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班崇拜两汉陋儒、方士的汉学家固不足道。那班最有科学精神的大师——顾炎武、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等——他们的科学成绩也就有限得很。他们最精的是校勘、训诂两种学问，至于他们最用心的声韵之学，简直是没有多大成绩可说。如他们费了无数心力去证明古时“支”、“脂”、“之”三部的区别，但他们到如今不能告诉我们这三部究竟有怎样的分别。如顾炎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逼”，到底还不值得一个广东乡下人的一笑，因为顾炎武始终不知道“逼”字怎样读法。又如三百年的古音学不能决定古代究竟有无入声；段玉裁说古有入声而去声为后起，孔广森说入声是江左后起之音。二百年来，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定论。却不知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一切古韵的分部都是将错就错。况且依二百年来“对转”“通转”之说，几乎古韵无一部不可通他部。如果部部本都可通，哪还有什么韵部可说！
三百年的纸上功夫，成绩不过如此，岂不可叹！纸上的材料本只适宜于校勘训诂一类的纸上工作；稍稍逾越这个范围，便要闹笑话了。
西洋的学者，先从自然界的实物下手，造成了科学文明，工业世界，然后用他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文字的材料。科学方法是用惯的了，实验的习惯也养成了，所以他们的余力便可以有惊人的成绩。在音韵学的方面，一个格林姆（Grimm）便抵得许多钱大昕、孔广森的成绩，他们研究音韵的转变，文字的材料之外，还要实地考察各国各地的方言和人身发音的器官。由实地的考察，归纳成种种通则，故能成为有系统的科学。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伦倔伦（Bernhard Karlgren），费了几年的功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廿七期）。
珂先生的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
我们不可以从这里得一点教训吗？
纸上的学问也不是单靠纸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单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两三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见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J.G.Andersson）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Licent）发现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
所以我们要希望一班有志做学问的青年人及早回头想想。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销磨在这故纸堆里，还没有什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等你们在科学试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那时候，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有何难哉！
（《新月》）
读书
胡适
“读书”这个问题，似乎很平常，也很容易。然而我却觉得这个题目很不好讲，据我所知“读书”可以有三种讲法：
一、要读何书。关于这个问题，《京报副刊》上已经登了许多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但是这个问题，殊不易解决。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所以我不讲这一类的问题。
二、读书的功用。从前有人作读书乐，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我们不说这些话了。要说，读书是求知识，知识就是权力。这些话都是大家会说的，所以我也不必讲。
三、读书的方法。我今天是要想根据个人的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读书有两个要素：
第一要精，第二要博。
现在先说什么叫“精”。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现在这种书签虽已不用，三到的读书法，却依然存在。不过我以为读书三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
我就拿它来说一说：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这句话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读中国书时，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不放过，近人费许多功夫在校勘学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笔一画而已。读外国书要把A、B、C、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如有人翻译英文，把Port看做Pork，把Oats看做Oaks，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小草变成了大树。说起来这种例子很多，这都是眼睛不精细的结果。书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细认字，就不必读书。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一时眼不到贻害很大，并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前人说口到是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我们现在虽不提倡背书，但有几类的书，仍旧有熟读的必要；如心爱的诗歌，如精彩的文句，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读此外的书，虽不必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中国书如此，外国书更要如此。念书的功用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读好的小说尚且要如此，何况读关于思想学问的书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这样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须要有几个条件：
（一）字典、辞典、参考书等等工具要完备。这几样工具虽不能办到，也当到图书馆去看。我个人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辞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
（二）要做文法上的分析，有文法的知识；做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它文法的构造，方才懂得它的意义。
（三）有时要比较参考，有时要融会贯通，方能了解，不可单看字面。一个字往往有许多意义，读者容易上当。例如Turn这字：作外动词解有十五解，作内动词解有十三解，作名词解有二十六解，共五十四解，而成语不算。又如Strike这字：作外动词解有三十一解，作内动词解有十六解，作名词解有十八解，共六十五解。又如go字最容易了，然而这个字：作内动词解有二十二解，作外动词解有三解，作名词解有九解，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须要加以考究的例。英文字典是完备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中究竟用第几个意义呢？这就非比较上下文，或贯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较英文更难，现在举几个例：
祭文中第一句“维某年某月日”之“维”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说它是虚字。《诗经》里“维”字有二百多，必须细细比较研究，然后知之。
又如《诗经》之“于”字，“之子于归”、“凤凰于飞”等句，“于”字究作何解？非仔细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之，但在《诗经》中就发生问题，待比较之，然后知“言”字为联结字。诸如此例甚多，中国古书很难读，古字典又不适用，非是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我们如何懂得呢？
总之，读书要会疑，忽略过去，不会有问题，便没有进益。
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他又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又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宋儒程颐说：“学原于思。”
这样看来，读书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难，只怕没有疑难。工具要完备，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难了。
现在要说手到。手到就是要劳动你的贵手。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的。必须还得动手，才有所得，例如：
（1）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
（2）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
（3）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札记可分为四类：
（a）抄录备忘。
（b）作提要、节要。
（c）自己记录心得。张载说：“心中苟有所得，即便札记。不则还塞之矣。”
（d）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着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说，发表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知识和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无论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
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知识思想方才可算是自己的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你也会说“进化”，他也会谈“进化”。但你对于“进化”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正确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许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更算不得“你的”知识。假使你听了我一句话，不服气，今晚回去就遍翻各种书籍，仔细研究进化论的科学上的根据；假使你翻了几天书之后，发愤动手，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假使你真动手写了这么一篇“我为什么相信进化论？”的札记，列举了：
一、生物学上的证据。
二、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
三、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
四、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
五、考古学上的证据。
六、社会学上和人类学上的证据。
到这个时候，你所有关于“进化论”的知识，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经过了自己的去取叙述，这时候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说，发表是吸收的利器。
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