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抵抗
七七事变爆发之时，作为冀察行政最高指挥官的宋哲元军长正在山东乐陵老家休养。
他接到前线打来之急电，立即回电指示所部“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急”。他说：“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于是，他一面电令前线部队“扑灭当前之敌”，一面又指示“只许抵抗，不许出击”。意图在教训一下敌人之后停战保和。
7月8日至7月11日，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抗击日军，曾给敌军以重创，日军一度伤亡较重。为缓兵之计，日军多次派人与秦德纯、张自忠交涉，双方出于不同的目的一致同意应“努力于不扩大事态”。但二十九军坚决拒绝了日方提出的从卢沟桥撤出中国军队的要求。7月9日，张自忠在与日军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谈判时，“非但不肯应允惩处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的军队问题，也只不过主张调换其他部队前往驻防而已”。11日秦德纯在给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的电话中说：“其他条件都可让步，唯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
他们的这种坚决态度，得到了南京政府的支持，7月9日，何应钦致电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等人，称“兄等应付适宜，至为佩慰”。
7月11日夜，一列火车在浓浓的黑暗中沿津浦线向天津驶来，宋哲元及其家眷正在这列火车的包厢中，他急于赶回天津、北平，处理中日冲突，然而他万万没想到，死神正在前方悄悄地等待着他。
当列车靠近丰台车站时，黑暗之中，几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在铁路上一晃即逝，司机拉响汽笛，催促行人走开，列车从丰台车站慢速驶过，似乎什么事情也未发生，然而就在列车刚刚驶离丰台车站不远，列车后方却响起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红光闪过之处，车站窗台上的玻璃纷纷落下，路基被炸塌一大截。
宋哲元从座位上跳起，急急询问到：“怎么回事”？不久，消息传来，宋哲元心中顿时明白了一切，他抚摸着孩子的头，轻轻地说：“爹爹命大，差一点又是一个‘皇姑屯爆炸’事件。”
原来，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由于宋哲元的“不听话”，眼看其策动“华北独立”已成泡影，为了配合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阻止宋哲元回北平指挥抗日，他们暗中策划了又一次“皇姑屯暗杀事件”，企图在丰台车站前方利用宋氏专车停车前减速之机会炸毁包厢，杀死宋哲元，使我二十九军群龙无首，陷于不战自乱的境地。但很庆幸的是他们算错了时间。宋氏所乘列车没有在丰台车站停车，而是一直开了过去，日本人的炸弹也因此而迟爆了几分钟，宋哲元得以幸免于难。
为防不测，宋哲元在天津下车，暂住几天。
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正设于天津，恰逢其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因为数次策动“华北独立”不成，急火攻心，旧病复发，一命呜呼。日本陆军省又派来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的职务。宋哲元为了与日本驻军最高将领当面交涉事件，决定亲自深入虎穴，以“吊祭”、“拜会”的名义前往日军司令部谈判。
当时宋哲元还搞不清蒋介石是否要真的抗战，他还像以前一样既防日又防蒋，日本人抓住他的这一心理，雇佣汉奸在二十九军中施造谣言说“中央军北上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抢宋的地盘来了”，而日本人“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扼制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宋哲元听了这话，心中多少有了一点戒心，他想反正与日军多联系总无坏处，只要华北和平，对自己就有好处，于是，他前来“拜会”日军新任司令官香月。
香月清司是日军内部“好战派”军官。他在受任来华途中，特地顺道前往日本占领下的朝鲜，拜访驻朝日军司令小矶国昭大将。小矶国昭是有名的“强硬派”头面人物，他唆使香月来华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动手干一场”。而驻扎在伪满的日本关东军也派来代表专程拜见香月，明确表示“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这一切促使香月下定决心要在华北闹出点事情来。他一上任马上制定了对华北用兵的作战计划，规定第一期先扫荡华北中方二十九军，占领平津，第二期要在石家庄、保定一线与中国中央军决战，“彻底解决中国事变”。
