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使“调停”风波
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严重不安。当时列强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虽然尚无挺身而出阻止日本侵略的勇气，但包括日本的盟友德国、意大利在内，也并无任何一国明确支持日本，相反地，他们大都要求日本停战，维持中国“门户开放，各国同享”的局面。
9月间，国际联盟接受中国政府的提议，将日本侵略中国、违反国联盟约的行为交付国联咨询委员会讨论。27日，国联咨询委员会通过两项决议：（一）确定日本的军事行动违背《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二）目前中日冲突与一切国家均有若干关系，应由九国公约会议解决。这两项决议，是英美等国不甘心日本独霸中国而谴责其侵略行动的一个信号。然而，日本政府深知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日本无论如何都会成为被告，在会上遭受谴责，因此决定耍赖不参加会议，并怂恿德国、意大利也不参加会议。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暗示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藉以对抗英美列强的干预，避免被动。
不仅如此，日本为争取主动，还对中国抛出了“直接谈判”的诱饵。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赫伯特·冯·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像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狄克逊立即将此消息电告柏林。德国政府遂决定对中日两国尽到“朋友”的责任，出面调停中日战争。
日本为什么要选择德国出面作中日调解人呢？这是因为日本对英美诸国一向没有好感，并认定他们为称霸亚洲及世界的潜在对手。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15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由南京前往上海视察战况，安排有关英国侨民事务。他临行之前接到中国方面通知，蒋介石委员长夫妇将前往上海视察，邀大使先生同行。当然，这完全是出于安全原因的考虑。外交部认为，日本飞机绝不敢轰炸英国大使的专车，其安全系数是有保障的。
临行之前，许大使特别吩咐，将英国国旗覆盖于几辆车车顶之上，他也对疯狂的日本人存几分畏惧，害怕炸红了眼的日本飞行员会对他下手。蒋介石听说安排他乘英国大使的专车去上海，他气不打一处来，觉得很丢面子。平时他是从来不怕日本飞机轰炸的，每次空袭来临时，他都要在警卫们再三催促之下才肯起身入防空洞暂避，他觉得作为一个“伟人”自有“天神佑护”，更有必要在部属面前保持高大形象，所以，空袭警报越响越亮，他就越从容不迫。甚至在日本轰炸之间隙，他还从掩体中伸头出去观察我空军及炮兵反击情况。此次为了避免日本轰炸，部下要他搭乘英国人专车，这太有损于他一国元首的形象，他不从，并决定隔些时候自己乘车赴沪，他要让国人看看，他并不怕日本人。
许阁森大使专车出发了，蒋介石并不在这个小小的车队中。但是，有关蒋介石搭乘英大使专车赴沪的情报却通过国民政府内的日谍送到了日军大本营。为了彻底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日军统帅部决定不惜冒与英国翻脸的危险，袭击英大使专车，炸死蒋介石。
四架日军战机在京沪公路线上盘旋。
不一会，英国大使车队出现在日机驾驶员视野之中，阳光下，车顶上英国国旗分外耀眼，正好给日本人指明了目标。机长一声命令，四架飞机俯冲而下，对准汽车俯冲投弹，坐在车内的大使先生猝不及防，他万万没料到女王陛下的大旗居然没能拦住日本人的炸弹，一阵巨响之后，大使被甩出车外，汽车起火燃烧。日机见目的已达，一声呼啸，得意而返报功去了。
当头上缠满绷带的许大使被抬回南京之时，英国在上海黄浦江中的军舰以及美国商船也受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平时闲得无事吹吹口哨吃吃口香糖的英国水兵，在日本炸弹攻击之下更是狼狈不堪，个个只顾跳水逃命，而美国商船上的星条旗也被日军炮火烧成了灰烬。在日军占领区内，污辱英美侨民、抢劫其财产等大小事件也发生了几百起，英美各国开始感受到“日本皇军的威风”。
面对日本的不断挑衅，英美列强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英国外交部除对日本提出抗议之外，并无任何反击行动。美国资本家则正忙于和急需战略物资的日本做生意，对他们的“不敬”还来不及过问，连抗议也没有提出。
