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论及“省籍议题”的历史缘起、发展演变、当代特征、生命周期及其与台湾政治情感的互动。“省籍议题”是指有关“省籍情结”的舆论议题，属于台湾内部族群关系议题。“省籍情结”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政治情感，以“省籍情结”为指向的“省籍议题”，是台湾政治情感的代表性符号。
“省籍情结”是台湾的悲剧，其悲剧性不仅仅在于它是悲剧之果，而且在于它是悲剧之因。台湾的一系列悲剧性的因素导致、加剧并扩大了这一情结，反过来，台湾的一系列悲剧事件又最终可以在“省籍情结”上找到其最原始的根源。
“省籍情结”是一系列错误的产物。这些错误包括一系列客观的错位、重叠的误会、无意的疏失、人为的误导，特别是有意的挑拨。它在无数的偶然和冥冥的必然中酝酿、产生、累积、扩大并持续地发酵，成为台湾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最廉价的政治工具和最活跃的舆论议题。
第一节“省籍情结”的历史缘起
“省籍情结”是指台湾地区“本省人”与所谓的“外省人”之间互不信任、彼此对立、相互歧视的一种心理矛盾，是在台湾特殊的族群关系中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族群意识。
所谓“本省人”，主要是指1945年光复前来台定居的汉人移民，主要以闽南人和客家人为主；所谓“外省人”，主要是指1945年光复后陆续来台，特别是1950年随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撤退而大规模移居台湾的各省人士。
理论上，台湾称不上一个族群（ethnic group）复杂的社会。台湾的学术界对台湾族群的界定与分类，或者按民族（nation）或者按亚族、次族（sub-nation），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将族群分为两个，一个是汉族，包括闽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其实，所谓外省人不只是汉族，还包括满、蒙、回、藏、苗各族）；另一个是原住民族，包括高山九族和平铺十族。另一种是把族群界定为亚族或次族，其或只是具有某种共同文化特征、历史经验乃至共同利害关系的人，在此意义下则把台湾族群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四大族群，其中原住民又分为九族。”从族群结构的人口比例来看，台湾“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于2004年进行“台湾地区客家人口基础资料调查研究”，这是台湾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的族群人口调查。其量化的调查发现，台澎金马地区四大族群中，单一认定福佬人（即闽南人——笔者注）占73.3%、客家人占13.5%（台湾客家人约12.6%、大陆客家人约0.8%）、台湾少数民族占1.9%及大陆各省市人占8.0%。另外，全球化的移民潮，形成一个新的非台湾籍配偶人口社群。从1987年到2003年底止，非台湾籍配偶申请入境人数合计301414人。其中外籍配偶人数为106425人，大陆配偶人数为194989人，在台湾形成四大族群外第五个新的人口社群。这第五个社群看似人口比例不大，但是他们与配偶及子女加在一起，则是未来不可忽视的力量。胡忠信认为，十几年来，台湾发生最大的转变就是“新台湾之子”的产生。现在台湾地区的新生儿当中，每8个小孩，甚至每7个小孩，就有1个小孩是非台湾籍的母亲所生。
但就在台湾这样一个族群并不复杂的社会里，却产生出牵涉面广而且影响深远的“省籍情结”，其发展走向不仅关系到整个台湾社会而且关系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成为左右台湾政局、决定台湾命运与前途的最重要的族群意识。令人深思的是，台湾最重要的族群意识不是产生于从学术角度看其族群特征更加明显的汉人移民与台湾少数民族之间，而是发生在无论是种族、文化还是语言都基本相同的汉人移民之间，即所谓的“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这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族群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在美国，族群意识的鲜明或强烈首先表现在原住民印第安人与美国移民的关系。其次才是美国黑人与美国白人的关系，尽管美国移民社会也是有先来后到的顺序，但是美国白人之间的族群意识几乎闻所未闻。
一、移民社会的人口学背景
