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藏书
一、洛阳纸贵与藏书风尚
以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为肇始，中国社会进入近400年分裂动荡时期。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30余年，又陷入南北对峙局面。北方先后有16国割据，再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更替；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相继。政局动荡，战争连绵，生灵涂炭，文化图书事业自然难以幸免，虽然不少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图书的搜求和保存，甚至组织人力对国家藏书进行整理、校雠和编目，见诸记载的图书入藏量也比汉代大大增加，但历尽艰辛集聚起来的书籍仍难逃迭兴迭废的命运，大部毁于诸如西晋“八王之乱”、南朝梁末侯景之乱等历次兵燹。
然而，就在这艰难时世中，民间藏书却获得长足发展，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统治者文化政策和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虽然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但也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不同朝代、不同民族的统治者如魏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晋武帝司马炎，宋武帝刘裕，梁武帝萧衍等都注意利用短暂安定时期搜求遗书，进行文化建设。在汉代获得大一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因社会动荡而受到挑战，道、墨、法、名各派复兴，三教趋于融合，尤其是玄学风行，成为汉儒魏法之后的思想主流。受此影响，爱书读书成为社会风尚，像晋代应詹、北齐辛术、北周唐瑾都在攻破城池后，不取金宝，唯收书籍。王昙首、褚渊等人在兄弟分家时，也都舍财而取书。这些都为民间藏书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书籍制作材料的嬗替
纸张代替简帛成为书籍制作的主要材料是书籍史上的一次革命。
在纸张发明以前，简和帛一直是书籍的主要制作材料，但这两种材料都有明显的缺点，即简重帛贵。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更为便捷的替代品。纸发明以后，迅速用于书写。曹操知道蔡邕家富藏书，准备派遣官吏去蔡文姬处抄写他留下的藏书，蔡文姬表示，男女之间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惟命。”但总起来说，纸在书籍制作中应用并不广泛，这是因为当时上层社会纸贱素贵的观念十分严重，使纸难登大雅之堂。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就自矜是当世大文学家、书法家，不屑用纸，“非得纨素，不妄下笔。”
西晋以后，造纸术进一步推广发展，造纸原料更加丰富，除了麻纸，又有藤角纸、桑根纸、侧理纸等；造纸工艺得到提高，施胶、填粉等工艺普遍使用，解决了纸洇墨等问题，使之表面光洁，厚薄如一；抄纸的活动帘床可能已经发明，纸张开始批量生产，产量大增。这些因素促使上层社会对纸的态度开始变化，同样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已经将纸作为礼品，一次送给好友谢安9万张。无论社会名流，还是皇室内苑，都开始较普遍地使用纸。
至此，纸取代简帛成为书籍制作的主要材料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其次，随着造纸技术的进一步改进，纸张用途的扩大，纸逐渐取代简帛成为书籍制作的主要材料。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代，图书制作是简、帛、纸并用的，如湖南长沙走马楼曾出土孙吴时期的简牍；魏文帝曹丕将自己所著《典论》送予孙权和张昭，就是一用素一用纸。到晋代，纸书逐渐有普及之势，两晋文学名家左思一篇《三都赋》竟使洛阳为之纸贵，足见当时纸书的风行。404年，东晋权臣桓玄称帝，干脆下诏，令从此用简者，全部以纸代替。纸的使用，使图书制作成本降低，图书品种和数量迅速增加，直接推动了藏书由贵族官员向社会中下阶层甚至普通百姓的扩展。
第三，书业本身发展的影响。从书籍的复制过程看，佣书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出现了专门代人抄书的“经生”，这些人中，有些日后成为著名学者，如阚泽、王僧孺、朱异以及崔光、崔亮兄弟。从书籍的流通过程看，民间图书市场发展迅速，西晋左思、南朝宋谢灵运、南朝梁刘孝绰等人每有佳作问世，朝成暮遍，全赖书铺传抄出售。不仅读书人通过书肆购书来丰富私藏，甚至皇室也赖此补充藏书，南朝梁元帝萧绎著《金楼子》，在卷二中就记载自己在蜀中时派人四出写书、购书的情形。据说，当时诸政权的都城如建康、洛阳、安阳、长安等地，书商书贩多至遍及闾里街巷的程度，其经营也有设铺开架售书、流动出售、送书上门等多种形式。