在日本人眼中，英美不是朋友，也没有资格来“调停”中日战争，而英美则视中日战争为“祸水”，远避都来不及，哪还有心事参与什么“调停”，美国总统甚至发表讲话，表示要像隔绝“瘟疫”一样把中日与世界隔绝开来，以免战火熏黑了他们自己的面孔。
在这种情况下，正在欧洲大地上忙于复兴的德国人便找到了“施展才干”的机会。
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大战之后，他不仅失去了在国外的殖民利益，自己国内局面也一塌糊涂。《凡尔赛条约》签约后，各战胜国强逼德国人付出巨额赔偿，德国人民生活水平因此一落千丈，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纷纷出现，其中引人注目的便是以希特勒为首的“**党”***组织，利用德国人民要求重振经济复兴民族的热望，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以集权、统一、复兴、重整军备为号召，大肆鼓吹德国民族的“优越性”，得到了国内各阶层各集团的响应，特别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终于在1933年夺取国家政权，成立了“第三帝国”。在以后短短的几年之内，由于美英等国出于各自私利的纵容庇护，德国经济得以快速复苏，重整军备进展迅速。随着国力的增强，德国对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边缘化”地位日益不满，希望重新成为列强之一。希特勒决心以军力为后盾，恢复并发扬昔日“德国的荣誉”。
虽然在思想观念和全球战略上倾向日本，但德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恢复经济重整军备更离不开中国提供钨矿等战略原料的支持，因此，德国也不希望中国战败亡国。因为德国人知道，如果日本吞并了中国，是不会再向他提供所需的原料的，因此维持中国的独立存在，对保证德国的战略原料供应十分重要。
对于远东的中日战争，德国的态度是不赞成的，希特勒希望同为他朋友的中日两国赶快讲和，共同对付苏联，为他“分忧”。对于中日战争是非问题，德国虽心知肚明却难以表态。德国人认为，既然中国是个弱国，自然在战争中不免要吃些亏，因此，中国应该赶快接受日本条件，停战谈判，让日本得些好处，而中国则可保住大局，不至于被彻底征服。从这一点出发，德国愿意当中日和解的“中间人”。
1937年10月30日，正当上海战事激烈进行之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德国政府之命在南京会见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介，正式转达了德国政府愿意为中日直接谈判进行斡旋的意向。陶德曼要陈介转报蒋介石，不要对九国公约会议抱有什么希望，也不要指望这个会议的一纸决议就能使日本从中国退兵，希望中国立即改变其联合苏联抵抗日本的外交战略，以与日本开始直接谈判的方式来结束中日间的冲突。
蒋介石接到陈介的报告，不禁喜出望外，本来，他就一直在希望国际联盟及“国际公正人士”出面调停，从而制止中日战争。现在英美撒手不管，而德国人要出面调解，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于是他下令外交部与德方赶快交涉，早日进行。
10月31日夜，被不断空袭及前方战报扰得十分困乏的南京城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安宁之夜，家家户户闭门安息，只有纷纷落叶在宽阔街边上随风盘旋。
此刻，在汉口路上德国使馆参赞斐尔诗的寓所内却是灯火通明，人影攒动。在宁的德国外交们齐集于此，邀请国民政府内“主和派”人士会晤并共进晚餐，会商中日和谈事宣。
留声机内播放着德国民乐，长方形餐桌上烛光摇曳，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及诸位德国顾问、外交官与何应钦等中方大员围桌而坐，边吃边谈。室内充满和谐气氛，使人难以相信外面正在进行的激烈战争。在客厅的另一角沙发上，德国大使陶德曼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并肩而坐，“款款深谈，所谈自与目前中日关系有关。”
汪精卫苦着脸说：“这场战争，该停止了。眼下我国军队现役部队基本也用完了，积存的粮弹也用过了半数，再打下去，中日和谈无望，我方人枪补充也成问题，中国大概将亡国了。陶大使此刻出面调解中日之争，令人十分感激。中德友谊之深，请接受我个人对大使先生及希特勒总理的感激之情。”
陶德曼眨眨眼说道：“汪主席所言极是。中日两国都是德国的朋友，我们不愿看到中日两败俱伤。德国政府希望远东早日恢复和平。当然啦，在目前状况下讲和，中国可能要吃些亏，不过这总比亡国强，再打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希望贵国仔细考虑一下，能否接受日本的条件，做些让步。如果能够答应，我将报告柏林并转告东京有关人士，安排你们双方直接谈判。”
