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南京保卫战激烈进行之时，12月6日，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第54次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会上介绍了有关德国大使在中日间联络媾和的经过，讨论并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在国民党最高决策阶层达成了对日媾和的共识。会上决定派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会议决定，由蒋介石作出最后裁决。
蒋介石向孔祥熙询问日本人是否提出新的要求？回答是尚没有。蒋介石又分别向唐生智、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等征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仅此条件可以停战，那么就应该答应。于是蒋介石最后表态说：“（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这些条件尚不算亡国条件。（二）中国华北政权机构必须保存。”实际上是同意准备对日妥协。
然而，日本政府与军方并没有因南京政府准备妥协而罢兵，随着12月间日军分别攻占太原、南京、济南等市，其气焰更加嚣张。本来，日本人引诱蒋氏和谈只不过是他们实现灭华目标的另一种手段，他们哪里是真的准备与中国实现和平。可是诱和却大大地麻痹了中方的抗战意志，影响了中方作战部署。当日本在军事上节节推进之时，九国公约会议的结果竟不顾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对中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这充分表明了英美也不愿开罪日本。日方更加有恃无恐。
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进一步提高了“和平”的条件。复文首先要求中国政府对日本“表示乞和态度”，而后提出承认伪满、中日“满”合作、在占领区设置特殊机构、对日赔款等“四项基本条件”，以及“九项条件细目”。它限定中国政府在年内作出答复，然后派出代表在日本指定的地点谈判。23日，日本外相又向德方送交一份书面声明，以威胁口吻警告中方，如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方“就将被迫以完全不同于前此所持的观点来对待目前的局势”。无疑这已是对中方的最后通牒。
陶德曼大使气喘吁吁地跑来见蒋介石，转告了日本的最新要价及最后警告，蒋介石闻后“极其惊讶”，他又一次被日本的无赖所激怒。29日，他在汉口约集于右任、居正等国民党元老商谈，大家一致觉得日本的新条件是灭亡中国的条件，万万不可接受。蒋介石改变了态度，他最后表态说：“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1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应即严拒。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拒接倭寇条件，即严词拒绝。”此时国内舆论也闻风而动，强烈反对对日媾和。而汪精卫一伙亲日分子出于自身的政治目的却继续主张对日谈判，并鼓吹说：“不能再次坐失良机”。
日本方面对国民政府犹犹豫豫“毫无诚意”十分恼火。
1938年1月11日，日本内阁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对华继续用兵。他们要把蒋介石的政府“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13日，日本限定中方在72小时内表态。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讲话，狂妄而恼怒地宣称：“今后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并表示，“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即是比不承认该政府存在更为强硬”。
