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上任后，因工作关系时常与日本人及汉奸亲日派来往，因此关于他“亲日”的传闻便越来越多。他的部下也不理解他，询问说：“现在舆论对你抨击，国人对你唾骂，连我们都不知道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张自忠闻之沉默良久，而后十分严肃地说：“目前华北危机，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至大，我国军究竟准备到什么程度？本军现在仍散住在各处，尚未集中，在和平尚有一线希望，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之时，只有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忍受目前的耻辱，凡不能忍受的，绝难任重致远。周公尚有流言日，好在是盖棺论定。成功成仁，将来一定有好机会的。和平绝望之日，就是我们牺牲的最后关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轧成碎粉，用化学分析分析，看有一点汉奸气味没有？”
七七事变发生后，张自忠也是坚决主张固守卢沟桥阵地的，他在与日方交涉时坚决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但他受宋哲元的影响，仍然希望尽一切可能保持和平，不主张立即大打，结果在客观上上了日本人的当，而对他“投日”的议论也因此而更多了。
对此张自忠亦非常苦恼。在7月底日本发动全面进攻之后，张氏决心以全力抗战的行动来洗刷自己。不料，27日晚宋哲元却在撤退前开会决定让张自忠留下继续办理对日交涉。宋哲元说：“此次日本全面进攻，二十九军有可能被日军打散、打垮，为了保住二十九军，需要与日本周旋，以拖延时间收容部队，稳定时局。”当时张自忠对此未置可否。28日下午，南苑失守，宋哲元在率部撤退时对张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方接触，好维持局面，谈得好的话，二十九军兴许还能返回天津，谈不成也不要紧，只要能拖延几天就行。这一切，以后我会代你剖白的。”宋当场还写下手令，让张代行他的一切职权，同时，电告南京中央：“职今晨3时抵保，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不料张自忠看到手谕后，坚不接受，最后宋“哼”了一声说：“我们二十九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竟不服从呢？”不得已张自忠这才哭着受了命。事后，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其回忆录中也描述了撤退前夕的情景：“张将军（自忠）含泪告我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其悲痛情形已达顶点。我却郑重向其劝勉说：‘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谅解的一日。’”
7月29、30日两日，张自忠接收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他显得精神沮丧、意志消沉。8月初，日军开入北平。今井武夫等日军首脑企图扶植北洋人物吴佩孚出面组织汉奸政权，但被吴氏拒绝。无奈日本人转而起用江朝宗等汉奸成立了“治安维持会”，作为名义上的北平市负责机关，与张自忠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留守部争夺权力。由于张自忠所部三十八师官兵仍在天津与日本人作战，日方便认为张是“抗日积极分子”，不把他作为可利用人物，拒绝与之交涉，并强令立即解散“冀政会”。
张自忠见留在北平已无意义，遂于8月6日在北平各报发表声明，辞去一切职务。日本人要抓他，他便躲进了东交民巷的一家德国医院。
9月3日，张自忠化装成一个商人，混在难民群中，等待城门一开便侥幸混出城去，他赶紧乘车去天津，在朋友帮助下乘上外轮，经由海路抵达烟台，然后坐火车到达南京。
当时国内舆论一致认为张自忠留在北平不走就是当了汉奸，因而处处有人骂他，并要求惩办他。张自忠在南京听到街头巷尾之议论，感到无脸见人，心情十分沮丧。
第二天，他十分消极地来到中山门外四方城别墅中见蒋介石。
房门一开，蒋介石快步走了进来，张自忠连忙站起身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张氏双眼湿润低沉地说道：“委员长，自忠在北方失地丧师辱国，罪有应得，请委员长严予惩办。”蒋介石连连点头，拉着他的手安慰说：“好，好，我全知道了。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都知道。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过失由我统统负责。外面的一些议论，不要管他。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我再约你详谈。”
