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难一第三十六韩非晚年之作。二十八则短评，各皆先陈历史故事，继以质问疑难。其中多评管仲、孔子，可见其早期肯定二人，而后来转为苛评之态度之变。间中与《吕氏春秋》所采故事相同，而观点相反，以篇幅总量庞大，故析为四篇。采辑古人行事言论，质疑其利害之理，以明法治。
难二第三十七
难三第三十八
难四第三十九
难势第四十有关慎到言“势”之评论集。韩非作。思想已离荀子。先述慎到权势治国之论，继引质询疑难者，终抒己见。
问辩第四十一韩非作。明主贵法令，贱辞辩。
问田第四十二篇题似后人所加，后段亦与无关，或其徒补编。以田鸠答问之语论法治。
定法第四十三韩非之作。申不害言明主御下之“术”，商鞅论政府治民之“法”，比较二者得失与未尽善处而抒己见。
说疑第四十四用典甚密，且多冷僻，或疑非尽韩作。明主提防奸人言论行动。
诡使第四十五韩非之作。名实乖违，赏罚失当，是败政之因。
六反第四十六韩非之作。奸伪与耕战之民各六种，而赏罚与毁誉失当，国所以乱。
八说第四十七韩非之作。八种世俗匹夫之私誉，实人主之大败。
八经第四十八韩非之作。稍有窜乱，八节之题亦有异说。治国八大原则：因情、主道、起乱、立道、周密（？）参言、听法、类柄、主威（？）。
五蠹第四十九韩非之作。儒者、纵横策士、墨家任侠、逃兵役、务商贾者，为国之五蠹，明主弃之。
显学第五十韩非之作。力斥儒墨之家崇古，非愚即诬。
忠孝第五十一作者问题有疑。教忠孝不能治国，唯有赏罚。
人主第五十二或疑后学集韩之作。人主必当绝对权威。
饰令第五十三录自《商君书·靳令》稍有删节，无六虱与仁义一段。论整饬法令之要。
心度第五十四作者问题有疑。以赏罚之法，度臣民之心。
制分第五十五作者问题有疑。制赏罚，分功罪，以治国家。
一、人性恶而不可信靠：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况无父子之泽者乎？”（《六反》）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外储说左上》）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备内》）
二、物质经济决定治乱：
“古者……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五蠹》）
三、务时用不法古：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
“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显学》）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显学》）
四、反儒墨：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五蠹》）
“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庭，而政不免于乱。”（《五蠹》）
“不能具羹食而劝饿人饭。”（《八说》）
五、法重于德：
“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显学》）
“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乐偷而后穷。”（《六反》）
“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五蠹》）
六、愚民：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民皆知兵而不敢私斗也），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显学》）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五蠹》）
七、明君统治之道：
韩非不言“仁君”而说“明主”，其统治之道是：
凭势——劝位自固
用术——形名参同
行法——信赏必罚
慎到言尚势，以为贤智未足服众，而势位可以屈贤，所以身不肖而威令行，就靠得助于众。韩非广其说，认为圣哲之君，百世无一；凭势任法，则中材之君，亦可致治。所以，势位是人主的筋力爪牙，不可去之。（见《难势》、《人主》、《功名》诸篇。）
韩非以为：“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所以明主秉要执本，以暗见疵，形名参同，听言而求其当，任身而责其功，所谓“因任授官，循名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就是人主所操的“术”了。
综核名实，继之以信赏必罚，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此所谓法。
“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见《定法》）
总之，韩非以至他作为集大成代表的先秦法家，所秉持者绝非现代普遍价值的法治精神。人性自私，所以要制衡权力，要民主法治，以达社群之大公，这是现代共识；人性自私，所以要压制、利用所有其他人的自私，以成就专制独裁者最大的自私，这是先秦法家——例如讲得最通透的韩非子！
现代讲出“奉法而治”（rule of law），法律的制定是开诚布公，法律的实施是人人平等，终极关怀在于全民；韩非他们则是“以法为治”，（rule by law），人人屈于“为君主而制、而君主独非所制”的法律之下。一切利益最后归于君主。君主以法律禁制臣民：“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说疑》），从行动，到言论，到思想，都在所统制！如果君主是人，则一切他人都只是工具，是牛马！“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外储说右上》）连沉默退隐也不容许！所以，焚书之酷、坑儒之惨，都绝非偶然突发！
