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石经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本儒家经书。汉代立五经于学官，置十四博士。各家经文皆凭所见，因此文字错谬很多，以至于博士考试也经常因文字不同引起争执，甚至出现私贿兰台令史、偷改经书文字的事件。东汉学者蔡邕等奏求刻经于石，以正定经书文字。熹平四年（175年）汉灵帝命蔡邕参校诸本经书文字，用隶书写《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经，请名手刊刻。光和六年（183年）完成，立于洛阳太学所在的鸿都门外，共46块碑，供时人校订文字。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共200911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和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太学遗址在今河南偃师佃庄太学村，石碑已毁。宋代以来有残石出土，近代人马衡汇为《汉石经集存》，存8000余字。
对图书的旺盛需求也带动了书业本身的发展。首先，东汉时出现了佣书人。秦汉时期书籍复制全为手工抄写，随着社会对书籍需求的扩大，出现了专门替人抄书以谋生的人。据记载，班超随班固来到洛阳后，因家贫，经常靠替官府抄书以自养；王溥未仕时，也曾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中替人抄书。其次，出现了书肆等图书交易场所。扬雄曾经把好读书却不按照孔子的要求去读比做开书肆（书铺子）。王充游学京师，因家贫无书就到书肆中阅读，竟能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可见当时书肆中图书种类之繁。有别于这种固定的书铺，王莽为宰衡时，在太学附近形成所谓“槐市”，诸生每月望朔两次在此集市，各持自己家乡特产以及图书乐器等相与买卖。可以说，佣书和书肆的出现，使图书从复制生产到销售流通都纳入商品交换的范畴，中国书业的雏形由此奠定。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出现了刘德、蔡邕等藏书规模堪与官府藏书相比的民间藏书家。
二、秦汉时期的民间藏书家
1．秦代民间藏书家
吕不韦（？—前235年），卫国濮阳人（今属河南），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家累千金的富商。他曾游说华阳夫人立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为太子，异人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因功被任为相，封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后又加封，食河南洛阳十万户。秦王政登位时，因年幼由其母和吕不韦当权，吕不韦继任相国，被尊为“仲父”。秦王嬴政十年（前237年），嬴政亲政，吕不韦被免职，出居河南，不久又被迁往蜀郡，忧惧自杀。吕不韦曾组织门下三千食客编写《吕氏春秋》。此书涉及的内容甚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杂家著作，内容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140篇，20余万字。他们能编著出兼儒墨和名法，汇合先秦各派学说的巨著，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书籍作为参考，说明当时吕不韦家中积聚了大量的图书，特别是诸子百家的著述。
孔鲋（约前264年—前208年），字子鱼，又字甲，为孔子八世孙。居于魏国（今山西境内）。秦时为儒生，精通经史六艺之学。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召为鲁国文通君，迁少傅。在“焚书坑儒”时，被时人称为“书籍之主”的孔鲋面临或者家传典籍被毁，或者遭受秦法的绝境，他抱定“吾将藏之，以待其求”的决心，将家中所藏《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古文字数十篇，藏于旧宅壁中，自己隐居嵩山，教授弟子百余人。旧传其所著书21篇，名为《孔丛子》，实为后人伪托之作。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扩建宫室，在孔宅壁中发现大量孔鲋所藏大篆简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孔壁藏书”。
孔腾，字子襄，孔鲋之弟。汉高祖来鲁国时以太牢祀孔子，封他为奉祀君，惠帝时任长沙太守。据唐代颜师古援引《孔子家语》的说法，孔腾害怕秦的“焚书令”，也曾将《尚书》、《孝经》、《论语》等藏于旧堂墙壁中。
伏生名胜，字子贱。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伏生，济南人，原为秦博士。孝文帝时，已经找不到能懂《尚书》之人，后听说伏生懂，便想召他入京。因伏生年老不能行，只好派人去他家受学。原来，在秦焚书时，伏生将《尚书》藏于住宅墙壁中。秦末战火四起，伏生流亡在外。汉朝建立局势稳定后，伏生找寻其藏书时，已丢失数十篇，只找到29篇。伏生用这29篇游教于齐鲁大地，才使《尚书》之学没有失传。西汉治《尚书》者皆出其门下。