为此，蒋介石也不甘示弱，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强烈反应。
1月18日，中国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形之下，必尽全力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中日两国决定互相召回驻对方大使，不准备再谈和。
至此，德国调停“中日和谈”的丑剧暂时收场。陶德曼也灰溜溜地宣布他的“和平努力”完全失败了。
一个危险的阴谋
令蒋介石头痛的不止是南京的失守。他刚从南昌飞抵武汉，就又获悉另一件心烦的事情：韩复榘正联合刘湘，宋哲元等地方派系首领，意图“和日倒蒋”。
情报是由蒋亲自安插在济南的高级特工王道生送回来的。驻守山东的地方军阀头目韩复榘在抗战爆发后，曾拍着胸脯向蒋保证听从中央指挥，坚持抗战到底，但蒋介石以其多疑性格，素来对谁都不抱信任，对于这个善于出尔反尔、集封建式草莽英雄与现代军阀于一身的个性化人物，蒋介石更是防范在先。
早在8月初抗战爆发不久，他就亲自挑选了经过严格训练的大本营第一厅上校王道生前往济南，担任第三集团军与大本营之间的联络参谋，并在临行前密授机宜，让他同时刺探韩复榘的军事活动。
风度翩翩的王道生不负重托，到达济南后，即施展手段，先是佯作沉湎酒色，每日花街柳巷，一副花花公子的模样，使韩氏大放其心。随后，他再施伎俩，以金钱为引诱，获取相当多的情报，其中就包括了韩氏不满蒋介石利用抗战消灭异己的野心，与四川地方首领刘湘密谋，准备“反蒋和日”。
这份重要情报和王道生偷拍来的韩复榘第三集团军秘密军事撤退计划，如今正放在蒋介石的桌子上，被翻得零乱不堪。
蒋介石怒火中烧地在房间里来回转着，骂着娘，报告的内容一遍又一遍重现在他的脑海中：“职到济南不久，即发现韩复榘心怀不满，无心抗日，8月中旬就将山东省民众抗敌后援会改为省防后援会，自保性质溢然纸上。其后又不听战区司令长官调遣，将部队擅撤豫西。且韩复榘临阵退却之余，尚有不可告人之野心。职日前前往军部参谋室，发现韩复榘拟定之秘密军事撤退计划一份，遂于深夜再次潜入拍摄下来。”
“该计划文字叙述不多，注明了撤退曹县的行军序列和下一步转移汉中再另行部署的计划；毫无对日作战的安排，只是一个不战而退的军事计划和草图。从这个计划上可以看出韩复榘先将后勤物资运往豫西，第三集团军撤出济南后，不固守兖州，一部分经津浦线直接到济宁转曹县，其余部队按战斗序列，分别从指定路线过运河向曹县集结。”
“很明显，这就是韩复榘、刘湘、宋哲元准备盘踞汉中、潼关以西大片地区，宣布‘独立’的韩复榘部的军事计划。”
蒋介石终于骂出了声，他恶狠狠地诅咒着韩复榘，同时对宋哲元和刘湘也参与了这项“犯上”阴谋，深感震惊。宋哲元率领的西北军自8月份平津沦陷后，已无立足之地，现在听从中央调遣指挥，转辗于河北地区与日军作战，并不曾听说有什么怨言。况且，西北军虽骁勇善战，战斗力强，但宋氏性格耿直，以抗日为大局，不似韩复榘那样独裁专治，而且其部队在屡次与日交战中已损耗了不少兵力，原以为不足为虑，没想到他还是心怀不满，俟时要东山再起。
蒋介石感叹着人心不可测，同时又想到刘湘，这是个更令人头痛的问题。南京失守后，中央政府机构将西迁重庆，能否在四川扎下脚跟，就全看自己能否压住这个四川土皇帝了。当初川军出川抗日时，刘湘曾提出要求川军统一使用，由他亲自指挥，但出于多种原因，中央当然没有按他的要求做，相反，立刻就将出川的12个师分散到山西、上海、南京各处战场。想来，那时刘湘就怀恨在心了。
“报告。”警卫进门喊了一声之后，见蒋介石仍在沉思中，于是又喊了一声：“报告委座，宋司令长官从河南新乡发来的急密电。”
“嗯。”蒋介石这才回过神来，不耐烦地接过电报。电报不长，只有短短的几句话：“特急。南京蒋委员长勋鉴：目前第三集团军韩军长复榘派员前来洽谈联合独立，被元等严词拒绝。望委员长密切注意防范为荷！宋哲元。”
“韩刘两人果然要造反！”蒋介石怒骂道。然后，脸色略放温和，说：“宋哲元还算有良心，没有和他们联合来反对我。”顺手将电报递给身边的何应钦。
何应钦是送王道生的密报来的，因蒋介石发脾气，半天没吭声了。现在，他接过电报匆匆看过，道：“宋明轩是很有头脑的人，不会跟在别人后面乱来。这也是委座平时训导有方啊！少了西北军的帮助，刘韩两人就好对付很多，想要拥兵自立，与中央为敌，与全国为敌，实为不可能的事。”
蒋介石对何应钦的分析并未在意，追问：“以敬之看来，这件事该如何处置？”
何应钦略作沉思，答道：“宋明轩能深明大义，明辨是非，及时向委座报告，自然要给予嘉奖的。韩复榘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早就不得人心，找个借口把他除了，也可杜绝后患。刘湘那边倒不太好办，刘氏率军出川抗日，当初各大报纸都作头版报道，闹得沸沸扬扬，简直拿他当民族英雄看。如今没有抓到真凭实据，猝然下手，恐怕难服人心啊。”