《汉书·酷吏传》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法令，并不是价值根本，汉代扬雄《法言》：“申韩之术，不仁至矣！何牛羊之用人也！”法家待人民，像对畜生一样。这是古代的评论，现代章炳麟《国故论衡·原道下》：“今无慈惠廉爱，则民为虎狼也；无文学，则士为牛马也”；“国虽治，政虽理，其民不人”；“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孑”（音“揭”，不是“子”）就是一个个单独的甚至是孤弱的，然而是有个性、有尊严、有人权的老百姓；过分地强调集体，必定也过分地压缩个人；只知道拥护必然腐败的绝对君权，更必然不把领袖以外的人当人看待！
韩非既深悉人性之恶，则君主亦人，其恶又何以不必防治，而又纵之任之，以肆统治之权，得大恶大私之利？若说秦之暴虐与速亡是二世、李斯等私心扭曲，不如说是本质趋势如此。“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早有明训！
百载以来，知悉欧洲历史者渐多，颇有把韩非子与十五六世纪间意大利政客马基雅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一四六九至一五二七）相提并论者。马氏生于昔富贵而今破落之家，奋斗苦学，力争上游，于是跻身政坛，内政外交，多所参与，一五一二年至一五一三年间，卷入政变，乃被捕囚，旋即获释，从此退出官场，专心写作，成《君主论》（The Prince），力主英明领袖，宜应不择手段，用尽诡谋，以取个人及政府利益。马氏既郁郁而卒，其书梓行，风动士林，影响日后欧洲政治。论者就多说与千余年前中国韩非颇有近似。其实细究起来，相异之处也不可忽视：
第一，西方自基督教普遍流行，原罪观念深入人心，君相王侯，同在神前忏悔求赦，朝野上下对权力中毒之防治，早成共识。中国文化主流，以仁心善性为宗，韩非承荀子而变本加厉，强调性恶，怀疑仁爱，但又轻视礼教，只言赏罚，于是历代多评其偏激，又或阴用其言，而阳弃其说。
第二，自罗马帝国崩解，民族国家林立，以分裂独立为常态，元首不过位同诸侯，权威有限。中国自秦汉之后，以大一统为正常，国家机器庞大，君主被拟为圣为神，世袭专制独裁，法家更易助纣为虐。
第三，自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归信，基督教会地位崇高，国君登基，教皇加冕，宗教改革之后，政教分离，但朝野共同信仰，成为制衡政府之公民权利。中国自西周以人文精神代替殷商尚鬼多祀，此后亦并无可与政权抗衡之教会，反之，教主亦受君王册立，封赠尊号，而接受管制，神权反被政权利用。由此观之，法家韩非之流，逢迎君恶的阻力，比较马基雅维利为小。
论政者要打动人心，从政者要获得权位，在今日民主之世，靠的是公开论辩，吸引选民；在专制君主当朝，就要以文辞打动帝心。陆机《文赋》：“说炜晔而谲诳”，就如现代有人所谓“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文心雕龙·论说篇》所云：
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封五个富邑的张仪，就是当时最多人艳羡的、成功的“纵横”之士。“飞辩以驰术，餍禄而馀荣”（《文心雕龙·诸子篇》），韩非学勤思敏，不屑比于苏、张，但同样要寄望“人主”，可惜严重“口吃”，补偿的是“善于著书”——他文字上的长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清晰周密、脉络分明，极合推理原则；二是例证丰富、生动，比喻灵巧、贴切，结合造成胡应麟《笔丛》所谓“抉摘隐微，烨如悬镜”的动人效果。特别是《文心雕龙·诸子篇》所称的“韩非著博喻之富”，书中《储说》内（上下）、外（左上、下，右上、下）六篇，即是“寓言”，二百多则，其他《说林》上下、《喻老》、《十过》等篇，亦多以故事为例，后世许多成语、谚谈、典故出于此，活跃在民众口头和文士笔下。最著者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佩弦佩韦”、“滥竽充数”、“病入膏肓”、“鸣必惊人”、“三人成虎”、“郢书燕说”、“买椟还珠”、“讳疾忌医”……以至“和氏璧”、“曾子杀彘”、“郑人买履”、“不死之药”、“批其逆鳞”、“狗猛酒酸”等等，在文学艺术、语言技巧方面，韩非之书，就可说是少有病毒而营养甚多了！
修辞主要是动人以情，推论所重是服人以理，所以“入道见志、成一家言”的诸子，都有逻辑。“逻辑”这个外来语的普及程度，或者超过了“名学”、“论理”、“理则”等等较富中文本色的同义词——因为似乎在西方一向较为发达——不过，概念与判断的建立，推理的开展，既是普世人心所同，以雄文代利口的韩非，书中富有逻辑范例，也是应有之义了。
韩非痛批儒墨的经典妙喻：“矛盾”（《难一》、《难势》），正是逻辑基本要律之一。以矛盾律为基础的犀利武器：“二难论法”，再加上“假言推理”（如《解老》论证《老子》所谓“祸福倚伏”），“归纳推理”（多见于内外《储说》六篇），都广见书中。至于《二柄》、《八奸》、《十过》、《三守》、《七术》、《六微》、《六反》、《八说》、《八经》、《五蠹》等等篇章名目，更足见韩非辩（辨）类划分的兴趣，最后都以对于人主有益有用与否，为“二分”的基准。
“以霸王之业教君”既然是他著书立说的终极关怀，在立竿见影的功利现实之外的抽象思维，名理玩索，韩非自然不屑一顾，甚至大加掊击。荀况承孔子而务“正名”，但已批评惠施等“甚察而不惠”（《非十二子》，精细过甚，没有实益），“蔽于辞而不知实”（《解蔽》，沉溺在词语文字，背离现实常识），到弟子韩非，眼中更只有君王势位权力，认为“辩生于上之不明”（《问辩》），“坚白（公孙龙）无厚”的名家之辨，不容于宪令之法；什么“白马非马”，带马过关也非赋税不可（《外储说左上》）！战国三晋，正如晚清，时人救亡图存的危机感特别迫切，可以理解；不过，在希腊以至近代欧洲，何尝不城邦林立，兴灭无常？对抽象名理之学何以兴趣远过？真值得更作思考。
老子主张“虚其心”、“弱其志”、“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法家尤其是韩非，更讨厌人民多说乱动，不依君主指定的路数来用力用心，难怪“祖龙”一读其书，恨未同游了！
[1]此篇导读及书中“赏析与点评”为本人所作，其余各篇导读则是原译注者陈秉才君所撰，本人略有更正字词而已，有补充、修正之处，已以按语形式注出，不敢掠美，特此说明，敬请读者诸君明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