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在完成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以后，蒋介石立即着手制订了整训陆军60个师的计划，准备用三至四年时间，分六至八期进行整训，每期训练六至十个师，至1937年底全部完成任务。此次整军与以往缩编扩编均有不同，在其整军原则第一条中即规定：“依国防之目的，由中央确定编制。”就是说整军的目标是成立抗日国防军。之所以规定整军数为60个师，是因为考虑到日军现有常备军17个师团，除驻守国内、伪满、朝鲜外，对华用兵最多预计可达10个师团，而我军整编后以两个师抵抗彼一个师团计，60个师尚三倍于日军，这样“可操绝对胜算”。
根据整军原则，每个师一律改为四团建制，在集中训练军官干部后实行混编，“以消灭派系之弊”。首先整编集中于长江两岸的中央军以及东北军和“已就国防位置的非剿共部队”。
1935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1日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以陈诚为处长，着手开展工作，同时将整编范围扩展到骑、步、炮等特种兵，由于装备武器一时无法全部更新，此次整军仅限于编制上的调整充实。第一、二期共整编了20个师，第三期在1937年上半年又完成了10个师，到七七事变发生时，共计整编了近30个师，完成全部计划之一半。这次整编计划虽未全部完成，但通过大规模的整军使中国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这样评价说：“在1937年，中国的陆军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最强的。”
在空军建设方面，1936年6月以前，蒋介石南京政府全部只有14个中队的空军力量，后来在“两广事变”中，蒋介石听从谋士的计策，以重金收买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空军，使其9个中队的飞机“弃陈投蒋”，造成了南京所宣称的“空军统一”。是年10月间，趁蒋介石五十寿辰之机，国民党在全国掀起了“购机祝寿”活动，这一活动因其国防意义重大得到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热烈响应，得捐款近500万元，购得飞机68架。1937年5月，又划分出全国6个空军区，成立了第一（南京）、第三（南昌）两个空军区司令部，全国空军拥有飞机600余架，其中可用于作战的飞机305架，飞行员3000余人。中国空军初建规模。抗战爆发后在华东、华中战场上，中国空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取得了一些优异的战绩。但是中国空军是建立在购买飞机的基础上，缺乏再生之力，随着战争的延续，很快便消耗殆尽。
在海军建设方面，南京政府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太大，于是决定把力量投置于购买造价低廉的轻量级军舰与巡逻艇上，以供沿海及长江内河巡逻防守之用。至战前止，国民政府海军共拥有舰艇66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5.9034万吨。分为三个舰队。战争爆发后退而用于巩固江防。
为解决兵源补充问题，1936年国民政府又正式下令实施《兵役法》，“先就豫鄂皖赣苏浙六省划定管区，试办征兵事务。其余各省，亦已施行国民兵役，以为征集现役兵为准备”。据统计，1936年7月至12月，征集入营新兵5万人，受过军事训练的壮丁约50余万，正在训练中的壮丁一百余万，这一制度的实施保证了抗战爆发后我军后备兵源补充。
进入1936年之后，蒋介石指示军事委员会与军令部制订详细的国防作战计划，积极筹划对日作战事宜。
作为长江南北共同的作战基地，南京政府认为华中重镇武汉是“国防作战中心”。从1935年4月起，当局便在武汉行营内特设“武汉城防整理委员会”，先后由蒋介石的亲信钱大钧、陈诚主持工作，在武汉周围周长100公里范围内建立了环形防御线，并对深入长江内之日本海军舰只及汉口租界内日方潜伏势力作出了“歼灭性的处理”计划。按照蒋介石“选择要点构筑必要之工事”的指示，到1936年8月止，已在武汉周围田家镇、半璧山、阳逻、白浒山、城陵矶等江防要点设立了野炮掩体36处、观测所12个、兵员掩蔽部3个、重机关枪阵地11处及坑道、交通壕等；在葛店至新桥、豹子海、三里界、纸坊、龟山、信阳等陆防要地设立20处重机枪阵地及多处野炮阵地、观测所等作战设施。此外还完成了战时通信系统建设。在市区内则以构筑交通指挥台为掩护，秘密完成了对日租界的作战设施。
对于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地区，由于地处沿海，且必为日军入侵要道，对其国防设施的建设，当局予以了相当的重视。1931年起，国民政府就开始在这一地区建设国防战备设施，前后花费了一百多万元的资财，修成了三道国防线：上海至杭州（沪杭线）、吴江至福山（苏福线）、无锡至澄江（锡澄线）。到1937年，全部工程已基本完成。
