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低碳城市的发展目标。多数学者认为，“低碳城市”的本质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问题（黄辉，2010），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降低碳排放是低碳城市建设追求的目标。何涛舟、施丹峰认为，低碳城市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达到碳源小于碳汇（2010）。不少学者依据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rossman，1991）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论证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指出碳排放减少需要有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提高的支撑，但倒“U”形曲线不能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借口（张莉霞等，2004）。单晓刚在肯定“碳减排”目标的同时提出了以城市为单位进行“碳补偿”行动的问题（单晓刚，2010），值得关注。
第四，关于低碳城市的衡量标准。对于什么样的城市才是低碳城市？目前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定性研究阶段，定量研究较少。诸大建、陈飞认为，低碳城市是指城市发展或城市经济增长与CO2排放趋于脱钩。这种脱钩有两种表现：一种是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绝对脱钩，即CO2排放随经济增长表现为负增长。这是发达国家当前需要采纳的低碳城市方案；另一种是CO2排放仍然是正增长，但是排放的速率低于经济增长或低于不采取政策措施的所谓基准情景（BAU），这是相对脱钩的低碳城市（2010）。
第五，关于低碳城市建设的路径。尽管切入的视角不同，但学者们在思维方式上基本都是以降低碳排放为中心，在碳循环的各个环节上做文章，入口上关注能源结构，过程上关注技术进步，使用上关注社会性节约，出口上关注增加碳汇。
比如刘志林等认为，低碳城市包含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发展两个层面（2009）；倪外、曾刚认为，构建低碳城市发展路径，包括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消费、碳捕获与封存技术，以及低碳管理与制度七个方面（2010）；王可达认为，低碳城市的构成包括绿色能源、清洁技术、低碳规划、低碳建筑、低碳消费、低碳制度（2010）；诸大建、陈飞认为，低碳城市包含在经济过程的进口环节、转化环节和输出环节的各种降碳、捕碳、吸碳努力（2010）。
1.2.4国内外学者关于低碳城市评价指标的研究现状
量化、微观、细分、解析一直是西方学者的主流研究方法。
从西方的低碳城市研究体系看，对城市碳排放因素、碳管理效应及碳循环代谢进行量化分析贯穿于西方学者低碳城市研究的始终，并形成了一系列分析模型。
这些模型与方法尽管在揭示二氧化碳排放、管理、控制机理方面从不同角度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自然过程的碳循环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测度模型多源于经济学、环境学、系统学等不同学科领域，除了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点上具有相同的出发点外，各自的理论基础、空间尺度、学术背景相距甚远，其学术成果很难整合，且由于城市本身的复杂性，这些研究还远不能提供一个可以有效指导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的量化目标。
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国内学者对低碳城市的研究总体上属于起步阶段，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与国外学者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其模型与方法基本上脱胎于源自西方的相关学科，对中国城市的碳排放及管理控制机制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但在火热的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的推动下，以节能减排为中心，以低碳经济为基础，学术界对低碳城市评估体系的研究产生了不少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流派：一是基于因素分析的低碳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2010年全球低碳城市联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提出了中国城市低碳发展排位指标体系（梁本凡等，2010），指标体系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设施和低碳政策6个方面设置了12项成分指标，并据此编撰了《中国城市低碳发展2011绿皮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爱兰重点分析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交通体系、消费模式、碳汇林业、制度环境影响城市碳排放的7大主要因素，提出一个包括20个指标的低碳城市建设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11）。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与环境标准化研究所综合考虑了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方面，描述了城市低碳的8大状态，使用23项具体指标，构建了评价城市低碳水平的指标体系（付允等，2008）。辛玲从经济低碳化、基础设施低碳化、生活方式低碳化、低碳技术发展、低碳制度完善度和生态环境优良6个方面构建了一个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1）。
二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低碳城市指标体系。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其编撰的《200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中，以全国城市和100强城市为对象，以2020年为时间节点，从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层面，将总体目标细化为9个子目标，并依据城市能源的情景分析结果，使用26项指标定量识别各个子目标。
在《基于DPSIR 模型的低碳城市指标体系研究》一文中（邵超峰等，2010），在对低碳城市内涵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低碳城市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原则和方法，并构建了“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框架，该模型涵盖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四大要素，不仅表明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行为对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表明了人类行为及其最终导致的资源环境对社会的反馈。该评价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5个因素，二级指标包括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规模、资源消耗强度、消费方式、污染物排放水平、产业、能源结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质量、社会评价、物质减量化、污染控制、管理制度、基础设施建设13个指标，具体又细化为能源系统效率、低碳城市规划等63个指标（邵超峰等，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吉林市低碳发展计划》（2010），提出了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4大类、12项低碳城市评价指标。同年，沈刚等人对此指标进行改进和调整，增加反映城市能源贡献、低碳工艺水平的技术性指标，并确定了指数化评分方法，以完善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三是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国内学者对生态城市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大量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国家环保总局出台了关于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等一系列评估标准；最早把生态城市与低碳城市结合起来，倡导低碳生态城市的是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2009），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编撰的《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提出了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总体目标；孙菲、罗杰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和低碳社会指标构成，构建了低碳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1）；赵国杰、郝文升构造了自然生态、经济低碳、社会幸福三维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空间结构模型，并依此建立了包含生态指数、低碳指数、幸福指数三维目标的多层指标体系（2011）。
四是基于脱钩理论的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同济大学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诸大建、陈飞等通过分析低碳城市碳排放的极大组成部分，包括城市交通、建筑、生产及生活等内容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年人均GDP增长率的能耗及CO2排放增长率比例系数，即弹性系数来评价中国发展低碳城市的效果，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为三种情景：当前惯性情景；相对脱钩的0.50情景； 绝对脱钩的0情景。
基于同一理论，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刘竹等从经济发展、物质消耗与污染物排放相互关系的视角，以“脱钩”模式为目标层，经济发展、碳排放、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为准则层，以CO2排放等8个具体指标为指标层建立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降低的态势，进而表征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资源、环境变化的历史趋势并反映城市低碳建设现状（2011）。
1.3选题意义与创新点
1.3.1研究目的
综合分析目前学界对低碳城市以及评估体系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低碳”上，是在为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如何“降碳”出谋划策，而对“城市”本身的特质和价值关注不够。这样做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如果我们把研究的关键词由“低碳城市”变为“低碳国家”、“低碳省”或“低碳县”，不少研究的绝大部分结论同样适用，因而对低碳城市建设的指导作用会大打折扣。如果按照这样的研究逻辑，消极的“降碳”最后得出消灭城市的极端结论，则更非学者所愿。
笔者认为，西方低碳城市研究的特点是在做“减法”，那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基本进入后工业时代；中国的低碳城市研究应该着眼于中国处于城市化加速期和工业化关键期的实际，研究“加法”，研究在生态文明框架下通过科学的城市发展来降低区域和国家的碳排放，探讨“发展”与“减碳”的双赢模式。城市作为人类文明成果最集中和最重要的载体，同时也是生态文明理念、制度和物质成果的核心载体，我们关注和研究低碳城市，实质上是在关注和研究生态文明时代城市的发展模式，“低碳”是手段和状态，“城市”及其价值才是目的。在深入研究如何“降碳”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和研究城市在生态文明时代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