对于张自忠的所作所为，蒋介石心中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张是被冤枉的，他是一条好汉，今后在抗日战场上将大有用途。因此，几天之后，蒋介石颁下手令，任命张自忠为由原三十八师扩编的第五十九军军长，让他回原部队指挥子弟兵参加抗战。
摆脱烦恼的张自忠决心在抗日疆场上以杀敌报国、舍身成仁来一洗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他在全军大会上对部下痛哭失声地说：“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找寻成仁的地方。”在以后的战争中，张自忠率部打了一次次硬仗与胜仗。在台儿庄会战中，他率部参加了淮河阻击战及临沂保卫战，五十九军官兵在他激励下拼死杀敌，击溃了日军精锐坂垣师团，为确保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因作战有功，不久他被擢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又升为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率部转战鲁、皖、豫、鄂各省。每次战前，他都留下遗书，随时准备为国献身。他曾亲口对冯玉祥说：“我不管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我总要拼命的干一场，作一个榜样给人看，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报效国家，不给先生（指冯）丢脸，活着我要活个样子，死也要死个样子，我觉得我越走越光明。”
1940年5月16日，在襄东战役激烈战火中，张自忠亲赴前线指挥，在南瓜店被日军包围，突围时被日军炮火击中。临终前他仍对身边人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在最后一刻他仍奋然跃起与冲上来的日军搏斗，终于为国捐躯，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报国誓言。
在抗日战争中，张自忠将军是中方牺牲在抗日疆场上的最高将领。他的死为他的一生做了光荣的总结。国共两党领袖对张自忠的殉国都给予了极高评价。蒋介石在悼张自忠文中明确表示了对他在华北“忍痛含诟与敌周旋”，“而未尝以一语自明”的理解。周恩来说：“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七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平津失守后，全国上下对宋哲元及二十九军一片指责之声，宋氏心理承受极大压力，“精神时有错乱，说话有时失常”。“到保定后，比平时说话更少了，常常陷于深思之中”。他即为丧师失地难过，又担心南京方面借机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头上”。7月31日，他让冯治安代理军长职务，8月3日，发表通电，引咎自责，表示此次失败“因为敌人之蓄久计划，亦为哲元处置失当，实应受国家之严重处分”。7月29日蒋介石接见记者，对平津失守发表讲话，他说：“在军事上说，宋早应到保定，不宜驻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张。”对宋不服从中央之令表示了批评之意。但他又说：“日人军事政治势力之侵袭压迫由来已久”，“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至宋个人责任问题，不必重视”。
蒋介石复电宋氏加以安慰，并邀其去京一谈。宋怕其中有诈，派秦德纯先往。蒋对秦慰勉有加，并表扬他们“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得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同时批准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8月6日，南京政府复令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司令。
蒋介石对宋氏的宽容与拉拢，令他十分感激。8月21日，他亲赴南京谒蒋，并发表公开谈话，表示抗战必胜信心与对蒋氏之忠心。蒋氏亦表示宋“在华北的一切”都是遵守南京政府的命令，他并批准将宋过去在华北截留南京政府的关税款项全部报销，使宋氏更加感激。
然而，蒋对宋的友好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这并不能改变蒋氏分化、消灭异己的一贯方针。1937年冬，宋哲元以河北大名为基地，遵照蒋氏“进出冀南、攻略石家庄、策援太原”电令，率部向邢台日军攻击。宋氏以迫切的复仇心情，命令所部“五天攻下邢台，八天拿下石家庄，狠狠地打他一下”。而正当宋部“挺进部队节节胜利的时候，大名忽告失守，后路切断，通讯联络及补给供应均遇到很大困难”。使这次战斗功亏一篑，而其关键在于“后方的大名忽被邯郸之敌袭占，蒋（介石）坐视不救”。此后，每每在宋部作战不利时，中央军均不救援，反而任其失败消耗，这使得宋氏逐渐心灰意冷，认清了蒋氏利用抗日消灭异己之用心。
