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梁书·任昉传》记载，任昉终生没有经营产业，穿布衣，吃粗饭，家中所有的积蓄都用来搜集典籍。任昉的藏书不仅数量惊人，达万余卷，而且精品很多，并经过认真整理，有私藏目录可供查询。任梁秘书监时，任昉参与主持整理官方藏书，与殷钧共同撰定了《四部目录》，另撰写《杂传》247卷、《地记》252卷、《文章缘起》1卷等。
任昉去世后，梁武帝派学士贺纵和沈约查阅他留下的书目，宫中所无，“就昉家取之”，充分说明他藏书之富。
王僧孺（465年—522年），字僧儒，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王僧孺祖上曾世为高官，声名显赫，其父早逝，家道中落。为了生计，王僧孺年少时替人佣书，一边抄书，一边诵习，从而博览群书，还练就了绝妙书法。
王僧孺一生仕途坎坷，但聚书活动顺利，据《梁书·王僧孺传》记载：王僧孺收藏图书已到万卷，并且多为秘书异本，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可以与沈约、任昉相提并论。王僧孺一生把精力都投放在典籍研究和著述中，著有《十八州谱》710卷、《百家谱集》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文集》30卷等。
南朝萧梁宗室中，多有嗜好藏书之士。从梁元帝萧绎到昭明太子萧统，以及宗室诸王中的安成王萧秀、吴平侯萧劢、南平王萧伟之孙萧静等都有藏书，而且数量可观，学术研讨特别活跃，留下了显著成绩。
萧秀（474年—518年），字彦远，梁武帝萧衍之弟。据《梁书·萧秀传》记载，萧秀平日清心寡欲，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唯独对图书典籍情有独钟，平时锐意求学，搜集经传，藏书很多，还曾经聘请刘孝标等学者编撰类书《类苑》，该书质量超过官修类书《寿光书苑》，可见当时萧秀的藏书数量与梁初官府藏书不相上下。萧秀死后，其子萧机继承了他的藏书。
萧劢，字文约，吴平侯萧景之子，后继袭吴平侯，累官广州刺史。萧劢喜欢藏书，以文章知名当世。《南史·萧劢传》记载：萧劢藏书达3万卷，每天披玩不倦，尤其喜欢《东观汉记》，基本上都能背过。当时文士刘显曾拿着书卷问他书中的事，萧劢应对如流，甚至卷数、页数、行数都无差错，可见其读书认真，又博学强记。
萧静（？—549年），字安仁，南平王萧伟之孙。萧静虽出身王室之家，却笃志好学，文才出众，号为宗室后进。据《梁书·太祖五王传》记述：萧静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其得书方式主要依靠购买与雇人抄写，藏书内容多为经史类，藏书质量很高且都经过认真整理与校勘。
李谧（483年—515年），字永和，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聪慧好学，曾师从于博士孔璠，从而博览群书。李谧13岁就精通音律、五经、历数、方技诸学，有“神童”之称。从师于孔璠数年后，孔璠反要常常向李谧请教疑难问题。虽然得到同门师兄弟的仰慕和老师的称赞，然而李谧并不满足于此，在和老师谈经论道之中，他深感自己读书仍不足，于是发奋鸠集典籍。据《魏书·李谧传》记载：李谧拥有大量图书，不重复的书籍就有4000余卷。李谧藏书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兼收并蓄，一书有多个版本，然后广校异同。
李谧在收集阅读万卷书的同时，还勤于著述，在经学和史学上取得非常突出的成就。他比照《春秋》三传之例，作《春秋丛林》12卷；以《考工记》、《大戴礼记》等书为本，考证明堂之制异同，写成的《明堂制度论》一书，受到后人推崇。
邢邵（496年—559年？），字子才，小字吉，河间鄚州（今河北任丘）人。邢邵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祖父邢颖，父亲邢虬，皆爱文史，博览群书，为北魏著名学者。据《北史·邢峦传》记载：邢邵自幼聪慧过人，有超强的记忆力，所览过目不忘，不到20岁就已名声在外，文章之美，独步当时。他每写成一篇文章，就有人争相抄阅，一时纸贵。
邢邵出生时，家中藏书就已经很多。受先人爱书精神的熏陶，他也十分重视收集藏书，家中藏书在邢邵手中得到迅速发展，就连官府整理官藏，都要向他借阅参校，可见邢邵藏书的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但他的藏书特点是重收藏而不精校雠，著有《思适寓斋图自记》。
三、民间藏书的南北并峙
由于社会动荡的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家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新特点。魏晋时期，北方保持短暂的统一，藏书家主要出自北方，像前面提到的王粲、杜预、张华等人；东晋南迁后，北方战乱频仍，而南方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民间藏书的保护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加上许多北方士人纷纷负书南迁，一举改变民间藏书固有的地域分布格局，使南方无论从藏书家的人数上还是从藏书量上都超过北方。
