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与会诸将领，沉重地说道：“请在坐诸位将领马上准备行装，返回各自防区，听候中央指示，做好战斗准备，这一战一旦打起来就不会小，大家要抱定牺牲救国的宗旨，准备打大战，打长期战争，我们是被侵略的，是为正义而战，有国际盟友的支持，抗战前途是兴旺的。”与会者被蒋介石的决心所感染，纷纷振作起精神，表示坚决拥护委员长抗战，与侵略者决一胜负，会议最后在悲壮激烈气氛中结束。
随后，一道道电令从庐山飞向全国各地：“全军将士通饬一体戒备，准备抗战。”
次日，陕北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保卫北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7月8日，蒋介石急电正在入川办理整军事宜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要其“火速回京，着手布置军事动员，拟定作战计划，准备抗战”。何应钦接电后，马上乘飞机赶回南京，主持了最高国防会议的应战准备工作。
9日，蒋介石下令调遣中央军主力部队两个整编师，“向石家庄及保定地区集中”，准备支援二十九军阻击日军在华北的攻势。
13日，蒋介石接到宋哲元急电，报告华北日军主力已经出动，大战在即，日本从国内及东北开来大批援军，看来和平已经绝望。他当即回电宋哲元，明确表示：“平津地区战略地位极重要，国际关系复杂，如我方能显示抗战到底之决心，只要不对日本人允签任何条约，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而且对于我方之被迫自卫，重要数国皆可理解，外交已有把握，中央已决定宣战。”蒋介石在电报最后坚定地表示了他的抗战决心：“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及个人之人格！”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议。
上午，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同下接见了来华访问的意大利政府特使、墨索里尼的朋友斯坦法尼，他在与意大利特使谈话中重申了中国抗战决心，表示此次日本挑衅，完全是为了侵略全中国，所以必不可能以“地方冲突形式”局部解决。他希望墨索里尼及意大利政府能从中意友谊关系出发，出面说服日本停止侵略，维持远东和平。斯坦法尼表示：墨索里尼及他本人对中国保持友好态度，希望中国最好不要陷入战争，应尽一切可能维持和平，从事建设。蒋介石见双方不太能谈得拢，便匆匆结束会谈，直接赶往“庐山军官训练团”大礼堂出席“第二次谈话会”开幕式。
宽大的礼堂中央，主席台高筑，会场上座无虚席，人人满怀激动之情，倾听中国元首代表中国政府的严正宣言。
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上，一身戎装，他身旁左右立柱上分别悬挂着大幅标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一脸庄严表情的蒋介石以他浓厚的浙江口音向全国及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不能再忍受日本任何形式的侵略与压迫。解决卢沟桥事变必须遵循我方四项条件：第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第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第三，中央所派之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就是我国政府对日本谈判的最低条件，如果日本不能同意这些条件，那我们只有出自抵抗之一途。”讲到这里，蒋介石不禁激动起来，他大声地说道：“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他郑重表示：“万一到了最后关头，吾人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是，“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和平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蒋氏的这一讲话，确定了国民党对日作战的方针，对南京政府初期抗战起到了动员作用，因而受到了拥护。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这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心声。
从7月11日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各军事机关的主要长官、幕僚及有关人员在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官邸秘密举行连续会议，紧急商讨应付卢沟桥事变的方针及国内军备动员、兵力部署等应战措施，到8月13日为止，会议一共举行了33次。这些会议对于制定抗战初期南京政府政治、军事方针具有重要意义，会议记录披露了许多重要史实。其中所涉及的内容有：
第一，关于派遣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北上，向宋哲元转达南京政府抗战决心的决定。蒋介石亲自下令派遣熊斌为代表，赴保定与宋哲元会晤，其任务为“宣传中央意旨，即本委座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旨。如宋主任环境关系，以为需要忍耐以求和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之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可放弃。如二十九军需要子弹与军实，中央可以源源补充”。熊斌抵达保定后，因宋哲元未达，即派人前往天津见宋，“告以：（一）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二十九军；（二）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二十九军助威，并向宋解释诸种误会”。7月26日，熊斌返回南京，并向军事长官会议汇报了“北行所得实情”。
第二，调遣中央军北上，做好应战准备。7月27日上午，长官会议在蒋介石官邸举行汇报会，决定了四条应战军事措施：“（Ⅰ）我军应仍照原定计划，在沧保、沧石二线上集中，构成阵地，期在此线上与敌作整齐之战斗。（Ⅱ）电告宋哲元：中央军以援助平津，期与敌在永定河地区作战之目的，先以主力集结于沧州-保定之线。第二十九军应固守北平、卢沟桥、长辛店、涿县之线，与保定方面保持确切联络。为增援二十九军，令孙连仲部二十六军即向永定河地区线前进，此后该路军归该主任指挥。（Ⅲ）令万福麟部五十三军即推进于保定、任丘之线，接二十六路军驻地，在该线构成阵地。”另，在全军实行全面戒备，炮兵、防空、装甲、海军、空军全面动员，并在各重点江海防要地作好战备。后方粤桂川各省驻军迅速完成整编，随时准备北上增援。
第三，商讨目前对日外交战略与方针。事变发生后，日本驻华大使及武官等多次约见中方外交官，表示日本政府与内阁不愿扩大战事，只要中国政府将交涉解决事变的权力下放给冀察当局与日本作“地方解决”，“事变即可很快结束”等等。同时他们又恫吓说：“如果中央派兵北上及派飞机北上，则日本将有适当之处理，以资应付，因此而引起之事端应由中国负其责任。”日本的意图是要逼南京中央政府放手，让日本吓唬宋哲元，达成不战而使“华北独立”的目的。
何应钦在会议上提出：现在我们准备未周，万一大打起来很难保证不吃亏，因此“目前中央应表示强硬，但另一方面却应让宋哲元去与日本交涉和平，如果交涉结果不超出中央允许条件之外，那中央马上可以追认，如果结果超出中央期望，不能同意，则中央可以推翻，不认账，这样南京中央就比较主动灵活了”。“至于军事准备则不能忽视更不能停止”。他的这一意见得到了会议的认可。
第四，关于国内各派力量的抗日态度。除了位于抗战第一线的宋哲元部而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决心参加抗战。白崇禧在8月4日第25次长官会报中回答桂省可调出抗日兵力数的问询时说：“桂省现有七师，有六团正在开矿，故约有五师兵力可用。俟第二次征兵实行可望增加若干。”山东韩复榘“态度良好”，他致电南京政府“主张抗战到底”。山西阎锡山于8月6日发表谈话，表示其政略为“抵抗日本之侵略”，其战略为“实行持久战”。他“并派张荫梧赴天津，用最恳切的语气致函宋明轩，劝其接受中央军之援助，协同抗战，不可妄听汉奸之挑拨”。四川刘湘通电“请缨抗日，并谓遵令整军待命”。
第五，关于接纳中共领导的红军参加抗日作战。在7月12日下午的第2次会报会上，关于“部队准备案”第十条中明确规定：“必要时令第三者（指中共红军）出绥东侵内蒙，以扰敌之侧背。”8月3日晚，在第24次会报中宣布了经蒋介石核定之抗战军事部署计划，其中第三条为：“即令陕北朱、毛所部开绥东出察北，向热河挺进（红军现编为三师，其番号115D、120D、129D）。”这些作战命令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的正式告成。
在蒋介石看来，现在国内政治统一，经济好转，军事准备也有一定基础，只要日本胆敢进攻，他一定要发动全面抗战，为国家也为他个人“保持人格”，争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