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莫悲兮生别离！”
骨肉分离，两岸隔绝是中华民族锥心之痛！这痛，是历史形成的，已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太多的灾难，不应该永远地痛下去，中国海峡两岸终归要统一。然而统一的基础是双方的认同，认同的方式是展开交流对话。豫台大学生交流就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展开，这让人想起“悲莫悲兮生别离”的后一句：“乐莫乐兮新相知”。是的，相识、相知！豫台大学生的交流着眼于现在海峡两岸的相互认同，承担着未来促进海峡两岸统一的重任，同时也延续着以往豫台间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渊源。
在中国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而台湾在中国东南海疆，两地并不搭界，即使是直线距离也颇为遥远，更不要谈实际上由此及彼还要翻山越岭，横渡海峡。因此，仅从地理位置上看，河南与台湾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历史的真实恰恰与此相反。河南是中国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历史上，河南经受各种自然灾害，或动荡战乱较为频繁，每当灾害发生，或兵火四起，以致生活无着时，河南人往往被迫四处迁移，其中就有迁往闽粤地区，继而迁往台湾者。河南人的移入带去了中原文化，为当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得今天的河南与闽粤、台湾血缘相近，文脉相连，文化大同小异。在清朝，河南与台湾就建立了直接联系。不仅有台湾高山族人迁居邓州，繁衍成了河南“台湾村”，同时也有数十位河南籍官员在台为官，其中优秀者如曹瑾、陈星聚等在台湾修水利，兴文教，促发展，尤其在近代列强企图入侵台湾时誓死保卫台湾，谱写了一曲大陆与台湾共存亡、同命运的英雄赞歌。他们的光辉事迹至今仍为两岸人民纪念缅怀。
渊源不断的历史文化联系造就了豫台剪不断永相连的血缘亲情。
第一节历史上的豫台联系
历史上河南与台湾的联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三种形式。
第一阶段是秦汉及以前，豫台联系忽隐忽现，似无还有。中原文化圈内的早期典籍中，出现了高度疑似台湾的历史记载，河南安阳殷墟内出现了来自于东南地区的贝壳。而在台湾，经过考古发掘在石器时代文化中也找到了北方文化因子。这些都传递出河南与台湾之间可能互有联系，至少互有影响的历史信息。只是限于当时社会条件匮乏，相关记载大多语焉不详。因此秦汉及以前河南与台湾之间的联系达到了什么程度，双方是通过什么途径建立的联系，都成了历史疑案，留待以后更为翔实的资料和更为细致的研究予以佐证。
第二阶段是汉末以来至清以前，此时的河南与台湾跨越时空，经过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中转建立了联系。历史上，河南地区开发早，人口较其他地区为多，在不同时期受各种原因影响，河南人多有移民至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成为福建等地开发和发展的主体力量，甚至形成了新的族系：客家人。明清时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经济等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该地区的人继续迁徙，其中有很多移民至台湾和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因此，今天的台湾人虽然直接来自福建等地，其语言、风俗、文化等和福建等地相同或相似，但是，追本溯源，台湾、福建人寻根的终点却大多在河南，河南与台湾经由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了跨越时空的历史文化联系。
第三阶段是清代以来，河南与台湾建立了直接联系。台湾少数民族有迁至河南者，他们在清初随黄廷迁至河南邓州，繁衍至今，其后裔所在的村落现在被称为“台湾村”。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进行治理，此后台湾的行政建置不断扩增。为此，清政府从大陆派去了多位官吏。其中就包括数十位河南籍官吏，他们是清代河南人在台湾的重要代表。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直接联系成为豫台联系的主要形式，豫台两地的各种交往愈加繁荣兴盛，延续着历史上形成的豫台两地的血缘亲情。
一、豫台联系之第一阶段
河南与台湾之间的联系何时开始，并以何种方式建立，至今没有资料，故不能详述。但是，以河南为核心区的中原文化视野所及，可能很早就包括了台湾地区。这表现在某些中国早期文献中有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内容，其中可能包括台湾；同时在考古发掘资料中，也发现了中原和台湾可能有过联系的各种间接证据。
早期文献记载《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以其丰富的内涵、瑰丽的色彩，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十分引人注目。关于《山海经》一书的胜质，历来有巫书、地理书、神话着作说、信史说等多种争论。经过两千多年的争辩，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保留有丰富的古代信息资料，是古人历史观、地理观等各种观念的反映。书中主记山川的走向、物产的分布、民族的地域及特征，涉及祭祀的方式、神只、神话传说等原始资料，称得上是上古的大百科全书。《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有“闽在海中……闽中山在海中”等语，闽是居住在我国东南的越人，“海中”的“闽中山”无疑就是越人居住的海岛。根据人类学家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的习俗很多和古越人相似，甚至相同，那么，这个越人居住的海岛很可能就是台湾岛。
《列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着名的典籍，是列子、列子弟子、列子后学着作的汇编，由哲理散文、寓言、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组成，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其中《汤问篇》记载了一些海岛：“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古代航海技术有限，测算误差较大，记载也未免有夸张失实之处，但绝对不是凭空杜撰。从《列子·汤问篇》的这些文字中，我们大致可以得知，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将视野投向了中国东部海域，在发现的海岛中，有五座很大，以至于虽远离大陆，但仍能看见。那么，这其中有没有台湾呢？从常理推测肯定有！《越绝书》中也提到春秋时代，越王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这里尽管未指明外越所居海岛的名称，但从其方位和距离看，很有可能是澎湖或台湾。台湾古称“大员”，谐音称之为“岱员”，有人认为这正是“岱舆”与“员峤”二岛的合称，而“方壶”正是古之澎湖。可见，台湾岛早已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之中。
