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四阶段（1945—194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推进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局部走向全国胜利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继续向前推进。主要体现在：总结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创立了战略进攻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作了新概括，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制定了各项具体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建立新中国的构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权学说。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创建了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最伟大的实践成果。
（二）第二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30年”（实为29年），是党在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有重大胜利又遭受比较多的曲折和比较严重的挫折的一段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交织、经验教训并存的“30年”。分析新中国成立后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5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稳步推进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篇章。新中国头三年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准确地说，是建设一个比在根据地局部的发展更为全面，形态更为完备，模式更具典型意义的新民主主义高级阶段。从1953年开始，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到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初步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段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凯歌行进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重大进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探索的主要成果有：
第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明确，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它的基本构想是：基于中国国情和革命的特殊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既不能效仿欧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照搬苏联立即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即通过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然后再采取“一些相当的社会主义步骤”，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和平的有代价的一举消灭办法。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指明了经济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国家并准备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而把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科学方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彩篇章，它大大丰富了落后国家通过特殊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创造不同于欧洲革命道路的典范。
第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它的提出客观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大修改。这一变迁既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也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斗争实践积累起来的对国情的认识及有关中国化的经验总结。总路线主要内容是“一化三改”，特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时并举”，但在实践过程中“并举”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相反，革命挤压了建设，甚至部分取代了建设。应该说，三大改造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其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完成了消灭私有制这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任务，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今后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前提。
第三，中共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从1956年起，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各国改革大潮中，鉴于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我国全面社会主义建设起步时，就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对苏俄模式的第一次仿效和第一次突破一样，毛泽东再次把突破苏联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任务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工夫，“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这一探索包括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同年9月中共八大的召开以及翌年初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等。渗透在这些历史文献中的突出思想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时期是党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更有一些独特的、成功的创造（如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等），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2.第二阶段（1957—196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前行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高峰之后，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就走下坡路。1957年夏天以后反右派斗争的直接后果是动摇乃至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和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估计；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自此之后当代中国历史发展逐渐地被抛离正常轨道和应有场域。
由于对在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出现的攻击性言论作了过度反应，在反右派斗争中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使党对八大明确了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逆转。此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两个发展趋向。
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它包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好的实践经验。这除了中共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探索成果外，还有1959年庐山会议前八九个月的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和1960年冬后几年调整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是指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急于求成，超越历史条件，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二是政治领域形成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发生了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运动。在这10年中，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趋向交错发展。一方面是逐步深入的调整和对“左”的错误一定程度的纠正，一方面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加上国际上一些因素的作用，使后者的发展难以遏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3.第三阶段（1966—197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重挫时期
经过差不多10年的曲折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航船不但没有重返正确轨道上来，相反还在“左”倾错误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被拖入“文革”更大的政治漩涡之中。出于对形势的严重估计，“文革”的形式，希望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运动所确立的“抓革命、促生产”发展模式的确不同于传统模式，但也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运动中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走资派”、“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包产到户”的批判，对商品经济、货币交换和“资产阶级法权”及各种差别的限制，都表现出对现代社会的隔膜。“文革”使前十年发展起来的“左”的错误达到极端，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一些改革萌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错误回应。虽然从形式上看它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但实际上既脱离了中国实际，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上歧途。
“文革”十年中党内健康力量对动乱和极左思潮进行了抵制和抗争，在困难的环境里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在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两次整顿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伸的重要环节。
“文革”把那些既脱离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推向极端，从而把一些长期使人们困惑的问题明朗化、简单化了，为最终纠正这些错误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
“文革”结束后，虽然出现了“两年徘徊”，但历史前进的潮流不可阻挡，最后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终于克服党的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实现了党的历史又一次伟大转折。
1949年至1978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处于两次飞跃之间，以“延伸”与“准备”为其鲜明特色。所谓“延伸”，主要指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及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进展。虽然其中发生了种种失误，没有实现第二次飞跃，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仍然在继续和发展。这表现在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所谓“准备”，除了以上所说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外，还体现在为第二次飞跃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还为第二次飞跃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再者，对这期间经验教训的辩证总结，也为第二次飞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占有比较特殊的位置，尽管这段探索最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陷入了歧途，但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不自觉”，正确也罢，挫折乃至错误也罢，它都已经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并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三）第三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党的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成就非凡的“30年”。分析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78—199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初步实现时期
“文革”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怎么走，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性课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已经变化了的世情、国情，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新的历史征程，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理论方面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系统阐发了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还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的实质，而且提出了其实现的途径和方法。邓小平还说：“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在这里，他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仅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而且当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方法，突出了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中的基本方法作用。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们党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原理的认识，明确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