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于马克思如何说明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在商品交换的历史中颠倒的这一点，青年卢卡奇并没有完全领会，但又直接套用了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所以，当他猛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之时，他的主要攻击点是可计算性的量化过程。从这一点来看，他的物化逻辑可以说是韦伯的逻辑的颠倒。这是因为青年卢卡奇所描述的对象，已经不是19世纪的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颠倒了，而是20世纪的韦伯所说的工业文明对象化技术进程中产生的合理化（量化的可计算的标准化进程）了，这种进程，从泰勒制以来，就一直在发展了。这种描述对象上的错位，使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出现了理论上的矛盾：在表面上，他使用的是马克思的奠基于商品结构（生产关系）的物化理论，但是其内在逻辑，却是韦伯的生产过程（技术）的物化理论。再加上青年卢卡奇的出发点是黑格尔，这使这种矛盾在卢卡奇的理论体系中得以保留。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主体对象化的物化和异化是同体存在的，他对此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区分出了两种形式的物化，并肯定了对象化的物化，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韦伯也分离了对象化和物化，他只关注在流水线生产中产生的可以计算和量化的对象化，而不关心带有价值色彩的异化，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是持肯定态度的。所以，青年卢卡奇在用否定性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时，会既肯定现实的物化过程，又在价值上否定它，并在黑格尔式的同一下，将生产的对象化直接看做物化。这种物化有本体的色彩，只有否定，没有肯定，是韦伯的物化和马克思的物化理论的杂烩。
青年卢卡奇的这种理论杂烩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他试图通过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将韦伯不带批判色彩的合理化思想和人本主义的批判倾向结合起来。回到马克思的理论看，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从价值悬设的角度出发，用一种否定性的眼光去看待现实的历史，具有很强的批判色彩，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对不同形式的劳动加以区别，比如奴隶制的劳动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具有什么质的区别，马克思并没有说明。异化劳动的原因在于劳动过程之中，是人类无可逃遁的命运。青年马克思虽然区分了对象化和异化，但也只是将价值维度与事实维度剥离开来，用价值来批判事实。而黑格尔则是想缝补事实和价值之间的裂隙，将人的自我意识和劳动，将价值和事实结合起来，以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这两种解放方式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罢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运用他的历史科学，重新为对象化和物化的划分赋予了意义。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性的劳动，而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在这里，异化劳动具有了历时性和暂时性，不再是人类永恒的宿命，是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消失的。它不再被认为是由于人类永恒的生产劳动所产生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交换过程中才产生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是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他所看到的物化现象，产生于商品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劳动交换关系通过交换中的资本、货币等等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是一种颠倒的现象。从这一角度来说，马克思的三大拜物教理论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的，共同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础。如柯尔施所言：“关于‘商品的拜物教及其秘密’的研究，不仅包含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的核心，从而也同时包括了在《资本论》中含有的全部理论的核心以及对整个唯物主义社会学说的理论与历史的观点最明确和最精辟的表述。”（［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与之相对，韦伯的理论则是从生产过程中生发而来，他所说的物化，是一种居于生产过程之中的物化，是由工具性的对象产生的量化和可计算的物化。所以，韦伯在论述他的合理化问题的时候，会把物化看做生产力发展所必然产生的，是无可避免的。而深受韦伯影响的青年卢卡奇，在吸收韦伯的思想时，就必然受到这样的困扰，即物化是生产过程的必然结果，人们将在物化中受到生产力的奴役，这与马克思从生产关系来把握物化是完全不同的。
在生产力奴役人的观点提出之后，青年卢卡奇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了，但这也同样意味着解放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这也是为什么受卢卡奇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人们都必须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是否可以消除的问题。可惜的是，除了马尔库塞和弗罗姆，几乎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有乐观的回答。因为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注定了它的无解。
