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汪曙申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协商谈判始终是两岸双方增进互信、扩大共识、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两岸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两岸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两岸关系的实践推动着两岸谈判向前发展，形成反映历史阶段性特点的不同模式。基于两岸谈判的领域、层面对谈判模式的需求不同，两岸双方理应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实际情况，适时推动谈判模式创新，为构建和完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两岸谈判模式之历史演进
（一）“两会模式1.0”
20世纪90年代初两岸交流呈现扩大之势，交流衍生的问题愈益增多，国民党当局长期坚持“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难以为继。1990年11月21日，台湾当局成立获得官方授权与大陆方面联系与协商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次年3月开始运作。大陆方面为推动两岸谈判、发展两岸关系，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作为与海基会接触、商谈的平台。1992年，两会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共识，即“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表明追求国家统一，成为两岸两会展开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1993年4月29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本着平等协商、互惠双赢的精神，在新加坡协商签署包括《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及《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将此次会谈界定为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和功能性，协议内容涉及的是敏感度较低的事务性问题，但此次会谈是1949年以来首次由两岸授权的民间团体进行协商谈判并签署正式协议，发展出两岸谈判史上的“两会模式”。然而遗憾的是，1994年“千岛湖事件”、1995年李登辉访美接连冲击两岸关系，两岸谈判随之陷入停滞。直至1998年两岸关系有所缓和，第二次“汪辜会晤”才于该年10月在上海举行，达成汪道涵访台的共识。但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不仅迫使汪访台行程取消，两岸关系也由此陷入冰点。自此，李登辉在分裂路线上越走越远，两岸互信已荡然无存，两会商谈完全中断，一度承载两岸对话和商谈的“两会模式”无法再走下去。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陈水扁当局迫于美国压力提出“四不一没有”承诺，但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和路线，否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完全没有转圜的余地，一步步陷入紧张对抗和冲突的恶性循环之中。
上世纪90年代开启之两会商谈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一项重大创新，但刚刚起步便陷入停滞，本文称之为“两会模式1.0”。“两会模式1.0”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它是在蓬勃发展的两岸经贸往来和民间交流下催生的，结束了两岸不接触、不谈判的历史，形成了两岸对话谈判的基础。第二，它创设了两岸通过谈判解决事务性问题的新途径、新方式，开创、建立了两岸制度化协商的机制。第三，它探寻出一条两岸化解敌意、缓和对抗、加强合作的可行路径，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正如马英九称，“该会谈开启两岸以谈判化解敌意、以协商取代对抗的历史新局”。
（二）“澳门模式”
2000年5月民进党执政后“台独”分裂活动加剧，两岸关系趋于紧张动荡，两会协商中断，两岸交流所衍生的大量事务性问题缺乏妥善解决的途径。从台湾方面看，陈水扁2003年抛出“一边一国论”激化两岸关系遭到岛内外强烈批评，2004年陈连任后在各方压力下试图缓和两岸情势，于是年“双十讲话”中抛出“两岸可以九二香港会谈为基础，寻求虽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作为进一步推动协商谈判的准备”。从大陆方面看，在民进党否定“九二共识”致使两会机制无法开展的情况下，大陆为尽早解决制约两岸交流合作的直接“三通”问题，展现出相应的灵活务实态度，提出由两岸民间行业组织进行协商的政策思路。2003年4月陈云林在纪念“汪辜会谈”十周年的讲话中提出，“在两会对话和谈判未能恢复的情况下，可以由两岸民间行业组织协商解决三通问题，搁置政治争议，及早达成协议，尽快通起来”。
在此特殊情势下，由两岸民间行业组织负责对口协商的优势在于，它不是两岸政治对话和谈判，能最大化地使技术问题单纯化、解决方式便捷化。基于此，大陆方面与坚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达成实施两岸春节包机的共识。由于在野的国民党没有公权力，最后通过行业对行业、团体对团体的方式就包机技术性、业务性问题进行沟通协商。从协商进程看，2005年两岸春节包机由中国民用航空协会海峡两岸航空运输交流委员会与台北市航空运输商业同业公会在澳门进行对口商谈，两岸民航主管部门官员各自以民间行业团体顾问身份与会。双方于2005年1月达成春节包机协议，同意两岸包机双向对飞、不中停和多点开放，由双方共同实施。