秦代的藏书家远不止以上4位，因为秦代仅博士的人数就有70人，而按照秦朝法律，博士可以收藏与自己所治之学有关的书籍，因而他们每人都应该有不同数量的藏书。可惜的是，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已无法更多地了解当时藏书家的具体情况了。
2.汉代民间藏书家
刘安（前179年—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孝文八年（前172年）封阜陵侯，16岁时袭封为淮南王。刘安不像其他王公贵族那样喜欢弋猎驰骋，而是雅好诗书，广招门客。刘安崇尚道家思想，和众门客著成道家名著《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领域。据《汉书·淮南王传》记载，刘安深得武帝尊重，常获赐书。据此可知刘安藏书量不少。但《汉书》对刘安藏书的质量似乎评价不高，说他“所招致多浮辩”，可能是他的藏书较杂之故吧。
刘德（？—前132年），字君道，景帝次子。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立为河间献王。《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记载：刘德为王26年，修学好古，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中。为了搜求书籍，他走遍鲁燕赵魏，只要听说民间有善书者，就亲自前去出重金求收，并命人重抄一份留与主人。对不愿出让者，也好言求之，从不强取。因此，刘德贤名远扬，很多知识分子和百姓都携祖上留下的旧书，前来奉献，刘德均给予奖赏。当时鲁共王为了扩建宫殿而拆毁孔子的旧宅，从墙壁中发现了很多古文书籍，据说后来也辗转流入刘德手中。
为了收藏、整理古籍，刘德建造了“日华宫”，聚儒学之士上百人，昼夜不停，校理编辑藏出。刘德整理古籍的态度极为严谨，对所得残缺不全、字异文非和不同版本的书籍，必组织群儒研讨辨析、校误订正，然后精心整理成册。
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刘德的藏书规模已十分庞大，史书说其藏书数量几乎与中央政府的藏书量相当。刘德所收藏的图书多为《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诗》、《左传》等先秦古籍，其中不少在当时已经失传。
刘向（前77年—前6年）、刘歆（前53年—23年），汉宗室，父子以藏书、校书显世。刘向为人平易近人，谦虚乐道，不交接世俗，一门心思读书研究。成帝时召拜郎中给事黄门，后受命领校秘书，在整理、校书中曾多次参用家中丰富的藏书。著有《五经通义》、《洪范五行传论》、《新序》、《说苑》、《别录》等。刘向的小儿子刘歆，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刘歆从小精通《经》、《书》，写得一手好文章。成帝时为黄门郎，后受诏与父亲刘向同校秘书，涉猎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研究领域广泛。刘向死后，刘歆继承父业，复为中垒校尉，继续领校五经群书，终于完成中国图书史上首次大规模的藏书整理。著作有《三统历法》、《七略》等。刘歆祖辈三代都藏书，向、歆父子在校书时，参考了自家的藏书，据此看来他们的藏书数量应相当可观，质量也不低。
西汉藏书家，除汉宗室诸王贵族外，还有朝臣官吏、学者经师和其他富户平民藏书家20余人。其中著名的有张敞、文不识、孔安国、楼护等。
蔡邕（133年—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著名学者。少博学，善书法，辟司徒乔玄府，召拜郎中，曾主持校理东观、兰台等处官府藏书。熹平四年（175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等，奏请正定七经文字，得到灵帝批准。蔡邕亲自将校定后的七经文字写下来，让工匠镌刻到石碑上，立在太学府门外，史称“熹平石经”，其书法精妙，影响甚大。在书籍全凭手工抄写的年代，这一做法不仅为人们读书学习提供了方便，而且大大推动了图书的流传。
蔡邕生平收藏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图书。《三国志·魏书·钟会传》中称蔡邕藏书总约1万卷以上，在中国民间藏书史上，他是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藏书超万卷的大藏书家。汉朝末年，他把自己的部分藏书装了数车送给王粲。另外，《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蔡邕送给其女蔡琰（文姬）一批（约4000多卷）藏书，可见蔡邕的藏书在当时确是相当丰富且占有独特的地位。
蔡邕不仅对中国藏书史有重要的贡献，他的书法也非常精妙，尤其工隶书。蔡邕著诗、赋、碑、诔、铭等，现存10卷104篇，收入《蔡中郎文集》中。
郑玄（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经学大家，对整理中国古代历史文献颇多贡献。