汪精卫挤出一丝笑容：“谢谢陶大使，我们同意谈判，同意谈判。”临别之时，陶德曼约汪氏“礼拜三晚再会”，汪氏又约陶“礼拜六晚宴会”，双方皆允加紧联络。
既然中国最高当局有此停战意图，日德方面便开始了积极的行动。
11月2日，广田外相再次会见狄克逊，提交了日本政府提出的7项议和条件，其中包括建立华北与上海两个非军事区、内蒙古独立、建立华北新行政机构、停止抗日、共同反共以及降低日货关税等等。广田并要德国转告中国方面，如果中方不接受这些条件，日方将继续作战，直到中国完全战败为止。那时，日本提出的条件将比现在更加苛刻，企图威胁中国屈服。次日，陶德曼把日本的7项条件转告给了中方。
11月5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会见了陶德曼。
会谈一开始，德国大使就开门见山地劝告蒋介石，不要等打到筋疲力尽时再与日本和谈，应认真考虑日方的条件，觅取和平。
蒋介石听到陶德曼的话，不太高兴。他暗自思忖：现在上海战事尚未见分晓，太原保卫战亦在进行，九国公约会议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如果立即全部答应日方条件，将大大于已不利。于是他委婉地向陶德曼表示：如果日本不同意恢复战前状态，他就不会接受日方的任何要求，否则他的政府将被舆论的浪潮冲倒，“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蒋介石说：“我晓得，德国以及英、美、法、苏各国都是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来维持远东和平的，日本人独霸中国对列强全无好处，他们最终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世界”。
至于日方所提7项条件，蒋介石并未从正面作出可否的回答，而是泛泛地表示“当然可以再讨论并觅取友好的谅解”，也就是说可以与日方开始直接谈判。
最后，他特别关照陶德曼对这次调停活动要“严守秘密”，以免节外生枝，并要求陶氏代表德国方面自始至终都为中日矛盾的调解人，而不希望有“第四者”插足过问，陶德曼答应了这一条件。
也就在这一天，日本军队从杭州湾登陆成功，上海战局开始发生不利于中方的变化。
此后十几天内，陶德曼与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等人，秉承德国政府旨意，在南京政府军政要员中广泛开展了活动，散布“和谈”空气。法肯豪森向孔祥熙、白崇禧等指出“战局的严重性”，并吓唬说：“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而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政府内的“主和派”更借机煽动，要求停止抗日对日和谈。
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干扰了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军事行动。当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上海守军陷入前后夹击被动局面之后，本来我军完全可以按照作战计划主动撤离战场，进入吴福线国防之事，从容布置第二阶段的抵抗，而且战场前线指挥官已经下令最前沿部队撤出阵地，但蒋介石认为，九国公约会议已开，国际干涉马上就可以实现，更重要的是德国人的调停也许会奏效，起码会对日军的进攻有所抑制。因此，中国军队在此关头不能后撤，应该在淞沪坚持下去，给国联也给德国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再次下令前线各部队坚守阵地，已撤退的马上返回，未撤退的不许再退。这样就使我方前线指挥陷入完全混乱状态，并引发了随之而来的大溃逃。
这是蒋介石战略估算之一大错误，他过分相信了德国人的话，上了日本人的当，给我国抗战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然而可惜的是，当时他尚未觉察到这一错误，并在不久之后重蹈覆辙。
11月中旬，日本华中方面军毫不理会九国公约的决议，亦不顾及德国的调停，一路追杀中国军队，进逼南京。遭受上海战场惨败打击之后的蒋介石仍没有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他仍然寄希望于陶德曼的调解，来制止日军的继续深入。他估计日方在议和同时决不会不留一点情面地攻下中国首都，最多只会陈兵城下，逼中国和谈。因此，他决定拼凑起10万军队来固守南京，背水一战，结果又一次造成抗战正面战场上南京保卫战的空前失败。成千上万的将士死在日军炮火与屠刀之下。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蒋介石在明知南京守不住的情况下依然要进行南京保卫战，并且未做任何战役应变善后预案的原因，这是蒋介石以战场之外的原因干扰了战地军事指挥的又一典型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