移民社会为台湾的“省籍情结”提供了人口学的背景。台湾地处边陲，与大陆隔海相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台湾成为一个以移民为主的社会。除了早期的少数民族，历代汉人因各种原因迁徙台湾，构成了台湾人口的主体。其中比较大的移民潮，一是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郑芝龙组织数万闽南饥民入台，二是明末清初，郑成功为抗清而收复台湾带来的移民高潮，三是清朝康熙统一台湾后带来的移民高潮，四是乾隆年间清王朝取消禁渡后带来的移民高潮，五是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后的移民高潮。
这几个大的移民高潮除了大量的民间移民外，往往还带来大批的军事移民。移民的陆续赴台成为开发台湾、建设台湾的生力军，但也带来了族群问题。由于移民本身没有土地，移民必须和先住民争夺或重新分配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资源，这自然带来相互间的摩擦与冲突。而且后来的移民初来乍到也要投靠先期移民的同宗同乡，甚至这些后来的移民正是先来的移民引介而来的，这样利益的冲突、血缘的不同、语言文化差异以及生存的需要（联盟或对抗），就造成台湾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族群。这种特殊的族群关系既以空间上的祖籍地为区隔，也以时间上的先来后到为差异。所以，台湾所谓的四大族群：少数民族、闽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既有来源地的不同，也有先后顺序的区别。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个人的力量势单力薄，因此能否抱团是争夺资源的重要筹码。各种历史、文化的共同点，比如血亲、同姓、同村、同乡就成为利益共同体的联结点，而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赖共同体对个体的接受、认同与保护。这样利益的冲突、抱团的需要就容易演变成一个个群体事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械斗”。除了由不同祖籍的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引发的“分类械斗”外，另外还有同一祖籍不同血缘，或者同一血缘不同分支，因宗族或其他矛盾和冲突引发的“宗族械斗”与其他“械斗”。特别是“分类械斗”成为台湾历史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械斗”是移民社会的产物，因为争夺资源，就会出现先来与后到者的各自抱团，或者不同地缘关系的相互联盟以及不同姓氏、甚至同一姓氏不同分支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内部组合。“械斗”在台湾时有发生。在清代前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到咸丰十年（1860年），据不完全统计，一共发生各类“械斗”事件55起，其中“分类械斗”47起。
移民社会特别是陆续赴台的移民社会，构成了台湾“省籍情结”的人口学背景。分析“省籍情结”，不仅要讨论空间的地缘关系，还要考虑时间的先后顺序。所谓“外省人”，不仅是来源地不同，而且赴台时间也不一样，所以他们对于先期赴台的“本省人”，不仅是“外来的”，而且是“后来的”。直至2005年，在台湾电视新闻里仍然能看到匪夷所思的“中国猪滚回去”的标语牌。从这被操纵的情绪化语言，可以看到其背后埋藏着和“分类械斗”的背景一脉相承的移民社会的主线。从这句话中仍然可以看到空间和时间的交织，“中国猪”是空间的，其来源地不同，其潜台词是“外省人，非我族类”；“滚回去”是时间的，其潜台词是“这是我先来先到而拥有先占权的地方，你们后来后到，所以应该滚回去”。操纵或接受这种议题的一些“本省人”，从来就没有考虑或者考虑了也觉得不重要的事实是，相对于原来的住民来说，他们也是后来后到的“外来人”，如果根据先来先到的逻辑，也应该被原来的住民“请回去”。这样在一些“本省人”心目中就分裂出两个逻辑，一个逻辑是对付“原住民”的，这里没有什么先来后到，大家都是台湾的主人，甚至自己是更强势的主人；另一个逻辑是对付“外省人”，“我们才是本土的，你们就是外来的”。
二、日据时期埋下的隐患
考察台湾的人口与结构，一个虽然移民不多但对台湾的移民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不能逃离我们的视野，那就是日据时期。1895年，清廷被迫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与祖国大陆分别走过了50年不同的历史轨迹。一边是大陆历经义和团、八国联军、废除科举、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党诞生、北伐、大革命、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解放战争，革命风起云涌，战火延绵不绝，大陆人民经过了大变革、大动荡、大灾难的苦难岁月；另一边是台湾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踽踽独行，日本统治者发展殖民地经济，推行殖民地教育，推广“皇民化活动”，尽管类似“苗栗事件”、“雾社起义”之类小规模的抵抗活动时有发生，但在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被歧视的高昂代价下，台湾地区度过了相对平和与稳定的50年。