虽然由于纸的使用，已可以让普通百姓家有藏书，但真正有能力聚书上万，名书于史的仍然是那些高官显贵，而且，他们聚书也有各自的有利条件。一是官职之便。比如张华，历仕魏晋，所任都是中书郎、中书令等与图书有关的职务，有条件接触并得到大量书籍，况其雅爱书籍，平生所积全部用于购书，才能家无余财却有图书30车。再如杜预，率军平吴后专心图书，吴中藏书多为其所有。二是财力。魏晋时期，士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劳力，还能免交国家租赋，取得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在战乱频仍之际，普通百姓生命尚无保障，哪有余力顾及图书？只有这些势家大族有财力携带大量书籍南迁渡江，如永嘉之乱时，玄学家张湛的祖父仓皇南渡，仍能挑选王粲、王弼藏书中的珍本携至江南。相对于官府藏书，这一时期民间藏书受到的损毁程度要轻得多，因而在藏书品种和质量上均超过官藏。如张华所藏书在当时被称为“天下奇秘，世所稀有”，秘书监挚虞在撰定官书时，甚至要用张华的藏书来校正，张华著《博物志》号称博物洽闻，就得益于自己收藏的珍稀善本。再如任昉去世后，梁武帝命人检视其书，发现有很多竟为国家所无。魏晋南北朝历代均有从民间征书、抄书之举，民间藏书已成为官方藏书重要的补充来源。
纸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后，书籍的形制也出现了些变化。这时的纸质书籍写本采取的是卷轴的形式，书卷一般由多张纸粘连而成，以木轴为中心，从左至右卷束。以书籍篇幅的不同，连接起来的书卷长度也不同，通常在9-10米甚至更长。每一卷是一个单位，一本书由一卷或数卷组成。与此相对应，图书的存放也有了新的形式，除仍然沿用箱箧外，还采用架贮的方式存书，如《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记载常景的藏书“盈车满架”。采用架贮的好处一是便于按图书类别排列存放、检索取阅，二是利于通风，避免潮腐。由于民间藏书家藏书数量激增，有人便专门修建房屋作为自己的藏书室。杜预曾嘱咐其子别置一宅，存放他从吴中运回的书籍；北魏平恒则专门修造一处房舍，置经籍于其中。
卷轴装
最初的纸质书是以卷轴形式出现的。书卷是由多张纸连接而成的，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束。
为了使字体整齐美观，写本书上一般要画出界栏。四周的叫边或栏，各行字之间的直行叫界。书卷各行的字数不固定，一般是一面书写，也有两面写字的。书卷开首一般空两行然后写篇名、书名，写著作人姓名。全篇之后写本章名称次第，有时还写上抄写人姓名及年月日。卷子的末端常空数行，以备写书人将抄书的缘由经过写出，有的还会注明校注者、审定者、装帧者及用纸数量。
为保护书卷，在书卷前面加一块用硬纸或绢帛做的“包头”，古人称之为褾，褾的中间系一根带子，用来捆扎书卷。有许多卷组成的书还要用书衣包裹，叫帙。帙只包卷身，书轴仍露在外，放在书架上，称做插架。为便于寻检，又在轴头上挂一个小牌子，上写书名和卷次，称做签。
这样，褾、带、帙、签连同卷、轴，就构成了书籍的卷轴制度。
中国的图书目录学萌芽于战国时期，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检校秘书，将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6类，正式创立了目录学的体例。西晋荀勖又在郑默《中经》基础上编制《中经新簿》，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4部；此后南朝宋谢灵运、齐王亮、梁任昉等人也分别编撰四部书目录。虽然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但图书目录四部分类已被普遍采用。南北朝时期民间藏书也已经开始编制目录，梁任昉就曾编制过自己的藏书目录，可惜的是，此目已经失传，其内容体例已无从知晓。
中国的藏书思想在本时期也获得一定发展，除了杜预重视收藏而戒其子勿以书借人外，大多数藏书家都强调书籍的利用，这无疑受到蔡邕赠书给王粲无私精神的感召。如范平为来自己家读书的人提供衣食，崔慰祖亲自给来借书的邻人取书；甚至像北魏人李彪抄诵于高闾家，而甄琛又抄书于李彪家，这样的事例史不绝书。这种藏用并重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研究和文化发展，利用民间藏书私家修史、编纂图书蔚然成风，仅魏史私作就有陈寿《三国志》，郭颁《魏晋世语》，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王隐《蜀记》，环济《吴记》，阴澹《魏记》，孙盛《魏氏春秋》等多种。还有梁昭明太子萧统利用自己东宫所藏编选的《文选》，囊括唐以前诗文之菁华，成为千百年文人必读的文学范本，影响至今。另外，藏书家自著之作也颇值得一提，如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张华《博物志》，葛洪《抱朴子》，沈约《宋书》、《晋书》，王僧孺《十八州谱》等均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节隋唐五代时期的民间藏书
