著书的原因在于：“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余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诏后人。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论集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
后来，宋代朱熹从文章风格的一致性上来论证《孟子》是孟轲自己写成的。虽然他有时也作些调停之论，如说什么“然其间有如云‘孟子道性，言必称尧舜’，亦恐是其徒所记，《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朱子语类》）。但他主要议论仍是：“《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又说：“观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辑可以就。”（《朱子大全》）其后元代的金履明，明代的郝敬也持这种观点。
到了清代，阎若璩和魏源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来推断《孟子》是孟轲所著。即《孟子》书中没有记述孟子的容貌。他们在书中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孟子生卒年月考》）
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著无疑。（此说参见《孟子年表考》）
第二种说法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门下弟子记述整理而成的。这种看法由唐代的韩愈和张籍最早提出，但都没有举出佐证来。此后唐代林慎思和宋人苏辙也附和其说，宋人晁公武对其说加以阐明：按此书韩愈以为弟子所会集，非轲自作。今考其书，则知愈之言非妄也。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见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郡斋读书志》）
清代崔述在这个基础上又多加了两条证据，即：《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于事理未合。果孟子自著，不应疏略如是。……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细玩此书，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孟子事实录》）
周广业也认为《孟子》这本书不是孟子所著，但其中却也有一些片断是孟子写好后由门人后来加入进《孟子》一书的。他的理由是：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师训，谨授受，兼法《论语》也。……迨还自青齐，既难必于行道，而孟子亦欲垂教后世，取向所进说时王，传授弟子者润饰而删定之。……至其后编次遗义，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卢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何也？诸子皆孟门高弟，七篇中无斥其名，与滕更呼名之例不同，当是其徒所追改。而首篇以孟子始，以乐正子终，未必不由此也。（《孟子出处时地考》）
第三种看法是以司马迁为代表。它源于《史记·孟荀列传》中记载的这句话：“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这句话中，我们得知《孟子》这本书的编成，虽然有“万章之徒”的参加，但主要的作者还是孟子自己。
以上三种说法，虽然都有自己的理由，但能够符合史实的只有第三种。司马迁的话是可信的。他所处时代较早，当时所见的材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多而确实。尤其是以《孟子》一书来验证，或者考究孟子的生卒，另外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
赵岐说孟子“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其实就说明《孟子》的编写有弟子的参与。朱熹也没否认在著作过程中有弟子参加，他只是从文体上判定《孟子》的定稿人是孟子。所以第一种看法和第三种看法差异不大。
第二种看法则刚好相反，它不承认《孟子》是孟子写的，并举了三个理由。一是《孟子》书中有地理知识和历史事实的偏差。我们认为这些偏差完全有可能是孟子故意主观地加以改造来证明自己论点的。况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真是孟子有所错误，也不足为怪。另一个理由是“果孟子自著，恐怕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这点，魏源的话已经说得明白。《孟子》既是“万章之徒亲承口授而笔之书”，那么称其师为“孟子”，称同门为“乐正子”等又何尝不可？周广业以此和《论语》看待，认为是乐正子等的门人所编，那是错误的。我们只要问，如果真是乐正子等的门人所编，为什么七篇中记乐正子诸“子”的问答反而少呢？而记万章之徒的问答又何其多呢？况且“子”字的用法，在春秋和战国时期虽然同是男子的美称，却已分别有所不同。《论语》中，学生可以对孔子称“子”，如《论语·公冶长》中子路也对孔子说：“原闻子之志。”而在《孟子》书中，孟子称学生为“子”，如《离娄上》第二十四章，孟子对乐正子说：“子亦来见我乎？”“子来几日矣？”而学生对孟子说：“先生何为出此言也？”又公孙丑问孟子“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这就是说，“子”作为人称代词，在春秋时代相当于今天的“您”，而在战国时代，就只相当于今天的“你”了。明白了“子”这一代词的时代变化，就能理解为何《孟子》书中孟子的弟子称“子”的原因。第二种说法的第三个理由是诸侯死于孟子之后，书中各诸侯却都称谥。梁惠王、滕文公、鲁平公死于孟子前，本来就应这样做。至于梁襄王、齐宣王死于孟子之后也称谥的原因，也许清人阎若璩的解释是合理的，即《孟子》“卒后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皆加谥焉。”（《孟子生卒年月考》）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可以肯定：《孟子》一书确属孟子和他的门人共同所著，它不是后人伪作。
第二节《孟子》的成书经过
我们知道：一定的著作都是一定思想的结晶，而其思想，又必然是一定的历史时代及其环境的产物。孟子和他的弟子一起写成的《孟子》一书，也应该和当时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孟子》不仅仅是几个人的创造，更是那一个时代的产物。自从这本书出现以来，对中国人民影响深远，但从古至今，褒贬不一，也许我们了解一下作者所处的时代与他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等情况，能够更公允地洞察此书的利弊得失，了解它的成书经过。
孟轲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形成的战国时代，春秋时还有大大小小一百多个诸侯国，到了战国只剩下秦楚燕韩赵魏齐七个国家。孟子所处时代生产力比前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奴隶制开始解体，为了适应封建制的兴起，各国逐渐着手改革，实施新法。然而，孟子不赞成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也反对“霸道”，他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制民之产，藏富于民”的“王道”政治。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第三章）
孟子也主张统一，齐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梁惠王上》第六章）但是他不同意用武力，而是以避免流血的“王道”来达到。由于当时“天下方务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的言论自然免不了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为了宣传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带着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乐正子等人，游说诸侯，宣扬“王道”，反对“霸道”。从《孟子》一书考察，孟子曾先后游历齐、宋、鲁、滕、梁等国家，前后约有四十余年，但到最终，他发现他的政治理想永远无法实现，于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司马迁是西汉人，他距孟子时代不远，其说较可信。荀况在《非十二子》中也提到《孟子》的思想。这就说明《孟子》一书成于战国时代，儒家此时已成显学，这本书影响想来不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恶儒生之好是古而非今也，因此下令“焚书坑儒”，孟子党徒几乎尽数灭绝，《孟子》一书也消失得不见踪影。一直到了汉河间献王方始重显于世。献王是汉景帝的儿子。据《汉书·河间献王列传》：王修学好古，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留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四方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献王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