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如果台湾工商界在大陆投资过多，乃至形成台湾对大陆经贸依存度过高，大陆可利用这种经济联系促进和加快和平统一进程。
台湾当局认为：中共把对台工作的重点放在经贸往来上，运用“以经促政、以经促统”的策略，将两岸经贸往来与其政治任务结合。他们还以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作为论据，如杨尚昆在1990年12月的“全国对台工作会议”中，即要求“从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高度认识对台经贸工作的意义”，“发展双方经贸往来，密切两岸联系，是遏制台湾分离倾向、促进和平统一的有力措施”，而对台经贸工作应该“为促进和平统一的政治任务服务”。江泽民在1993年7月22日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台湾回归祖国，最重要的途径是扩大两岸交往，特别是加强经济联系。要多做台湾大中企业家的工作，吸引台资尤其是大宗台资到大陆，使台湾和大陆的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在经济上把台湾拖住，这也就是用经济促统一。”由此得出结论：“两岸经贸活动与政治层面已无法区分，值得从事两岸经贸活动者的注意。”
（3）如果两岸政治关系恶化，大陆又可以利用这种经济联系给台湾当局施加压力，成为直接影响台湾政局的有力武器；如果两岸间发生军事冲突，大陆还可以将这种经济联系作为一种“统一战争”的重要辅助手段，甚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
细究台湾所谓“国家安全”的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它是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两岸经贸交流的初期，台湾当局提出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台湾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如果不能以“武力光复大陆”，那么就应当通过文化与贸易等交流方式，来促进大陆制度的质变。因此，应该加快两岸交流以实现“和平转变大陆的使命”。在台湾的一些官员尤其是与两岸关系相关部门的官员中，同样存在以“台湾经济转变大陆”的构想，只不过“大多认为宜作不宜说”。1993年6月18日，李登辉也表示：“过去多年来，大陆采取经济开放的政策，一般认为大方向是对的，因为经济开放才能走向政治民主，我们愿意和国际社会合作来积极催化大陆的转变。”
此时，台湾当局将开放两岸经贸交流当作对大陆“和平演变”的工具，他们丝毫不认为这会给台湾所谓“国家安全”带来影响。但是，祖国大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出现台湾当局所期盼的那种“民主化”，台湾当局以“台湾经济转变大陆”的企图根本无法实现。
而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祖国大陆的国际地位逐年上升，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权越来越大，台湾当局感到谈判“筹码”越来越少，而经济上的优势是其最有力的“筹码”。他们认为，“台湾地区40年来的经济建设，已得到举世的肯定，而这股强大的经济实力，就是今天台湾生存的最大本钱，也是我们和中国大陆竞争的唯一武器。因为事实上，无论军事实力、尖端科技、外交关系、国际组织会籍等各层面来看，台湾都无法和中共相抗衡，因此，我们更应该谨慎运用在经济上的优势，并且继续保持经济实力，以争取我们最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因此，他们认为，两岸经贸交流尤其是台商大量赴大陆投资，有助于祖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削弱台湾的经济优势，从而减少台湾当局与祖国大陆抗衡的“筹码”。
不过，应该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当局的“国家安全”概念是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的，其“安全威胁”的概念基本沿袭国、共两党对抗的思维，即由所谓的“制度之争”而不是“民族之争”、“国家之争”所引发。
但是，随着李登辉“台独”野心的逐步暴露以及陈水扁的上台，台湾所谓“国家安全”的内涵转变为：如何避免祖国大陆的遏阻，以“安全”地实现“台独”。
李登辉等人担心“两岸人民经由贸易往来而关系趋于密切之际，将使台湾独立机会大为降低”，因此，想方设法阻碍海峡两岸经贸交流，推行“戒急用忍”政策。实际上，作为总体大陆政策的一部分，“戒急用忍”政策已经成为台湾当局“拒统求独”的重要工具。而陈水扁上台后，也多次强调两岸经贸交流必须服从于台湾所谓“国家安全”的观点，强调“有效管理”，实际上，也是以此达到“拒统求独”的目的。
祖国大陆明确宣示：“如果台湾的当权者，与社会上台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一起公开搞台独，公然向祖国大陆挑衅，向一中原则挑衅，那武力恐怕就难以避免。”“台独就是战争”，因此，台湾当局通过“戒急用忍”达到其“拒统求独”的图谋绝对不可能得逞。如果他们一意孤行，那台湾所谓的“国家安全”更加没有保障。
上述分析表明，出于政治考量，台湾当局并不希望两岸经贸关系趋于密切。相反，台湾当局从狭隘的“本土化”思想出发，以“根留台湾”为口号，给台商投资大陆设置重重障碍。当将所有企业局限于岛内发展的企图无法实现时，他们转而希望将台商投资分流至大陆以外地区；当分流的图谋几近破产后，他们则对台商投资大陆实施严格的审查、管制措施；使得其对外经贸政策呈现出“全球化服从于本土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全面禁止大陆资金投资岛内。追根究底，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台独”。
确实，台湾当局从谋求“与大陆对等的政治实体”、“两个中国”、“一边一国”的政治主张出发，对两岸经贸交往设置“警戒线”，并时常宣扬“忧患意识”、“危机意识”，阻碍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于是，政治上离散力与经济上趋合力形成明显反差，两种力作用的结果，决定了台湾大陆政策的总体界限，即大陆经贸政策必须限制在不缩小两岸经济差距、不扩大台湾对大陆依存的范围内，在保证台湾岛内安全和竞争优势的前提下，渐进发展。“这一界限决定了台湾的大陆经贸政策总是落后于两岸经贸的发展的实践，失去了政策本身应具有的科学性和指导功能，也反映了台湾的大陆经贸政策为其大陆政策所左右，并为大陆政策服务的特点，从而决定了台湾大陆经贸政策的局限性。”
从台湾对大陆经贸政策演变的过程中，自然可以看出其中存在“开放”和“管制”两种主张的角力和斗争，而且，“管制”的力量明显地占据了上风。从更加宏观的视角观察，“开放”和“管制”两种主张实际上同时也分别代表了台湾“全球化”与“本土化”两种不同的主张。
三、台湾在区域经济整合中的政治意图及其效果
目前，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机制主要是APEC和东盟国家与中、日、韩的“10＋3”机制。不过，台湾尚未被“10＋3”机制接纳，同时，它在APEC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已出现“边缘化”趋势。
1.“南向政策”的政治意图及其失败
为了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考虑，台湾当局对台商赴东南亚投资一直保持积极支持的态度。19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先后三次提出和实施“南向政策”，都是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对象。
1994年，台湾当局提出并实施了第一轮“南向政策”。台“行政院”颁布了“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该“纲领”的实施期限为三年，实施范围为当时东盟七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并选择了越南与菲律宾作为推行此项政策的重点基地。台“经济部”随后发表“南向政策（投资部分）说帖”，宣示其政策目标主要是：“1）协助国内企业较不具比较利益之产品移至东南亚生产。2）以部分东南亚国家取代1997年以后香港之地位，作为未来大陆经贸之中继站。3）运用在台发展经验，扩大整合当地资源、经营规模，以有效支援台湾岛内产业达成厚植企业实力根留台湾。4）增进台湾与东盟国家之实质关系，以增强台湾在区域安全体系之关键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