一、科举制与雕版印刷
581年，杨坚称帝，建立隋朝。历经数百年战乱的中国封建社会终于重获安定，进入秦汉之后第二个稳定发展的繁荣时期。隋唐时期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各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紧密，中外交往频繁，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使之达到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高峰。
隋文帝父子锐意文化，特别强调经邦立政的关键在于知典籍，甚至提到为国之本，莫此为先的高度。583年，隋文帝接受牛弘的建议，下诏购求遗书于天下，两年间就使篇籍稍备。588年冬，他派儿子晋王杨广平陈，将陈数百年所积的南方藏书全部接受。杨广即位，在长安嘉则殿整理藏书，统计出的书籍共有37万卷，赢得“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的盛誉。
李唐立国之后，继承了隋朝重视典籍的文化政策，太宗即位之初，未改年号即先购求天下之书，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诸帝不断搜求，终于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时期。玄宗开集贤殿书院大校群书，剔除重复者，仍达8万余卷。虽然安史之乱使之亡散殆尽，但经过肃宗、代宗的恢复，又渐次增至5.6万余卷。
隋文帝为打破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对政权的垄断，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官员。炀帝即位后又设进士科考试，标志着科举考试制正式创立。唐代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这一制度，形成以明经、进士为主的科举考试选官体系。由于明经主要考帖经，靠死记硬背也能考中，这大大激发了人们读书的热情。
在以上两种因素的刺激下，社会产生了对书籍的旺盛的需求，也使隋唐时期的民间藏书进入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
图书需求的增加对图书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先单靠手工抄写进行复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更为快捷的图书复制手段—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了。
雕版印刷源于制造印章和石刻拓印技术。南北朝时期出于拓印汉魏石经的需要，拓印技术已非常流行，隋炀帝就收藏有汉魏石经的全部拓本。变石刻为木刻从技术上说只有一步之遥。现在学者们大都认可唐代发明雕版印刷的说法。从文献记载看，835年东川节度使冯宿曾上奏说，每年朝廷还未颁发新历，剑南、两川及淮南道就有民间以版印历，在集市上出售，要求朝廷严禁。这是见诸正史的关于印刷品的最早记载。还有就是元稹为白居易编诗集《白氏长庆集》，说有人将白诗“缮写模勒”，炫卖于市。模勒就是刊刻。再从现存的实物看，1899年敦煌千佛洞内发现一卷印刷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首还有释迦牟尼说法图，卷末有印制时间“咸通九年”等字。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一卷雕版印刷汉字《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文中有武则天创制的“制字”18个，专家鉴定为武周末年（701年或702年）的印刷品。
【知识小百科】
唐刻《金刚经》卷本
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代雕版印刷的卷轴佛经，是世界上现存印有年代的最早印刷物。卷长491.5厘米，高24厘米，由7张纸粘接而成，完整无缺。卷首是释迦牟尼佛对长老须菩提的说法图，卷末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题记。图文雕刻精美，技法纯熟。该卷1899年发现于敦煌千佛洞石窟内，1907年被斯坦因支往国外，现存英国伦敦博物院。
唐刻《陀罗尼经咒》
唐代雕印的单页咒本。1944年在四川成都望江楼附近的唐代墓葬中出土，长34厘米，宽31厘米，中间和四周刻有小佛像，文字为古梵文，首行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一行汉字。雕镂精细，墨色浓厚，雕版印刷技术相当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