这一时期民间藏书发展的标志，就是藏书家人数和藏书数量比前代明显增加。据研究者统计，这一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藏书家，魏晋有22人，北朝有34人，南朝46人；藏书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屡见不鲜，沈约、萧统等人藏书量更是达到两三万卷。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藏书家
1.魏晋民间藏书家
王粲（177年—217年），字仲宜，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金乡一带）人。王粲学识渊博，经史皆通，尤长诗赋，为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代表作有《七哀诗》、《登楼赋》等，以《登楼赋》最著名，颇能体现他冠冕七子之才气和建安文学特色。今存其诗23首、赋20多篇，收入《王侍中集》。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和张华《博物志》中记载，王粲年少时聪明好学，才华横溢，深得蔡邕的喜爱，蔡邕表示，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后果载数车书与粲。王粲藏书主要得于蔡邕所赠，后经不断扩大，至临终时，家中藏书已近万卷。王粲去世后，其书由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不久二人因事涉谋反被诛，家传藏书悉入王粲族兄王凯之子王业之手，后又传于其子王宏、王弼。蔡邕所赠藏书在王氏家族中传延了数代。
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我国古代最为早熟的一位哲学家，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主要倡行者之一。代表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及《论语释疑》等。
王弼少年成名，却只活了24岁。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分析，王弼这么年轻，就成为经学大师，写出多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令名士巨儒自叹不如，主要就得益于蔡邕所赠的万卷藏书。
范平（215年—284年），字子安，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三国吴时因广学博识举茂才，后官至临海太守，政有异能。后辞官还乡，潜心研究儒学，并开办私学，教授门徒。69岁卒，赠文贞先生。
据史书记载，范平喜好“研览坟素”，尤其喜欢研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我国上古时期的典籍，深得其意，故学识渊博。陈颐道《怀范子安》诗中有关于范平家中藏书丰富的句子：“七录香芸新秘阁，百年黄叶旧江村。”范平有3个儿子，都以儒学至高官，均得益于家中藏书。范平的藏书后由其孙子范蔚继承，据《晋书·儒林传》记载，范家世代好学，有藏书7000余卷。远近学者慕名而来，以至每天都有上百人登门借阅，范蔚在开门借阅的同时还处处为读者着想，替他们准备衣食。如此规模地利用私家藏书、善待读者，在我国藏书史上是空前的，为后世藏书家树立了良好的表率，影响深远。
杜预（222年—284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杜预出身官宦世家，成年后得司马昭赏识，先后任河南尹、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等职。因其功勋卓著，封当阳县侯，时人尊为“杜父”。
杜预自幼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对经济、政治、历法等都有研究。杜预平吴后，兵戈稍息，便埋头于经籍中，时人谓之“杜武库”，称赞他博学多通。在各类书籍中，杜预尤爱《春秋左传》，自称有“左传癖”。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30卷、《春秋释例》15卷、《会盟图》、《春秋长历》等。
杜预家中所藏典籍甚多，平江南时，他将吴中藏书大多归为己有，派车运送家中，并嘱其子：另置一座宅院专门存放这批书籍，不要借人。可这反映出，杜预的藏书思想受汉代严格控制藏书少借与人的传统藏书观念影响很大。
张华（230年—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晋代著名学者和最大的藏书家。张华年少丧父，家境贫苦，曾以牧羊为生。张华贫而有志，勤勉好学。后来张华以《鹪鹩赋》受到名士阮籍赞赏，名声开始为世人所知，仕魏为太常博士、著作郎，入晋为中书令，后官至司空。著有《博物学》10卷、《杂记》15卷、《集》10卷，后人辑成《张司空集》传世。