“唔”，蒋介石点头称是：“你马上给宋哲元拍个嘉奖电，安慰一下。至于刘湘——他现在还在武汉吗？”
“是的，据说刘浦澄十一月中旬路过鄱阳湖，见鄱阳湖的螃蟹肥大、味美，吃了许多，引发了胃溃疡，后来又并发糖尿病，现在住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疗呢。”
“那就暂时别动他，派人注意他的行动，尤其是他与韩复榘之间的往来。还有宋哲元那里，也别太掉以轻心，过段时间，想法子把他手下的人分散开来，免得手中兵权太重，再生祸端。你先去办这几件事吧，——顺便把雨农叫来。”
何应钦出去后不一会儿，军统局老板戴笠就站在了蒋介石面前。
“刘湘正在汉口养病，他最近的行为很不好，和韩复榘搅在一起，想趁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和我作对。你派几个人去监视他，一有动静就向我报告。给你6个字的处理方针：病养、死葬、逃杀！”
蒋介石的眼里渐渐露出了凶光。
几天后，汉口万国医院。
刘湘忧心忡忡地躺在病床上，苍白而消瘦的脸上显出不堪辛劳的疲倦，近来种种的恶讽使他不胜负荷，不仅是川军出川后的任人宰割、蒋介石的不信任态度、南京沦陷等等，甚至连四周粉刷雪白的房屋和连日雨雪不断的恶劣天气，都令他心烦意乱，他有些后悔这时候同意接受记者采访了。然而——“刘长官，您对南京的失陷作何感想？”几个记者已经开始了采访提问。
“国都沦陷，我身为军人，不能尽绵薄之力，实在惭愧。”刘湘脸色沉重，缓缓而语。
“蒋总裁不日要将中央政府、重要工厂及学术机构全部迁入四川，刘长官是否真心欢迎？”
“当然欢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竭诚欢迎中央政府迁到四川，并将重要物资后撤到西南。”
“请问刘长官，对抗战前途是否抱必胜信念？”
“日军很强大，我们只能慢慢打、慢慢拖，大概要拖到宜昌、沙市一线，我们才稳定得下来，敌人那时也会被拖疲了。我已向委员长表示，再在四川练兵一百万，待时机成熟，即可挥师反攻，打退敌人。”
好不容易应付走记者，刘湘长长地松了口气，疲惫地躺下。刚才他所说的话，大半还是出自真心实意。在出川之前，他曾和中国共产党多次接触，对于共产党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方针甚为敬佩，愿意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去，并希望通过此率兵出川，改变与中央的关系，真正为民族存亡尽力。因此，抗战伊始，他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即率军30万出川参加抗日，自己受命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准备为抗战效力。
当11月20日国民政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后，刘湘又立即表示欢迎。
“顷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政府于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战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负终自我操，不特可得国际之同情，抑且愈励川民之忠爱。欣诵之余，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
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就将他的美好想象碾得粉碎。蒋介石并未认真而公平地对待川军。出川前，他与蒋达成协议：首批出川的12个师统一使用，由国民政府每月拨发经费140万元。但付诸实施时，蒋介石却毫不留情地将这12个师分别投入山西、上海、南京等各地战场，不仅架空了身为川军最高指挥官的他，而且还利用分别奖惩方法，分化瓦解川军高级将领。刚刚结束的南京保卫战中，他的6个嫡系师几乎拼耗殆尽，蒋介石却不给任何补给。
刘湘越想越觉得心寒，阴沉着脸转头问心腹大将邓锡侯：“前线打得怎么样了？咱们川军弟兄都还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