50年的殖民统治，对台湾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都影响深远，无论是政治架构、经济结构，还是文化形态、教育模式，都与祖国大陆大为不同。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之外（比如日据末期，在公共工程建设、电力生产都较大陆先进），台湾民众的历史记忆、语言习惯、文化习俗、心理特点、价值认同、知识结构都与大陆民众有所不同，所以当光复之后，特别是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赴台的新一轮移民（“外省人”）与“本省人”要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时，两个族群不仅在政治经济等资源分配上进行竞争，而且在文化、教育、语言、心理、观念等各方面形成对比，其间的差异，为“省籍情结”埋下了隐患。
日据时期为“省籍情结”埋下的隐患，仅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端倪。台湾学者郑鸿生在其《水龙头的普世象征》一文中生动地叙述了一个极具象征意蕴的故事：光复后赴台的国民党官员及“外省人”看到水龙头一拧开就会出水，自己买的一个水龙头却怎么弄都出不了水——他们不知道水龙头的出水要靠与自来水厂联结，还以为是台湾人欺负他们是“外省人”听不懂当地话而卖给他们坏的水龙头，结果大骂台湾人奸诈。水龙头在当时就如现在的手机电脑一样，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也是歧视乡下人闹笑话的经典议题，其背后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及文化，是检验统治者执政正当性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使得60年来国民党都贴上了一个代表落后的“水龙头”象征符号。一边是“本省人”嘲笑和看不起“外省人”，另一边是“外省人”看不起“本省人”。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体现在对日本的看法上。“本省人”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苦难，没有“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恐怖记忆，也没有在前线浴血奋战，体验冒着敌人的焰火的危机感和壮烈感，特别是对于一个50岁以下的台湾人，其一出生所接触到的就是日本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教育，他要通过其他渠道，才能够认识到自己“不是日本国民，而是中国国民”。而日本的“皇民化运动”更是制造了人们心灵的创伤，使一部分人对祖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而对日本抱有程度不同的好感，甚至出现极少数日本殖民统治的协力者和亲日派，这些“本省人”至少不像大陆军民亲历日本****的兽行而对日本深怀仇恨，而且他们70%的人除了会讲闽南语以外，还会说日语。当打了八年抗战，带着国恨家仇的“外省人”来到台湾，接触到的却是一些满口日语（有时把听不懂的闽南语也当作日语）、不仅不恨日本人而且还对其抱有一定好感的“本省人”，其间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作为对日本的仇恨者与胜利者，一些“外省籍”国民党官员面对某些不能和自己同仇敌忾反而有日本遗风的“本省人”，自然心生鄙视和厌恶。“相看两相厌”，就这样，“外省人”与“本省人”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却无可选择地挤到同一个空间。50年日据的确为“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悲剧性冲突埋下了种子。
三、“2·28事件”的引爆
经过日据50年，“本省人”与“外省人”各方面的差异在台湾光复后进行了面对面的对比碰撞，“省籍情结”开始酝酿。加上国民党接收大员不仅缺乏经营产业的能力，使得工人失业、市民破产、粮食匮乏、物价飞涨，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而且用人不公，贪污百出，腐败横行。“已习惯于守法（虽然这个法是日本强制于台民的恶法）和循法而办事的台民，当然看不惯来自于无法无天、又贫困又落后的大陆歹徒之做法。”有人在旧总督府的大门上挂了一幅标语：“狗去猪来”，“本省人”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不满日益高涨，已经逼近临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