虽然香月清司已决定大打，但是他却又狡猾地想骗骗宋哲元，麻痹二十九军。他“十分友好”地接待了宋哲元，一口一个误会，表示“事情不严重，和平解决无问题”。宋哲元在他蒙骗下还真的相信了香月的鬼话，他与日方签订了三条谅解事项，表示将从龙王庙等冲突区撤出中国军队而改派保安队来“维持治安”。
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日洽商已有重要进展，同时请蒋放心，“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情况，职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不卑不亢，折冲一切”，“决不作丧权辱国之事”。他带着满意的心情于19日继续乘车北上北平。
当他的专车路过平津线北仓7号桥时，却又一次遇上了日本特务埋的地雷。日特对他们上一次“失手”很不满意，松井特务机关长为此把他的手下排起队来打耳光，直到手打疼了才停止。他恶狠狠地下令再炸一次，一定要干掉宋哲元，不能让他回北平。
不知是上帝保佑还是日本人运气不好，这次埋在7号桥上的地雷居然没炸响，特务们眼看着宋氏专车安全过桥，个个垂头丧气，狼狈而返。而宋哲元自己则一点也不知道日本人又一次对他下毒手，他以为和平已有保障。回到北平之后，他为了向日方“显示和平诚意”，竟然下令我军自动拆除了城里的防御工事，并打开城门，犯下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误。而日本人却利用宋哲元的麻痹机会，继续向平津地区大量增兵。
7月2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对其拆除北平城防工事给予了批评，告诫他要“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日人所算”。“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同时要他将与日方达成的条件如实上报中央政府，并命令他立即去保定听命，调拨中央军4个师归他指挥。对此，宋哲元曾在会见英国领事及新闻记者时表示：“代表所签字承认之条件系敷衍日方面子。日方兴师动众，非得一点凭据，面子不好看。现在日本全国仅二十师人，用于平津者不过五、六万人，现中央交四个师归我指挥，决不怕日军压迫。”但实际上宋氏仍然没有下定抗日决心，他以二十九军“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故先到津部署”为由，拒去保定，对北上之中央军则“均令其止于河北南境”，同时密电请他的老上级冯玉祥“探询中央内情”。
南京政府的代表熊斌在保定等不到宋氏，便派特使李炘前往天津联络。23日熊斌终于在北平见到了宋哲元。熊氏向宋说明了中央决心抗日的立场，并解释了蒋宋间得误会。宋哲元也对他阐明自己“向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族利益为依归，本中央意旨办理，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同时也表达了对南京政府以往对日妥协的不满，他说：“华北局面难办，责任不在我身上，主要问题是‘何梅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你们给日本人签下卖身契。”“我有决心，决不屈辱，将来即会与日人成立何种协定，必较以往之‘何梅协定’为佳”。熊宋会谈，使宋氏对日幻想逐步减弱，次日起他停止了从北平周围的撤兵行动。
7月24日，日军见宋哲元停止撤军便着急起来，驻北平日本武官今井武夫与特务机关长松井，亲自跑来见宋，气势汹汹地质问宋哲元为何不履行条件了？宋哲元胸中有气，他拉下面孔，冷冷地说道：“撤军之事等下个月再说。”日本人问：“为什么要等下个月？希望马上办理。”宋哲元擦了一把汗水慢慢地回答到：“你二位也不想想，现在天气这么热，谁他妈愿多干闲事，等凉快点再办吧。”日本人听了这话，哭笑不得。松井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他威胁说：“阁下是想挑逗我们发火吗？”宋哲元也硬硬地回答：“你要发火请别处去，老子不吃你这一套。”
虽然日本人在宋哲元这里吃了瘪，但他们却利用宋哲元犹豫麻痹之机调足了兵力。7月26日，日军按照预定作战计划，以5个师团9万余人的兵力向华北各要地发起了大规模攻势。宋哲元这时才意识到“敌有预定计划，大战势所不免”，自己是上了香月清司的当。他愤怒地下令二十九军“抵抗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同时致电蒋介石，恳请中央派大军火速北上增援，南京当即回电，要求二十九军“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并保证“中央必以全力增援”。