关于具体作战部署，当局在制订1935年国防计划时，就已经规定“在江浙方面：驻江南部队应集结于京沪线及首都附近，一面任淞沪方面之增援，并相机扑灭上海之敌势力，一面防止长江内敌舰之侵扰，以维护首都。1936年国民政府还采纳了张治中等人的建议，成立了“京沪警备区”，由张治中出任警备司令，开始了以宁沪为核心的抗战准备工作。张治中专门主持制订了“京沪区”防御计划及其实施工作，具体拟定了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进攻手段，消灭驻沪日军后封锁海岸阻敌入侵的作战方案。以后又开展了五个师规模演习，同时宁沪铁路沿线各站也布置了军运准备。中方还以增加保安团的名义向上海市区增派了武装部队，为以后中国方面发起八一三淞沪抗日之役做了必要的准备。南京政府几年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战备努力及其在1936年国防计划中的设计都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局准备以长江一线作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这项战略意图已为以后的战争实际所验证。
总之，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抗战准备，蒋介石明知抗战即将爆发，他仍在尽力谋划延缓这场战争，以便积蓄更多的力量。
在1935-1937年的短短两年多时间内，蒋介石逐步改变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开始致力于抗战准备，加上1936年、1937年我国农业丰收，工业、交通建设小有成就，“币制改革”成功，统一了全国的货币金融体系，综合国力有所增强，这才使抗战爆发后初期阶段，军队能够有力量在华北、淞沪、山西、鲁南等地与日军举行较大规模的“会战”，并取得初步战果。
从当时中日两国力量比较而言，开战之初中国必定是要后退、要失守一部分国土的，中国抗战之最后希望在于以持久战拖垮强大的对手日本而不是指望以一二次战役来决战取胜。日本希望在速战速决，中国的希望则在于“以空间换时间”。尽管蒋介石在抗战前夕仍然为了政治上多种需要强调“反共”，甚至还希望在1936年底对陕北发动最后的攻击，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但是对于日本侵略的局面的严重性与紧迫性，他在内心深处是全然知晓的，并预先做了某些准备。他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也暗地和谈来拢络中国共产党，为万不得已时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留下一手伏笔。这一手准备后来竟而变成了事实。所以，从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甚至组织准备上，蒋介石都进行了抗战准备。到抗战爆发时，这些准备工作虽然并未百分之百的完成，但其基本根基已经奠定。这样才有可能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的短时期内，蒋介石及南京政府迅速行动起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以全部精力立即投入抗日战争。
过去有人说蒋介石是“假抗日、真反共”，“在抗日战场上一溃千里”，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明蒋介石全面的本质。如果我们清楚了其中真实原委，就可以发现，蒋介石是“真反共”也是“真抗日”，在抗日形势吃紧时，他也能暂时停止反共，改而变之为“联共抗日”。至于“一溃千里”，也要具体分析，在中日两军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下，战争开始阶段我军主力之后撤是必然的，虽然说中国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如果准备更充分，腐败现象少一点，也许不至于“一溃千里”，但总的战略后撤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我国总体抗日战略便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持久战。仅凭当时中国军队的力量是不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只不过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比较明显，在战争中的表现不如人意。