尽管如此，宋哲元依旧坚持了抗战的立场。他曾严肃拒绝了韩复榘邀其“联日反蒋”的叛国之举，保持了爱国将军的荣誉。
不久以后，第一集团军被蒋介石分散调遣到各地作战，其中六十八军刘汝明部调归第一战区司令部直接掌握，五十九军张自忠部调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3月，宋哲元被提升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丧失了带兵权。随即第一集团军番号被撤销，余下的冯治安七十七军及石友三六十九军留在黄河北岸担任游击。宋哲元最终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到职后不久，宋哲元便积劳成疾，于1940年4月5日在四川绵阳病逝。
“赶敌下海”
1937年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大门口。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与一等水兵斋滕要藏喝得醉醺醺地开车来到机场大门口，口中骂骂咧咧，要我守卫机场的保安队员让开大门，让他们进去玩玩。中国士兵当然拒绝。大山勇夫顿时火起，用半熟的中国话骂到：“支那兵，你们快要死啦死啦的，北平已经被皇军占领了，上海也快了，哈哈哈哈，让开，快快地让开。”他见卫兵不肯退让，便下令开车的斋滕：“冲，冲进去”，一边说，一边拔出枪来向卫兵射击，卫兵应声倒地。
面对疯狂挑衅的日军，早已操枪在手而又满腔怒火的我方守军，再也按捺不住愤怒心情，守军队长一声断喝：“去你妈的小鬼子，给我打。”一连串仇恨的子弹飞向日兵的汽车，全都打在驾驶台上，鬼子车头一歪，冲向路边壕沟中，大山与斋滕全都回老家去了。
这就是发生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事件”。
七七事变发生后，驻在中国东南重镇上海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眼看日本陆军在华北肆意侵略毫无顾忌，便十分眼红，急于想参加侵略战争，抢一份头等功，以免被陆军独占了鳌头。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当时正在台湾指挥舰队演习，闻讯后立即赶回上海。7月11日，他主持召开了“特别警备会议”，根据日本海军省的指示，研究海军参加“保护上海日侨”的问题，会议决定立即组建三组“特务舰队”，由长谷川清亲自指挥伺机而动。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总想进一步把事情搞大。7月16日，长谷川清又向日本海军省及内阁上书，请求在上海、南京一线发动战事，立即消灭中国海空军，并派遣五个师团，从上海攻向南京，将中国政府置于死地，以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他写道：“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置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最要着。”8月4日长谷川清又一次请示东京要求增兵上海。但得到的答复是“要慎重行事”，“待继续观察形势再作考虑”。8月7日上午，日海相米内光政向陆相杉山元送交了准备提交内阁的《请紧急派遣陆军进驻青岛上海案》，但内阁并没有讨论这一提议。直至8月上旬末，日方的作战方针仍然是“陆军仅派至华北，为保护日侨可动用海军，毋需陆军出兵上海”。
然而，日本海军因急于加入对华战争，长谷川清亲自下令所属舰队不顾一切开始备战，并指示手下陆战队官兵在上海闹事，以挑起战火。
当时日本海军陆战队驻沪兵力仅3千余人，以虹口陆战队本部为大本营。兵力并不充足。然而，长谷川清司令为了迫使日本军部答应他在上海开战的要求，根本不顾其他，一心想要开战。他首先策划了海军陆战队员宫崎贞雄“失踪”一案，企图重演故伎，然而宫崎这家伙太笨，竟然没躲好，被中方找到了，日本人只好另想办法。他们又派大山勇夫等人驾车去硬冲中方军事要地虹桥机场，造成了预料之中的事件。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省开始向上海增兵，“司令长官决心增强海军兵力，命令在日本佐世保待机的部队进入上海。”日军驻沪陆战队兵力一下子猛增到1万2千余人，并摆开了作战阵式。
上海的危急形势随着一封封急电不断地被报告给南京。此刻蒋介石正在中央军校办公室内指挥着全国的抗日战事。
随着北方战争的不断升级，冀察平津连续失守，日本陆军主力向西攻击绥远及山西，正在执行拟定中的侵略计划。蒋介石眼看设想中的抗战方案实施机会已渐成熟，正在考虑如何将日军主力吸引南下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