虽然二十九军士气高涨，但由于准备未周，仓促上阵，因而战斗力大受影响。28日，日军以第二十师团为主力发动总攻击，二十九军南苑守卫部队在日军进攻下指挥失灵，陷入混乱，在撤退入城途中又遭日军伏击，到下午1时战斗结束，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作战中光荣殉国。
同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部曾向丰台之敌发动攻击，但未能奏效。而日军则分别攻占了清河镇、沙河等地，并在北苑、黄寺等处与中国守军展开大战。北平城内的守军独立第二十七旅于开战后被改编为保安队用于维持治安，几天后突出日军包围开往察哈尔省。
驻守天津的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于29日凌晨主动向天津日军发动攻击，占领了天津总站，并向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及飞机场等处继续进攻。后因日本援军到达，战局逆转，于下午3时撤退，天津随即沦陷。
同一日，即“29日凌晨两点，华北各地保安队几乎全部一齐发动，攻打日本方面”。其中通州、大沽、塘沽、军粮城等地战事尤为激烈。特别是通州，它是汉奸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有许多日本顾问及移民居住在这里。通州保安队虽然表面上是亲日的伪军，但他们早就秘密加入了抗日行列，全队上下充满了抗日复仇气氛。
7月28日夜，通州“保安队”队长张庆余得知日本人已展开全面攻击，他认为起义时机已到，便悄悄率领全队士兵突然向伪“冀东自治政府”发起攻击，在床底下把正在瑟瑟发抖的汉奸头目殷汝耕拖了出来，五花大绑，关进牢房。紧接着又把通州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及“保安队”中日本顾问与日本宪兵队全部缴械逮捕，随后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将200多名侵略者就地正法，并将日本兵营付之一炬。日军遭受重大打击，自己形容说当时情形是“鬼哭啾啾，留有余恨”。
30日下午，天津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向通州反扑过来，并攻入市内开展“扫荡”。“保安队”官兵突围出城与二十九军会合。汉奸殷汝耕趁战乱之机越墙而逃，他跑到已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哭求日本人打开城门，躲进朋友家中。然而日本主子却对通州之变恨之入骨，抓不到保安队，他们便拿殷汝耕出气。
8月1日，日本宪兵队又一次将殷汝耕逮捕，这个大汉奸又被关入日本牢房。日本人要他对“通州之乱”负责。经过日本特务头目今井武夫等人解释担保，殷汝耕表示“引咎辞职”，这才得以开释，但他在牢中已饱尝日本人拳头刑罚，连奴才也当不成了。事后他才知道，原来他之被捕是北平另一汉奸池宗墨为了争权夺利而挑唆日本宪兵队所为，殷汝耕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只好在北平“隐居”下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汉奸卖国将殷汝耕逮捕处决，他终于落得个应有的下场。
28日下午2时，宋哲元在北平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长官会议，决定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等职，留下来继续与日交涉，以备万一可能的“恢复和平”，而他自己则和秦德纯、冯治安等率部于当晚离开北平赴保定。随着平津两市失守，华北地区很快沦陷。
这样，抗日战争正面战争第一战役平津之战，在很短时间内便以中国军队的全线撤退而告结束。
宋哲元为什么要特派张自忠留下来与日本人交涉“和平”呢？这里面有一点历史上的原因。
早在长城抗战之时，张自忠同二十九军其他将领一样，是“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抗日英雄。1936年6月，他作为宋系重要将领之一、第三十八师师长，从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调任天津市市长，开始参与宋系集团与蒋日双方的周旋与斗争。当时天津是华北重镇并驻有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敌我关系极其复杂。要想在这块地面上掌好权柄，只靠硬的一手是不行的，为了“好应付日本人”，宋哲元用起了中国统治权术中惯用的“红白脸”一套方法，有意识地形成了二十九军干部中的“硬软”两种人，于是外界有种种谣言说：“张自忠将军是亲日的，冯治安将军是抗日的”等等。当时日本人希望宋哲元能在他们指定的小汉奸中派一人去天津当市长，以便操纵，但宋哲元认为“要稳定住局面，暂时维持和平，不要出事”，“唯有叫张自忠将军到天津去对付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