郑玄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尤喜读书，写得一手好文章。郑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遍访名儒，孜孜求道。郑玄曾被公车征为大司农，但他托病还家，聚众讲学，潜心著述。此后，郑玄隐居不仕，以整理古籍为志，遍注群经，有《周易注》、《尚书注》、《毛诗笺》《仪礼注》、《礼记注》、《孝经注》、《论语注》等共计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作出了无与伦比的突出贡献。
从郑玄对经书资料的搜罗之富，阅读之广，校雠之精，著述之多，以及《后汉书·郑玄传》中“所好群书，率皆腐敝”的记载可以考知郑玄也是一位藏书甚多的藏书家。
汉朝建立不久，汉高祖刘邦首先开禁私学，恢复与鼓励私家招徒授学。到惠帝时终于废除了秦始皇以来一直实行的挟书律，汉代的民间藏书事业有了稳健的发展。除上述藏书家外，还有不少藏书众多的私家藏书家，如驷先生、文不识、梁子初、杨子林、陈宠、杜林等，家中藏书颇多，但记载甚少，无法详知。
三、“鲁壁藏书”
秦汉之际民间藏书家的构成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了各以家法相传的儒家弟子及其他各派传人外，许多官员也都家富藏书。刘德、刘安等诸侯王自不必说，刘向父子、张敞、蔡邕等皆位列高官，伏生本就是秦朝的博士。另从出土的情况看，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大量随葬的竹帛图书，墓主均为地方官吏，更是直接反映了秦汉时期官员藏书风气之盛。他们的书籍部分来自于赏赐（如刘安）或官方藏书的流散，这可以看做秦火之后，官方藏书对民间藏书的一次补充。
从这些藏书家的收藏来看，因个人喜好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特点，如刘德修学好古，因而比较重视先秦古籍，所藏皆古文经传如《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楼护因为世代业医之故，所藏多本草之类医书。而马王堆出土的书籍，除《周易》、《老子》、《战国策》、《左传》外，还有关于天文、杂卜、阴阳、相马的书和医经、地图等，内容广泛，显示利苍父子藏书相当庞杂。刘德还比较注意书的版本价值，他从民间得到善本，都要另抄一份还给人家，自己保留真本。
这一时期书籍的制作材料仍以简、帛为主，这有上述出土实物为证。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时期已经发明了纸且用于书写，但是否有纸质书尚无定论。
【知识小百科】
考古发现用于书写的纸
1986年甘肃考古学家在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发现古纸，纸呈黄色，5.6×2.6厘米。纸上绘有地图，用细黑线绘出山、川、道路等图形，绘法接近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图。技术人员对该纸作了检验，证明是质量较好的麻纸，年代要早于灞桥纸。发掘报告说这张地图残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纸张实物。它有力地证实了我国在西汉初期就已发明了可以用于书写的纸，对重新认识纸的起源、制造技术、用料及用途有特别重大的价值。”
继此之后，1990年冬，甘肃敦煌甜水井西汉悬泉遗址再次发现古纸30余片，其中3片纸上留有字迹，经检验仍为麻纸，年代亦属西汉。
民间藏书的收藏方式仍以箱箧为主，但在面对秦朝焚书令及苛严的秦法时，民间藏书家们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创造力，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将书籍藏入住宅墙壁中，创造了那个特殊时期独具特色的民间藏书方式。除了伏生、孔鲋外，还有记载得《泰誓》于民宅壁内者；汉宣帝时，河内一名女子在老宅壁内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汉武帝以前诸帝收集天下图书，先秦典籍频频现世，就得益于无数民间藏书家的无畏的行动。明代大学者、藏书家胡应麟的书屋名二酉山房，其命名出自一典故：相传秦末有一位读书人，为避战乱将自己的藏书藏入湖南沅陵境内的大酉山、小酉山中，历经数代后，人们发现了这批书，称之为“二酉石室藏书”。这虽然只是传说，但可以反映出这种藏书方式在当时确有一定普遍性。在书籍仍靠手工抄写而流传，民间藏书仍处于缓慢发展的时期，这些民间藏书家的壮举，为先秦典籍免于灭绝作出巨大贡献，在中国民间藏书史上写下浓重一笔。有趣的是，受这种藏书方式的启发，有的人积石为仓，用来藏书。东汉山东济阴人曹曾就因此被人称为书仓。
本时期还有一件在中国书籍流通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事，东汉末年大藏书家蔡邕，因欣赏王粲的才华，将自己所藏数车图书赠与王粲。在中国藏书史上一直有主张收藏（重藏）和主张流通（重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蔡邕书赠善读者，开创了与人共读的良好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