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切，他们认为自“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国内团结明显增强，国力增加，他仍所希望的中国内讧自耗的结局越来越渺茫，如果现在再不动手，“征服中国”或许会永远成为梦呓，自己底气已渐不足。为此，以战争为体现自身价值的日本少壮派军阀好战分子决心不顾一切，要在中国捅出点事来，不管日本政府是否同意马上发动全面侵华，他们在“征服中国”战略目标之下，能够取得天皇的支持，决心马上对华开战。“战刀已经拔出鞘，岂能空手插回！”
“中正决心全力抗战”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郊外丰台卢沟桥。
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黑夜的宁静。驻扎在丰台的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八中队正在举行夜间演习，他们的“假想敌”目标正指向河对岸据守宛平城的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官兵。这一枪是谁开的似乎是一件历史之谜，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这一枪是从河北岸日军演习阵地上传出的，在两军对峙的紧张局面之下，这枪声听起来是那么得刺耳，它引起了我方宛平守军的高度注意与警惕。
紧接着又是数十声枪响。不一会儿，一小队日军来到宛平城下，领头的军官走到城门口，抬头大声地呼喊中国守军开门。
我驻军班长来到城门口，询问日军有何公干。
日本军官说：“刚才你们开枪，而我方又发现失踪了一名士兵，皇军怀疑是被你们劫持了，我们要进城搜查，要你们开门！”
守城班长十分气愤地说：“你胡说，我们没有开枪，更没有绑你们的士兵，深更半夜，你们凭什么进城搜查？”
“八嘎！皇军就是要进城。”
“不行，我方部队正在睡觉，枪声是从你们那边传来的，不是我们开的枪，你们演习丢了士兵，关我们屁事。没有上峰命令，不能开门！”
日军无话可说，却派来了大队兵马，将宛平城团团围住，双方剑拔弩张，形势更加严重。
日军第八中队长清水节郎正在宛平城下指挥部队包围各城门，一名军曹带着刚才“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快步跑到他面前：“队长阁下，志村回队报到。”
“混蛋！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我去解手了。”
“你为什么不报告？为什么还回来？”
“这……”
“你马上给我滚回去，不许再露面，知道吗？”
“哈依！”
7月8日凌晨二时，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得知“失踪”士兵已经回队的消息，他不仅不责怪清水不及时报告，反而直率地说：“算了，算了，不要再提了，现在已经上报联队，与支那军交涉去了，马上终止交涉，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不定中国人又抓住什么把柄大肆宣传呢，现在不要再提什么‘失踪’了，就说是中国人‘非法射击’，就足够了。”
一木大队长马上打电话向牟田口廉也联队长报告，谎称“中国军队再次开枪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予还击？应该怎样处理才好？请指示。”长着一个大蒜鼻头的牟田口气势汹汹地说：“被敌射击，当然还击，你还等什么指示，天下哪有这样的军人？”
“那么，开枪可以吗？”
“当然可以，给我狠狠地打。”
中日军队在宛平城附近开始激烈交战，卢沟桥事变终于演变成中日两军全面开战的导火索。
当时中方华北当局最高领导人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他领导的原属冯玉祥西北军的二十九军部队，是在1935年趁日本人制造“华北事件”之机开入河北平津的。由于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身处蒋介石与日本冲突的前线，日子自然不好过。一方面，日本人想利用他搞“华北独立”，逼他脱离蒋介石出卖中国主权，这他当然不能同意；另一方面，蒋介石虽然默认了宋哲元占领华北的事实，想利用他的势力与日本搞“缓冲”，而在实际上又不失时机地不断削弱宋的力量试图吞并之。宋哲元又要防日，又要防蒋，地位不稳，他只好在蒋日之间“走钢丝”，利用蒋介石中央政府的力量抵御日本的压力，同时又试图以“经济合作”等“小利”来笼络日本，稳住日本在华北的驻军，以“中日合作”、“开发华北”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对付蒋介石的吞并与排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