上述谈判被学者概括为“澳门模式”，即采用一种“复委托”的谈判形式。2003年10月，台湾当局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新增“复委托机制”，规定除海基会外，台当局可以委托其他具公益性质的法人协助处理两岸事务或代之签署协议，而经台当局委托的海基会也可以“复委托”其他公益法人执行任务。该项修法意味着，台当局确认了两岸事务性议题可以采用“政府主导、民间协商”方式，突破了以往单一的两会谈判模式。此后，两岸在两会平台停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分别委托各自相关民间行业团体，就特定事务性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与“两会模式1.0”不同的是，两岸民间团体成为谈判主体，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官员仅以民间团体顾问的身份与谈，台湾“陆委会”和海基会人员不上谈判桌。台“陆委会”曾以“搁置争议、不设前提，相互尊重、实事求是，政府主导、民间协助”来界定这一模式。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将该模式称之“政府授权、民间名义、官员主谈、公权力落实”。2011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期间，前“陆委会主委”吴钊燮访美时抛出“澳门模式”，称民进党重新执政后可能以“澳门模式”取代“九二共识”延续商谈。事后民进党中央虽否认吴代表民进党的立场，但反映出“澳门模式”在民进党内确实有一定市场。
“澳门模式”的内核是民间协商、达成共识和各自确认，它是特殊两岸关系的产物，能够解决一定的事务性问题，但亦明显存在局限性：第一，它是在两岸互信薄弱情况下的权宜性安排，仅用于解决“个案”问题，并无适用两岸关系的普遍意义。第二，它涉及的春节包机属于简单、单纯的事务，很难适用于牵涉两岸更广泛重要利益的复杂事务。特别是在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时期，“澳门模式”根本无法适应两岸的形势和需求。第三，它不是两岸制度性商谈，既不能作为衡量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性指标，对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正面作用亦相当有限。
（三）“两会模式2.0”
2008年台湾发生第二次政党轮替，马英九带领国民党实现重新执政。马英九上任后的重要议程之一即是贯彻国民党的大陆政策，重建两岸和平稳定的格局。马英九当局大陆政策的核心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的台海现状，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推动和完善两岸关系的制度化。一方面，马英九当局主张的“三不政策”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因而遭到不少的质疑甚至批评；另一方面，马英九当局承认并坚持“九二共识”的做法为两岸重启商谈创建了基础，在2008年5月执政后迅速恢复两会中断十年之久的对话商谈，其发挥的重要功能和积极意义不容否定。5年来，“陈江会谈”共举行了八次会议，签署了18项协议，涵盖“三通”、旅游、食品、医药、渔工、检疫、共同打击犯罪、经济合作、知识产权保护、金融监理、货币清算以及投资保障等广泛领域。2013年6月举办两会领导人换届后的首次“陈林会谈”，顺利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走向全面交流融合。台湾《经济日报》社论曾指出，若将两岸会谈以1.0、2.0作阶段性的区分，“汪辜会谈”两岸关系破冰可视为1.0阶段，“陈江会谈”两岸经贸协商新时代可视为2.0阶段。本文之所以将2008年迄今举行的两会商谈称之为“两会模式2.0”，主要是其与上世纪90年代之“两会模式1.0”相比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两岸建立并巩固政治互信，两会商谈形成制度化运作，更加稳定、更具可持续性。两会重启商谈的基础可以追溯至2005年4月“胡连会”达成的国共两党“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坚持“共同愿景”的基本路线，建立和增进两岸政治互信，才得以实现两会商谈的重启和制度化。此外，两会之间展开多层次的交流互访，成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召开“协议成效与检讨会议”，均有助于促进双方相互了解、有针对性探讨问题并保障协商成果落到实处。与“两会模式1.0”相较，“两会模式2.0”充分体现了“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精神，其稳定性、连续性和制度性更强。
第二，两岸功能性业务主管部门谈判参与度大幅提升。伴随两岸事务性谈判领域拓展、专业性增强，两岸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以两会顾问的身份直接参与到谈判中，就协议框架和内容进行全面沟通协商。如在两岸金融合作协议的协商谈判中，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与台湾方面的“金管会”是业务主谈者；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由司法部、公安部与台湾方面的“法务部”对谈；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则由商务部与台湾“经济部”负责主谈，等等。台湾当局将其概括为“机制对机制”、“官员对官员”。在两岸业务主管部门完成技术性和事务性的协议文本草案协商后，再由两会展开预备性磋商，最后召开两会领导人会谈正式签署协议。两岸业务主管部门以适当身份参与谈判，丰富了“两会模式2.0”的功能性、专业性和权威性。
第三，政治能量和社会效应更加显着。政治上的互信、经济上的互需、解决问题的导向，共同放大了2008年以来两会会谈的政治能量和社会效应。一方面，两会商谈的成功实践不仅扩大了两岸关系的制度化网络，更具意义的是在其过程中厚植了两岸相互了解与信任，形成两岸关系中“互信——制度化”之间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19项协议的达成和落实显着降低了两岸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交流互动的交易成本，极大地推进了两岸交流融合进程，丰富和完善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