张华身居官位时，利用为皇室整理藏书的机会，多方努力求购图书，使其藏书量迅速增长。有一次他搬家，光是藏书就装了30车。据《晋书·张华传》记载：张华生平雅爱收藏图书，死后家无余财，唯有文史藏书堆满书箱。作为藏书家的他，一生所得几乎都用于搜集图书。张华的藏书不仅数量超群，且多为珍善之本，当时就有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华所的说法。《册府元龟·总录部·聚书》、《晋书》中都有记载：执掌官府藏书的官员在撰定官书时，也前往张华藏书处索取查证资料。正是得益于私藏图书质高量多，张华为人方能“博物洽闻，世无与比”。他所著的《博物志》无所不包，其科学知识和历史文化资料，颇有利用价值。因此，张华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私家藏书家，也是一位见识广、阅历深的图书鉴赏家和著述家。
葛洪（283年—363年），字稚川，号抱扑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出身名门望族，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葛洪自幼好学，在生活的困苦中他仍继续学习，白天砍柴换取纸笔，晚上写书诵习，博览经史百家之言，一生在儒学、道教、文学以及医学、化学诸方面皆有较高成就。晚年在罗浮山修道，直到寿终。著有《抱朴子》内篇21卷、外篇52卷，《神仙传》10卷、《肘后方》6卷等。
葛洪先世已有藏书，《抱朴子》中记载，葛洪的藏书得之于日积月累、勤抄广购。由于经济拮据，他的聚书生涯比之常人更为艰辛。从《晋书·葛洪传》、《抱朴子内篇》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葛洪的藏书所涉及的学科内容十分广泛，有五经、史汉、百家之言、兵事、方技、杂事等，还有不少医学书籍，其中以道家书籍数量最多。葛洪生平著述总计不下60多种，以《抱朴子》最为著名，该书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研究与实用价值，其中《遐览篇》就著录各种道书神符260种。但葛洪藏书的确切数字，已无从考证。
2.南北朝民间藏书家
陆澄（425年—494年），字彦渊，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起官太学博士，历任太宰参军、太常丞，转著作正员郎，出为东海太守。入齐后，历任给事中、秘书监，领国子博士，最后官至国子祭酒。陆澄是南朝著名学者，精通经学、史学，并对诸子百家有较深研究。
陆澄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据《南齐书》本传记载：陆澄家藏书丰富，行坐眠食手不离卷，无所不知，大家有不明之事，都求教于他，世人称其为“硕学”。陆澄家有藏书逾万卷，且多为世人罕见之书。当时学界泰斗王俭自以为博学多识，世人没有超过他的，然而当他与陆澄谈论文史时，自叹不如，惊呼道：“陆公，书橱也。”陆澄藏书不仅为自己所用，而且还提供给其他人阅读。南朝宋著名学者张率因与陆澄的儿子熟悉，从而尽读其书。陆澄所著地理书及杂传，在他死后才流传于世。由此可见，陆澄藏书治学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是很大的。
沈约（441年—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今浙江德清）人。沈约经历了宋、齐、梁3个朝代，在宋时为尚书度支郎，入齐为文惠太子家令，并出任浙江东阳太守，后助梁武帝登位，官至尚书令。沈约工诗文，是“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齐梁时期的文坛领袖，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很高的名望。
沈约先世是东吴的世家大族，藏书丰富。受其家庭影响，沈约自幼酷嗜典籍。后家遭变故，生活动荡，但仍笃志好学，昼夜勤读。步入仕途后，沈约曾为齐校勘秘府所藏4部图书，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聚书生涯。《宋书·沈约传》称其祖父沈亮曾得赐书2000卷。整个《梁书·沈约传》中又载沈约好坟籍，藏书到了2万卷，整个京师的藏书量也不及他，可见沈约的藏书在当时是多么的可观。沈约的藏书观念十分开放，深慕蔡邕赠书给王粲的佳话，他认为古往今来聚财者未有不散，有书者遭不肖子孙散失的也不少，所以不如书赠贤者。据《梁书·王筠传》记载，王筠年少有才，深得沈约赏识，沈约就将藏书赠与王筠。
沈约一生著作很多，著有二十四史中的《宋书》、《晋书》，以及《宋文章志》、《齐纪》、《高祖纪》、《迩言》、《谥例》、《四声谱》等，有诗文集100卷。
任昉（460年—508年），字彦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竟陵八友”之一。任昉出身于颇有文化素养的家庭，自幼聪慧好学，4岁开始朗读诗篇，8岁能提笔作文，16岁以才名步入仕途。任昉才思敏捷，尤其擅长载笔，被誉为笔体之王，与擅长作诗的沈约齐名，有“沈诗任笔”之称。梁时曾任秘书监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