就青年卢卡奇而言，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不仅没有把马克思的物化思想说清，而且在人本主义价值前提下申张的“阶级意识”也被证明并非批判资本主义的有效出路。他的贡献在于使人们开始关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的价值。在卢卡奇直接涉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后，他自己也意识到，他将物化与对象化简单地等同起来是有问题的。因为，劳动的对象化是人类劳动的实现，存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而物化仅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是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所以，卢卡奇也不再专门地建立一种异化理论了，况且，此时的卢卡奇的理论立场也已经改变了。因此，他没有将异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异化理论后来在思想史上得以深化，是由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来完成的。但是，青年卢卡奇用一种带着人本主义色彩的方式看待物化问题，对异化理论在后世的大放异彩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而卢卡奇从生产技术方面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更是为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开启了“启蒙辩证法”的新的批判逻辑。后来的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弗罗姆等学者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去进行人本主义式的批判时，也借用了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批判，这对他们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也产生了影响。
第四节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革命
前面已经谈到，第二国际在理论、实践上的双重困境和“十月革命”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能动性的彰显，构成了卢卡奇探求新的适合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理论语境。基于以主客体辩证运动为理论中轴的历史辩证法和恢复总体性的哲学诉求，卢卡奇对资产阶级社会物化现实及其相应的物化意识的剖析，意在论证无产阶级超越现实物化情境的总体性意识图景建构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换句话说，正如《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标题所示，阶级意识是卢卡奇的思考重点，也是卢卡奇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现实落脚点。在青年卢卡奇的分析构架中，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从生产到制度再到意识形态的全面物化的现实状态，而近代以来的哲学本身由于将现行的物化社会当做永恒的存在而无法超越物化意识，也无法达成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把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超越物化意识，重新恢复总体性的阶级意识。为此，在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时，青年卢卡奇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中，重新挖掘出一种以主体能动性为核心的价值批判逻辑。这种从主体角度出发的理论突破，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1.阶级意识问题的提出
阶级意识或意识形态问题的产生，与19世纪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特点直接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前，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指南并不是唯一的，直到90年代，马克思主义也没能完全拒斥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政治理论在工人运动中产生影响。这与无产阶级运动本身的自发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工人阶级将随着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从自发阶段走向自觉阶段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期望而已。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任务，是使无产阶级能够作为一个整体阶级成熟起来，并且能够推动一种世界性的联合。这个问题已经在现实的斗争中被注意到，考茨基和列宁都曾提出“灌输”的问题。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给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断提出新的挑战，这迫使无产阶级政党（即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将发动群众组织斗争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十月革命”是这种斗争的最具现实意义的说明。卢卡奇和葛兰西正是基于此，才把阶级意识看做一种对反对《资本论》的“十月革命”的逻辑的说明。1919年，当卢卡奇谈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时指出：“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权领域，而且同时在这一为社会意识的斗争中，都在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最近五、六十年以来越来越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它自己的意识发展成为现在唯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意识。”（［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1页。）
受“十月革命”的冲击，在西欧革命低潮背景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显著地突出了阶级意识的作用。他们对意识问题的这种态度归根到底是为了彻底摆脱第二国际机械决定论的理论阴影。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抽象的消极的反映论的观点才导致了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所以，他们决意要恢复意识和认识论的能动的革命本质，提示革命理论的巨大社会历史作用，也正是为了宏观无产阶级革命所不可缺少的能动的阶级意识冲动。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时代承担历史变革的自觉主体，这是由其社会地位决定的，不过，要真正实现这一主体地位，无产阶级需要培育自己的阶级意识，从而自觉地改造世界。
青年卢卡奇也在逻辑上对阶级意识问题进行了论证，他要说明的是：历史的、辩证的过程的原因和结果，都可以归结到阶级上来。阶级不仅仅是历史、辩证过程的体现，也是它的动力所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既是历史认识的自觉主体，也是历史变革的主体。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一种“主体”的过程的真理本身，也是辩证过程本身的意识。卢卡奇更进一步指出，革命的命运恰恰必须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成熟程度，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便是《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著作的重要主题。