如果说以上两种文献的记载，只是表明中国人较早发现台湾的话，那么下列文献的记载，则表明中国人早已登上了台湾岛，对岛内的情况也颇为熟悉，甚至按照古代疆域范围，已经列入我国版图。
《禹贡》将全国按照方位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这一行政区划分方法有很强的科学胜，其影响弥久而强大。其中记道：“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岛”者，海中之陆地也，扬州内的岛当是台湾岛，“岛夷”就是岛上的士着民族。所谓“卉服”等语记载了台湾岛的一些习俗和物产，并提供了从岛上向中央进贡物产的路线图。
虽然上述文献成书于何时尚有争议，但是流传区域不可能不包括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因此，鉴于河南的历史地位，上述认识也能够反映出河南人对中国台湾的认识。尤其《列子》之作者列子，姓列，名御寇，东周威烈王时期人，与郑缪公同时，今河南郑州市人，隐居郑国40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列子》里的内容更是直接反映了河南人对中国东南地区的认识，为当时及后来者迁徙到东南地区打下了知识基础。
秦统一全国后，“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士，至于琅邪……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即已，齐人徐市（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徐市入海探险的结果，《史记》没有后续记载，台湾是否在三神山之内也无法确切考证，但范晔的《后汉书·东夷传》称：会稽海外有夷洲，徐福求蓬莱神仙不得，“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夷洲相传就是台湾。
毋庸讳言，因为历史久远和早期文献的模糊，本文研究多系推论，并非言之凿凿。一些学者难免也会据此提出其他看法，但是，要将上述结论完全推翻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台湾和大陆之间曾有“东山陆桥”相连，非常方便人口的迁徙和流动，即使浅滩被海水淹没以后，大陆与台湾之间也不是完全无法跨越。中国很早就发明了征服水的工具：船。《世本》说，古人“观落叶因以为舟”；《淮南子》说，“古人见窾（空）木浮而知为舟”；《易·系辞》说，“伏羲氏刳（剖开）木为舟”。这都说明我们的祖先在日常生活中，从落叶和树干能在水中飘浮的现象得到了启示，很早就造出了船。考古发现证明，距今约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距今约5000年前的杭州水田畈、钱山漾遗址中，都发现了木桨，说明早在7000年前，人们已经有了渡水工具，而且掌握了一些船舶推进技术。此后，人们将不再视水为畏途，具备了征服江河，甚至征服大海的能力。借助这些工具，人们跨越大海，登上沿海岛屿就是理所应当了。
考古发掘的材料考古学的诞生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历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也补充了很多的资料和信息。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考古工作的逐步展开，多处石器时代文化被揭露出来，如旧石器时代的长滨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大坌坑文化、圆山文化、牛骂头文化、牛稠子文化、营埔文化、大湖文化、麒麟文化、十三行文化、番仔园文化、大邱园文化、茑松文化、卑南文化、阿美文化等。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联合研究，使这些文化的文化面貌被逐渐破译，人们对其内涵、特点都有了清晰的认识，对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也有了初步的结论。但这些文化的来源，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或者受到了何种文化的影响，则受现有资料的限制，至今没有统一的结论，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为一种岛屿文化，台湾石器时代文化应该存在多元源头：它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既有自身发展的脉络，同时也会受到周围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强势文化的影响。其中，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与台湾地缘相近，血脉相连，必然会最直接也最深地影响台湾地区，但同时，在台湾文化中也发现有疑似华北地区的文化因子。
如1968年发现的长滨文化是台湾第一个被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主要遗址有八仙洞遗址、台湾北部的圆山遗址下层、台东成功镇的小马海蚀洞遗址和屏东县的鹅銮鼻遗址等。长滨文化的旧石器属于石片器系统，主要有边刃刮削器、尖状器、刀形器，砍斫器，加工制作技术简单，被称为“砾石石片器”。骨角器有长尖器、长条凿形器、骨针、骨锥等。在乾元洞的最底层，还有呈红色的火烧痕迹，并有少量木炭。从这些遗存的现象可知，长滨文化的居民以洞穴为家，过着狩猎、捕捞和采集生活，前后延续达万年之久。
关于长滨文化的来源，学术界尚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宋文薰教授认为长滨文化是从华南传进。张光直教授认为长滨文化从形式学上看，属于华南与东南亚的远古石片文化系统。1955年发现的广东省南海县熄火山、西樵山的14个遗址里的史前文化。其中有一组先陶文化，最接近长滨文化的石器群。刘益昌认为长滨文化和广西百色上宋村遗址及贵州南部兴义县的猫猫洞文化有密切关系。张崇根教授的观点颇为新颖，他提出长滨文化可能有两个来源：由华北、华南两个方向传入。由华北传入的是以楔形石核为代表的小石器工业技术，华南传入的是锐棱砸击工艺，二者的交相融合，诞生了长滨文化的楔形石器和锐棱砸击工艺，并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及各考古文化之间的联系推测出了传播路线。
总之，学者对台湾长滨文化来源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因为考古资料毕竟有限，各学者对考古资料的解读尚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长滨文化究竟来源于何方，究竟是一个来源还是多个来源，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然而，无论哪个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是，台湾旧石器时代的长滨文化和大陆旧石器时代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是不容置疑的。
相较于旧石器时代文化，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发展序列比较完整，在西海岸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以及东海岸都有发现。经专家研究，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大陆同时期的文化相似度更高，其关联胜更加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